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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不同寻常的政治结构，以及安德烈亚·多里亚所指挥的舰队由他自己的船只——这是他重要的私人资本资产——组成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战争中总是表现得犹豫不决。他用个人声望支撑起了一个缺乏实权的热那亚政权。国家是多里亚的生意，桨帆船是他的资本资产。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在公共仪式空间里赞美国家，多里亚却在一座为款待卡尔五世而建造的宫殿中颂扬自己的个人地位，并强调他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贡献。多里亚以尼普顿的形象出现，他让大海风平浪静，身边有一条画有其英勇祖先的走廊，卡尔则被表现为朱庇特的形象。一个代表金羊毛的标志把皇帝和他的海军上将连接起来，多里亚在1531年获得了这枚颁发给哈布斯堡帝国精英的勋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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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亚的决定被证明是明智和及时的。在一个大国争乱的时代，独立的海洋国家没有生存空间，与最具经济吸引力的大国缔结长期关系维持了热那亚的经济活力。迫于无奈，它接受了帝国/西班牙的保护，以换取金融联系和进入新市场的机会。热那亚不再以战争和海军力量为实行国策的工具，它制定了更为广泛的海洋政策，以保全城市的经济和完整性。[24]为了避免被外国占领，它做了一个陆上大国的被保护领和代理商。它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它是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运作的。如果有普世君主国出现，热那亚会被迫采取顺从的态度，就像罗得斯一样。热那亚没有国家海军，也没有国家主义的领土野心，它不会对马德里那种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观造成威胁。热那亚的意识形态对西班牙没有威胁，因为它是一个弱小的被保护领，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海权国家。虽然热那亚和古代罗得斯一样，拥有一支小型巡洋舰队来保护贸易和打击海盗，但真正保护这座城市，使它免于遭受存在性威胁的是诸多大国从它身上感受到的共同利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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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的经济重心从海上贸易转向了银行业和金融服务。[26]虽说共和国没有钱，但热那亚却很富有，能够轻松地资助港口工程、城市防御甚至是战争。热那亚精英刻意决定在没有国家海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们利用其他手段来发挥国际影响。17世纪初，它与西班牙的联盟开始动摇，当时，西班牙王室暂停支付贷款利息，而且马德里还驳回了热那亚对海上主权的要求。只把热那亚共和国当作雇佣兵的承包商意味着西班牙帝国不再关心高效的船只和长期贷款。与此同时，更加廉价、高效的荷兰和英国航运及护航船队迅速取代了意大利船只的地位。[27]这些变化加速了热那亚从航运业向银行业的转变，尽管它保留了少量国有船只在西班牙和热那亚之间运送钱币，再经陆路运往佛兰德斯。热那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转口港，用优惠的关税制度把贸易吸引到这个港口来，从而取代了本地的航运。这座城市在没有海军或商业航运的情况下取得了国际影响力。很快，它的港口里就挤满了荷兰船只，而英国人则利用了位于里窝那（Livorno）附近的另一个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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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班牙的衰落，热那亚的地位也开始动摇。银行家们纷纷把资金撤出西班牙，1635年，议会拒绝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就在威尼斯衰落为一个海洋国家的同时，热那亚通过完全放弃海洋而幸存下来。它太小太脆弱，做不出其他选择。由于没有共同的敌人——一个比商业竞争更为紧要的普世君主国，热那亚于1653年提出的共和国结盟计划失败了。英国和荷兰的战舰就在里窝那门口为了贸易大打出手，而让热那亚人为控制海洋而战也是难以想象的。热那亚没有足够的收入和资源来跟不断崛起的民族国家竞争，它只好逐步发展为一个自由港，以摆脱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寄希望于更广泛的经济体系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大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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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衰落使热那亚暴露在波旁王朝的力量之下，法国的军队、舰队和法国想要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的野心令大大小小的海洋共和国无处容身。它们的存在就冒犯了路易十四的尊严。如果热那亚想继续进行贸易和银行业务，它就必须承认自己的弱小。1684年，由于热那亚把它的几艘桨帆船卖给了西班牙，法国与它起了争执，法国舰队炮轰了这座城市。路易十四逼迫热那亚总督前往凡尔赛，就这座城市竟敢无礼得像一个独立国家一样行事而公开道歉。热那亚马上把它残余的一点海军处理掉了。[28]路易把总督受辱的场面制成挂毯，并把它送往罗马，以提醒教宗，天主教的欧洲大权在握者究竟是谁。当法国大使公开庆祝一位王子的诞生时，威尼斯共和国也收到了类似的饱含敌意的信息。[29]路易的高压手段反映出了他对共和国发自内心的仇恨和对海权的深刻厌恶。意大利的各个海洋国家都被警告不得阻挡法国霸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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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那亚蒙受了屈辱，但它还是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因为法国和罗马不一样，它没有掌握海洋霸权。“英国、荷兰和西班牙舰队在地中海的活跃”限制了路易的势力，“共和国的力量并不在于它那支小小的桨帆船舰队——它可以轻易地同意解除其武装——而在于它的港口所能产生的利益”。[30]路易将会被“海权们”击败，再加上热那亚明显的“不设防”策略，这些因素保证了它的中立还能再延续一个世纪。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普世君主国罗马共和国真正的继承者，直接把热那亚并入了一个大陆超级大国。热那亚没能在1815年恢复它的独立地位，因为此时各共和国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上，而且英国急于从法国手里夺走一个有用的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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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热那亚的经历强调了海洋国家的局限性，但它的生存时间和威尼斯海权国家一样长。这些寡头共和国激发了欧洲各地政治思想家的灵感——尤其是荷兰人，同时还对北欧海权国家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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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会把葡萄牙当成一个海权，这种看法把拥有一个全球性的海洋帝国与取得海权这种文化身份弄混了。葡萄牙就像它那个更大的伊比利亚邻国西班牙一样，一直是个非常大陆化的国家，它缺乏包容性的政治、经济活力和对海洋的关注，无法构建海权身份。伊比利亚国家所占有的海洋帝国由王室独裁者来统治，他们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成功，强调大陆扩张高于海洋控制，并强制推行垄断性经济模式，破坏了人们的主动性和进取心。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君主们强迫所有经济行动者在一个以大陆事务为主导的体系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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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来自宗教狂热，这种狂热与重新征服北非有关，粮食不足和现金短缺也在鼓励它对外扩张。葡萄牙帝国的建立始于1415年它对休达（Ceuta）的占领，这是一座至今仍然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里的摩洛哥城市。“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the Navigator’）大力推动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以寻找砂糖、奴隶和黄金的活动，他为休达以及其他沿海飞地的扩张提供了资助。[31]当葡萄牙获得了亚洲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后，它那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无情地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了王室金库，使王室有钱在国内和北非实行各种事业。王室的垄断使香料的价格居高不下，交易量也没有增加，并把私营企业排除在香料贸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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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的控制扼杀了人们的主动性，减缓了决策的速度，并且用强大的宗教意图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摧毁了新生的海权文化。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这是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但宗教偏见——葡萄牙人赶走了穆斯林商人——和王室的垄断很快就使这个港口变得毫无用处。[32]葡萄牙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和宗教意图，利用海外贸易收益来资助他们在北非发动的十字军战争。宗教意图导致他们把对帝国及其殖民地上稀少的人口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教会。这种可以追溯到1319年的王室/宗教伙伴关系没有给商人留下任何空间，而传教工作和商业贸易的格格不入影响了葡萄牙与穆斯林的贸易。[33]亨利王子通过基督骑士团（Order of Christ）来资助那些具有开拓性的远航，他是该骑士团的司库。葡萄牙帝国主义事业的终极标志是无处不在的红色十字架，在贝伦塔的墙壁和葡萄牙卡拉克帆船的船帆上，最显眼的就是它们。红色十字架是基督骑士团的徽章，这个骑士团是个具有强烈陆地意图的十字军组织，他们的意图在摩洛哥造成了血腥的结局。由于缺乏其他资金来源，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被各宗教修会控制了。耶稣会士通过私人贸易来维持他们的海外前哨站，这些贸易，连同他们从王室手里获得的特权，必然会使普通商人处于不利地位。王室与教会的伙伴关系使葡萄牙发展不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来利用国家对海洋的探索和开发。国王把葡萄牙商人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之外，而神职人员则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对商人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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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政治上有权势的商人，葡萄牙要依靠热那亚的银行家、商人和航运来为它的海外贸易出资并把进口商品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安特卫普的市场也处在热那亚银行的把持之下。[34]葡萄牙在亚洲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终结于真正的海权国家荷兰之手，这绝非巧合，一个由相对包容的政治和开放的经济所塑造的共和国必须维持海洋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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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亨利王子到唐·塞巴斯蒂昂（Dom Sebastian），葡萄牙国王和王子们的精神世界总是被骑士对战场荣耀的追求所主宰。阿维什王朝痴迷于荣誉、反异教徒的十字军以及葡萄牙势力的扩张。国王若昂二世（John Ⅱ）大力推动海上扩张，因为他认识到此举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当他于1496年去世之后，“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the fortunate’）把海外贸易的收入用于在国内提升自己的声望上，想以此来提高他在欧洲的地位。曼努埃尔“梦想成为所有基督徒的国王”，因此，他迎娶了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的长女。这样，他们两人的儿子将继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王国，实现阿维什王朝的野心。[35]但他的梦想随着妻儿的去世而破灭，之后，曼努埃尔利用亚洲的财富在国内推行中央集权，提升王室权力，并攻击摩洛哥。为了讨好西班牙，他驱逐了犹太人。许多犹太人移居到低地国家，这显示出了原生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根本性的文化差异。曼努埃尔牺牲了海洋资本、航海科学、企业和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集中精力去追求大陆性目标，这使得葡萄牙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专注于海外贸易和海洋帝国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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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财富创造了一种为了提高威望而修建的建筑：位于贝伦（Belem）的塔和修道院，还有位于辛特拉（Sintra）的宫殿。“曼努埃尔式”风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索具和浑天仪，它们象征着葡萄牙对海洋的掌控。虽然曼努埃尔在贝伦修建的壮观塔楼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葡萄牙海洋活动的代表，但它其实是座到处装饰着十字架的基督教堡垒，保护着里斯本不受穆斯林袭击，塔古斯河对岸的一座神圣堡垒与它互为犄角。曼努埃尔式建筑的主要标志仍然是十字架，这象征着王室与教会专制主义的紧密合作。葡萄牙歌颂海权，却无法理解它。曼努埃尔的政权是宗教性的、专制主义的、大陆式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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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正如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身上观察到的，是一种充斥着“十字军理想”的文化，“由于收复失地运动和征服美洲的影响，这种文化习惯追求荣耀和战利品，而且还受到教会和贵族的支配，这使那些最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得以延续”。[37]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在商业航运的历史中找到了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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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葡萄牙帝国确实是个海运帝国，但它的母国并不总是有足够的水手和船只来应付自己的殖民贸易，有时候，部分商品是用外国（主要是英国）船只来运输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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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葡萄牙跨越重洋在亚洲和美洲建立了帝国，但它仍然保留着贵族式的陆地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流血和土地远比不体面的航海贸易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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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葡萄牙充当了旧知识和新观念的载体，而这些知识和观念又塑造了最后的两个海权国家，所以，它与海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葡萄牙航海家精通希腊、犹太和阿拉伯的航海科学，把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连接了起来，塑造了15世纪末欧洲的全球视野。[39]葡萄牙在建造远洋帆船方面是先驱者，为了与亚洲进行贸易，它建造了许多大型船只，但到16世纪末，它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已经落后于与它竞争的那些强国了。葡萄牙无法建造很多船只，它的商业损失很大，对造船业和贸易的投资濒临枯竭。1555年，葡萄牙还出版了它在海战方面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多明我会修士费尔南多·奥利维拉（Fernando Oliviera）写的《新海上作战技术》（New Art of War at Sea）。尽管奥利维拉有航海经历，还拜访过亨利八世的宫廷，但他的作品深受天主教会正统观念的缔造者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影响，认为大海是一个“放荡”或令人腐败的处所，即便能够通过它来传播神的话语也是如此。[40]就像他在王室和教会的主子们一样，奥利维拉认为令异教徒皈依才是航海探险的主要目标。他的书只有一本留存下来了，这表明他的著作印刷量很小。[41]难怪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越来越多地落入更为世俗的国家手中。奥利维拉访问伦敦的那段时间可能开启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将在都铎王朝末年戏剧性的海洋转向中获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转向中，英国人利用了葡萄牙的海员、著作、海图和经验。这些资源中有许多是在1580年以后，通过“觊觎王位者”唐·安东尼奥（Dom Antonio）的流亡宫廷获得的。英国人从葡萄牙航海家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并且通过劫掠葡萄牙的卡拉克帆船获得了航海和商业方面的情报，之后又仔细地掩盖了葡萄牙知识输入的痕迹。奥利维拉与跟葡萄牙海员有过密切合作的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在方法上有着深刻的不同，这一点颇具启发性。葡萄牙修士害怕令人腐败的大海，而雄心勃勃的英国人却预见到了国家依靠海洋获得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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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利开始写作的时候，葡萄牙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578年，国王塞巴斯蒂昂用亚洲贸易的收益征召军队，入侵了摩洛哥，这是一场陆地/意识形态性质的十字军战争，最后招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塞巴斯蒂昂和许多葡萄牙贵族在阿尔卡塞尔—吉比尔（Alcacer-el-Kebir）战役中被摩洛哥军队杀死，摩洛哥军队同样也是靠信仰团结起来的。1580年，由于在人力、金钱和声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葡萄牙被费利佩二世的哈布斯堡世界帝国吞并了。一旦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葡萄牙帝国马上遭到了荷兰人的攻击。[42]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从美洲和亚洲榨取财富，以供其在欧洲进行战争。来自荷兰共和国和英国的武装商人富有活力，他们对伊比利亚人发起了挑战，伊比利亚人因而放弃了海洋，退回陆上固守其领土和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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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亚洲帝国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这家股份公司打垮了，这凸显出了葡萄牙的软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来源一是抢劫葡萄牙船，二是阿姆斯特丹的股市，它得到了寡头制共和政府和前葡萄牙犹太人共同体的支持，正是这些犹太人把葡萄牙的专业知识传播开来。尽管遭受了这样的损失，葡萄牙文化仍然将领土控制和宗教问题置于海洋贸易之上。因为缺少资金、木材和熟练技工，它的造船业陷于停滞。由于船只和水手的供应有限，葡萄牙被迫放弃了通往北欧和地中海的重要贸易航线，把力量集中在亚洲、非洲和巴西的垄断市场上，即便在这些地区，大部分航运业务也是由外国人承包的。葡萄牙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从海上抽走了本来就稀缺的资金和人力，使得葡萄牙的商业航运奄奄一息。这门生意落到了正同时与伊比利亚双雄交战的荷兰人手里，他们既抢劫葡萄牙货物，也受雇运输葡萄牙货物，巧妙地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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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统治葡萄牙的时期从1580年持续到1640年，在这一时期，葡萄牙重视的是通过殖民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占领土地和获取资源，同时通过王室垄断来限制和控制贸易。卡斯提尔人对航海的蔑视，以及对十字军荣耀和绅士行为的痴迷，使葡萄牙人的态度变得更为僵化。1640年重新独立之后，葡萄牙急需获得保护，以免遭到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英国通过王室联姻与它缔结了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在英国的调停之下，西班牙及荷兰共和国与葡萄牙实现了和平，作为回报，英国获得了丹吉尔、孟买和进入葡萄牙市场的机会。[43]葡萄牙把海洋经济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英国，它最终成了一个海权帝国的一部分。里斯本被英国人当作了海军基地，英国军舰在这座城市里成了常见的风景，它从海上保卫着英国不断扩张的海洋帝国的侧翼。英国海军的物资和装备被存放在曼努埃尔国王在贝伦修建的大修道院的地下室里，那里还有一个空壁龛，静静地等候着塞巴斯蒂昂国王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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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后，巴西的糖、烟草和黄金令帝国复兴了，王室垄断了这些商品的交易。1690年后，巴西的黄金在葡萄牙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大部分黄金流向了英国，用于购买葡萄牙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换取英国保护葡萄牙的欧洲部分及其帝国。葡萄牙没能建立起充足的海军力量或商业航运来满足其帝国需求，而它的繁荣却依赖于这个帝国。它的商业是靠外国人来进行的，而“在葡萄牙，参加海军不会给人增添任何声望”[44]。有了英国的制海权做后盾，即使其亚洲帝国在荷兰和英国的压力之下崩溃了，葡萄牙也得以继续剥削其殖民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到1740年，果阿成了昔日它在印度贸易中所占地位的最后一抹回忆。1700年之后，葡萄牙帝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巴西——它在陆地上的权力基础，以及西非的奴隶贸易站，这些贸易站为巴西的种植园经济提供了劳动力。葡萄牙把它开发殖民地的大部分努力放在了巴西，直到19世纪20年代巴西的独立使帝国本身变得无足轻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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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以后，耶稣会对葡萄牙帝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他们在王室的支持下，以贸易来资助他们的宗教工作。[45]蓬巴尔侯爵（Marquis Pombal）在18世纪60年代赶走了他们，严重削弱了这个缺乏世俗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帝国。效率低下的王室贸易垄断失败了，这个垂死帝国最主要的经济出口变成了走私和非法贸易。利润不可避免地流向了英国，而不是葡萄牙。最后，连作为殖民地的巴西都在经济上超过了作为母国的葡萄牙。1792年，英国皇家特使和行政官员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断定，葡萄牙只有把首都迁往里约热内卢才有未来。对充满活力的殖民地而言，葡萄牙反而成了一个弱小的附属物。当时马戛尔尼正在出使中国的路上，想要打开那里的市场，他预测，严厉的“商业法规和限制”将迫使巴西人起来革命。这些垄断工具是为葡萄牙的大陆议程服务的。咄咄逼人的英国贸易和拿破仑战争加速了葡萄牙帝国的解体，而葡萄牙人缺乏维持这个帝国所必需的思维模式和人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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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帝国的衰落仅仅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葡萄牙从未将海洋置于国家政策或国家身份的中心。19世纪末，海洋终于在葡萄牙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重新编写的历史的一部分，英勇的航海家和殖民统治者被添加了进去。当萨拉查（Salazar）在曼努埃尔国王的贝伦塔旁修起一座法西斯纪念碑时，海洋地位的上升达到了高潮，这座建筑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下至1580年，葡萄牙一直在利用从帝国中获取的利益来资助它在欧洲和北非实施的陆上行动，这反映出一种极为保守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土地和农业比贸易更有声望：就连经营奴隶种植园都比航海更“绅士”。只有与一个海权大国结成不平等的联盟，才能确保葡萄牙帝国的安全，这个大国可以保护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及其欧洲边境。作为回报，英国从葡萄牙手里获得了商业特权，以及葡萄牙无力捍卫的丹吉尔和孟买这两个重要的海上枢纽。葡萄牙海外帝国的特征将由农民出身的殖民者来塑造，他们乐于抛弃伊比利亚那僵化的社会秩序，来换取南美的开放空间。与四海为家的商人不同，他们定居下来，融入地方并发展出了一种本土的、大陆性的身份，使葡萄牙能够在失去海洋控制的情况下保住巴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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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更别说是一个海权了。它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为独裁君主和专制的普世教会服务。贸易的收益被用来巩固王室的专制统治和提升作为国家臂膀的教会的权力。它全然无意与商人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在这个阶级里有许多外国人，这确保了葡萄牙首要的军事力量仍然是陆军，它保卫着与西班牙的陆地边界，并在北非征战。贵族式、陆地性的关注比参与海洋事务更重要。尽管葡萄牙保住了它的农业殖民地，但大部分贸易转口港落入了那些真正的海权手里，正是它们控制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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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政治上，伊比利亚人都缺乏能力来利用海外扩张所创造的机会，他们仍然热衷于王室垄断、传教工作和大陆性的法律控制，这些做法封闭了海洋，限制了他们的海洋帝国的发展，他们的航运业和银行业被佛兰德斯、荷兰和热那亚的承包商掌控了。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他们也认为海洋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需要跨越它来从矿业和农业中获取利益。他们的亚洲和美洲帝国是他们渴望的欧洲和北非领土的替代品。总而言之，伊比利亚海洋帝国的核心是土地，而不是贸易，是信仰，而不是商业。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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