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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所料，罗得斯迫切希望第二次罗马—马其顿战争早日结束，以保护它在大陆上的领土，还有更重要的，结束由腓力鼓动起来的海盗活动，这是腓力所做的战争努力的重要一环。罗得斯人希望这个地区仍然由一群国家组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中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以保护商业并抵制腓力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Attalus）的野心。他们参与战争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亚洲所有市场和港口的自由”。岛民并不想损害马其顿，只想恢复往日的力量平衡，只要有这种平衡，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们就无法对他们的贸易施加限制性、大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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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进行的以大规模陆地作战为主的战争中，罗得斯贡献甚微，只执行了几次海洋控制任务和小规模登陆。它把力量集中在对腓力的克里特“盟友”进行反海盗作战上，因此，只对海军进行了部分动员。罗马和帕加马在海上不需要多少援助，而罗得斯的陆军士兵数量很少，大陆强国并不怎么信任自利的海洋国家所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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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与塞琉古开战时，罗得斯巧妙地攫取了更多的大陆港口。尽管罗得斯的战略作用有限，但它拥有了更多的领土，并控制了基克拉迪群岛，只有被罗马人积极利用起来的提洛岛除外。埃及的持续衰弱意味着昔日希腊化世界里三强并立的局面已经被罗马和塞琉古所主导的两极体系取代了，如果这两个大陆大国为了领土开战，岛民可以保持中立，但前提是它们不会损害罗得斯的贸易。然而，“如果有一方彻底打垮了另一方，地中海东部会再度落入单一国家的控制之下”。到那时“罗得斯可能会发现，它在外交上又一次无路可走了”。[5]对罗得斯来说，不幸的是，在缺乏第三方力量制衡这两个“大国”的情况下，它们极有可能走向殊死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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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入侵希腊而罗马进行反击时，罗得斯保持中立，直到罗马舰队抵达提洛岛，此时塞琉古的军队已经被击败了。这个时候，罗得斯人还以为，从来没有在东方停留的罗马只会惩罚安条克，然后撤军。公元前191年到公元前190年，罗得斯精强的海军分别在锡德（Side）和迈昂尼苏斯（Myonessus）取得了两场重大胜利。在第一场战役中，他们打败了汉尼拔的腓尼基舰队，在第二场战役中，他们把罗马人从自己的无能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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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琉古战败并被解除武装后，罗得斯和帕加马就所占领港口的控制权争吵不休。罗马实施了一个聪明的折中方案：它把小亚细亚沿岸和邻近的海域交给罗得斯，但把达达尼尔海峡交给帕加马，从而让它控制了罗得斯在黑海的谷物贸易。现在罗马已经成了地中海地区的超级大国，“罗得斯在东方的独立和强大全靠罗马特许。如果元老院改变态度，罗得斯将会没有任何强大的盟友”。[6]海洋国家罗得斯的存在取决于一个大陆霸权帝国的心血来潮，这个帝国既不关心海洋问题，也不重视其独特的技术。虽然它与帕加马之间的争议仍然处在罗马的关注之下，罗得斯还是采取行动打破了帕加马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但这也破坏了它与帕加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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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得斯的军舰护送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从塞琉古王国迎娶新娘前来完婚时，这条如履薄冰的道路终于告一段落，此举是罗得斯对这两个希腊化君主国释放的善意，马其顿则以造船用的木材和黄金作为回报。罗马被触怒了，它开始支持吕基亚（Lycia）地区的独立运动，这个省份本是它最近授予罗得斯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众意见打乱了罗得斯在外交上的正常算计。罗得斯民众对罗马人的傲慢深感不满，同时又对“希腊同胞”抱有同情之心，因此，他们支持珀尔修斯，珀尔修斯带着敬意与他们结交，而罗马人既无礼又专横。罗得斯的领袖们明白，在与罗马的战争中珀尔修斯将会失败，他们不想受牵连，然而民粹主义煽动者却在竭力推动亲马其顿的政治议程。最终，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罗得斯没有往珀尔修斯这座火坑里跳，但也没有向罗马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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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往一样，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罗得斯的外交政策将会受到经济利益的左右。战争中断了谷物贸易，迫使罗得斯乞求罗马准许他们进入西西里市场。随着经济损失的加剧，罗得斯向罗马和出征希腊的罗马军队派去了调停者，但当调停者抵达时，珀尔修斯已经在皮德纳（Pydna）被彻底击败了，罗马人以轻蔑的态度接待了这些使者。罗得斯人不顾一切地想要讨好罗马，一个暗示就让他们屠杀了亲马其顿的派系。在罗马，野心勃勃的元老们想要更多的战利品，他们要求开战。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但之后几年，元老院一直在施压，不论岛民如何恳求，都不允许罗得斯成为罗马的盟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中立和超然之后，罗得斯已经别无选择：它要么成为罗马的卫星国，要么被摧毁。罗得斯的中立依赖地区权力的平衡，而不是它自身的力量：“使这种中立得以实现的那个世界最终在皮德纳战场上消逝了。”它成了罗马的被保护国。[7]一旦罗马于公元前146年摧毁迦太基和科林斯，建立起普世君主国，罗得斯就没有其他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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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提洛岛进行了开发，使之成为罗得斯的商业竞争对手，并收回了以前授予它的大陆领地，然而，这些明显带有敌意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拥有绝对权力者的漫不经心之举。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发起对意大利商人的大屠杀时，罗得斯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由于其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规模，罗得斯对罗马的力量深有体会，它是罗马最忠实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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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罗得斯被轻易地放过了，因为这个海洋国家太小，不足以构成威胁。公元前164年，罗马同意与它联盟，它没有被占领或掠夺，它被允许保留谷物贸易和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并且在地区事务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一个罗马普世君主国稳步将整个地中海世界纳入其版图的时代，为了保持经济繁荣，罗得斯选择了臣服。这个决定是理性的，对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和中间商管理的岛国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罗马治下的和平比战争更有利于商业，战争总是会让海盗活动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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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得斯的历史实际上在公元前164年就结束了，但它在名义上又独立了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规模太庞大，待在其首都的人完全注意不到边境上的一个小小定居点。只有在对付克里特海盗时，罗得斯参与了庞培那姗姗来迟的行动。公元44年，这座岛屿被归入亚洲行省的管辖之下，只是简单地维持着贸易。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贸易一直在下降，但这座城市仍然很富裕，其哲学和艺术对求学者和游客来说极有吸引力，是一座活生生的希腊文化博物馆。也许，罗得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雕塑《拉奥孔》（Laocoön）——体现出了文化的冲突、神的审判和繁荣的海洋国家走向毁灭，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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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有海洋国家而言，在帝国统治和民族国家时代，罗得斯的命运——被并入一个罗马行省——很具有代表性。在同质化的大陆文化模式中，阿马尔菲（Amalfi）、热那亚，甚至是威尼斯都将失去它们的自由和身份，这些模式憎恨、害怕海洋国家、海洋贸易商及其包容性的政治体系。罗得斯的经历将会在其他海洋国家身上重复上演。没有几个海洋国家能摆脱这样的桎梏，做到了这一点的就会成为真正的海权，而当海权的力量衰退时，它们又会做出跟罗得斯一样的选择。退让和顺从总比毁灭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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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热那亚共和国议会提议，四个海权共和国——威尼斯、联省、英格兰和热那亚应该结为同盟。[8]尽管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当时英国和联省正处于战争状态，但它表明，寡头共和政治与海洋国家之间是有联系的。共和国即受法律约束的公共政府，它不一定是民主国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共和国可以由贵族或寡头来统治，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真正的海权。他承认英国在1688年成为一个“共和国”，当时政治权力从国王手里转移到议会手里，使君主沦为世袭的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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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共和国大多是商业城邦，其中就包括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它们利用古典文本对自己的选择做了解释。汉萨和佛兰德斯的港口城市也采用了类似的政府形式，但它们对古代历史的兴趣较低。这些以自身利益和特定形式的经济活动为主导的贵族共和国容易受到更大的君主制陆上强国的攻击，后者希望对它们的贸易征税。它们也容易被那些不能从政权那里得到多少好处的人的暴动所伤害，这些人试图重新分配财富。当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帝国出现时，这些共和国的命运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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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共和国——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成为海权国家。其他共和国则因为太小，或是直接处于更大的陆上强国的威胁下而做出了另外的选择。中世纪的热那亚被群山环绕，没有一条大河将其与内陆地区连接起来，也没有足够的肥沃土地来养活它的人口，于是它出海去寻找食物和利益，并开辟了通往意大利北部和法国的陆上通路。在罗马的道路系统崩溃后，这个地点变得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暂地受到拜占庭的控制，但热那亚一直保持着和它的经济联系，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热那亚人通过海盗活动获得了经商用的资金，由于没有一个地区性的海权，他们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一直延伸到攸克星，与西班牙、北欧和大西洋相连的贸易帝国。热那亚的人口基数只有威尼斯的一半，因为太小而不能取得海权地位。即使热那亚能够在海上击败威尼斯，它也缺乏内部稳定和收入来源来维持对海洋的控制。威尼斯完成了从海洋国家到海权的过渡，在拜占庭帝国的残躯上建起了一个岛屿帝国，而热那亚缺乏内部凝聚力和本国资源，实现不了这个过程。它为了贸易与比萨和威尼斯作斗争，夺取科西嘉岛以控制邻近海域，并向利古里亚扩张，在那里购买土地，把当地的精英并到自己国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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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那亚，“自由”意味着贸易自由以及免于纳税，征税在中央集权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9]这种小国家的政治意图使热那亚成了派系冲突的牺牲品，它缺乏威尼斯那种强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当圣乔治国家银行于1444年停止交易时，它继续管理着这座城市的债务、征税、给投资者分红并掌管臣服于热那亚的城市和殖民地。这个国家是由一家银行的股东来运营的。热那亚人小心翼翼地向外国统治者隐瞒了这一事实，他们经常把统治权拱手让给这些外国统治者，同时利用这家银行来把真正的权力保留在寡头集团手里。热那亚差不多是个反国家（anti-state），它依靠的是私人财富、私人海军和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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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洛伦佐·圭多蒂（Giovanni Lorenzo Guidotti）于1766年绘制的热那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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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年至1528年间，相互敌对的派系不断争夺国家的控制权，引起了频繁、暴烈、破坏稳定的变化。只有一样东西稳定不变，那就是混乱。法国和米兰派来的行政官员总是满足不了热那亚人的经济需求，他们是群很有经济头脑的臣民，而本土的总督则屡屡被敌对派系赶下台。难怪威尼斯的秩序和稳定享誉整个意大利。[10]在150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这两座城市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威尼斯的贸易额增长到每年75万杜卡特[11]，而热那亚的贸易额则下降到只有12.5万杜卡特了。这种衰落始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因此失去了它的黑海帝国，而威尼斯于1474年收复了塞浦路斯。重新把贸易重心移回西地中海和北非的尝试遇上了伊比利亚、英国和法国商人的激烈竞争。这一贸易大多是在国家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用私人投资建造的大型卡拉克帆船来进行的。[12]缺乏政治凝聚力使热那亚的商业联系不断遭到海盗的破坏。相反，威尼斯则以外交手段和赔偿金保住了重要市场，其中就包括地中海的香料贸易，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热那亚的造船业急剧衰退，从事海运及其相关工作的人口比例也大幅下降。正如史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所言：“威尼斯找到了维持城市和平的方法，而热那亚却没有。”[13]由于国内的贸易不景气，热那亚银行家们开始向外国事业投资，其中包括葡萄牙对亚洲的探索，他们利用热那亚在里斯本、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重要地位来寻找新机遇。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转移了这座城市的焦点，正如奥斯曼帝国重组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一样，美洲的黄金改变了热那亚的经济。伊比利亚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热那亚商人在他们的体系内工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热那亚本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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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年，阿拉贡的费尔南多（Ferdinand of Aragon）承认了他对热那亚银行业和商业网络的依赖，就在卡斯提尔王国动员军事力量以完成收复失地运动时，他的中央集权军事国家粉碎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地区主要的经济行动者。他利用热那亚的海军和商业力量来确保贸易联系、资源流动和贷款。这些职能中的绝大部分被交给了外国承包商，费尔南多不容许西班牙的任何准独立地区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来运作——运营海洋国家的是商人和银行家，不是土地所有者和军阀，而正是后者管理着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国家。热那亚是外国，相对较远，而且政治上很软弱，如果它成了问题，也只需断绝与它的往来即可。[15]这种关系反映出了西班牙的发展。占领塞维利亚后，卡斯提尔人想要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起初，“这些海军行动中所使用的军官和人员在早期主要是意大利雇佣兵，而许多年来，塞维利亚的传统海运贸易也还是掌握在穆斯林、比萨人或热那亚人的手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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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那亚保持海洋国家身份、以基本的海洋共和国模式来管理国家的同时，威尼斯创造了一种文化，以维持恩里科·丹多洛总督表现出来的海权野心。由于热那亚仍然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它没有把财富用在建设富丽堂皇的城市或进行公开展示上。热那亚没有成为一个大国的野心，因此也就不需要通过艺术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它没有发展出一个当地的艺术流派来体现海权文化。热那亚的艺术赞助人会雇用佛兰德斯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来制作一些平庸的艺术品。雅各布·布克哈特强调了热那亚对高等文化那种众所周知的轻蔑态度。“热那亚的例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不安全的财富与庞大的贸易、内部的混乱与拥有遥远的殖民地是并存的。”[17]布克哈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大得多的海洋帝国，但它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他没有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成为一个像热那亚那样的海洋国家会招致怎样的后果。热那亚精英们宁愿在狭窄的街道上为了家族的地盘而争斗不休，也不愿意通过展示文化而在政治世界里与其他国家竞争，他们没能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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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兰德斯和荷兰艺术家中有一部分人——包括鲁本斯在内——在热那亚工作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为北欧的赞助人服务的。利古里亚的岩石海岸和热那亚的港口为许多荷兰海洋画作提供了一种平淡无奇的背景。[18]精英们所进行的公开展示是家族性的，并不是为了国家。共和国的圣乔治宫只有一个大房间，在壁墓中陈列着一些社会名流，一个世纪后，荷兰人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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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洋国家热那亚依靠私人的主动精神而不是国家控制来制造影响时，海权大国威尼斯却被卷入了与比它更大的陆地强国的冲突中，它本可以回避这些无法取胜的冲突。随着地中海被少数几个强大政权瓜分，威尼斯开始转向陆地，这引起了大国的警惕，而热那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领。1522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洗劫了这座城市，“没有任何事件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外国统治和放弃自由的真正代价”[19]。热那亚在陆上大国的争斗中只是一个马前卒，它缺少金钱和人力来维持独立地位和贸易自由。它必须投靠一个阵营，并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1528年，热那亚与当时的霸主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反目，因为他把萨沃纳港（Savona）建成了一个足以与热那亚竞争的经济中心，威胁到了热那亚存在的理由，此举与罗马开发提洛岛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热那亚与罗得斯不同，它还有选择的余地，因为它是在一个多极国家体系中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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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出身的热那亚金融家和军事承包商安德烈亚·多里亚推翻了由法国撑腰的政府，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结为同盟。多里亚在不寻求国家干预也不增税的情况下确保了热那亚的贸易自由和利润。法国的统治使热那亚商人被卡尔五世蒸蒸日上的帝国拒之门外，随着美洲黄金的涌入，这个帝国的力量正与日俱增，新同盟符合商业精英的利益。卡尔同意尊重热那亚的政制和经济利益，雇用多里亚的桨帆船队，任命多里亚来指挥他的地中海舰队，并且从热那亚银行借钱来支付舰队的费用。[20]这个约定使多里亚发了大财，并确保了他在热那亚的影响力。热那亚战舰使西班牙有能力应对法国和穆斯林的威胁，同时，热那亚在航海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有助于新大陆的开发。多里亚通过制定新宪法来维持国内秩序，这部宪法使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仅由贵族和富商组成的寡头集团手里，剥夺了其他人的政治权利，并降低了外国势力的影响力。任期为两年的总督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首脑：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商业阶层做出的。最终，热那亚通过成为一个寡头制共和国实现了稳定，这是海洋国家典型的政治模式。多里亚以“自由”的名义——所谓自由，指的是贸易自由和尽可能少交税——重建了共和国，但他仍然留在幕后，主持着最高法院，以便维护支撑这个体制的法律。多里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公仆，避免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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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亚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家和海军承包商，热那亚则是它的被保护领，不是一个国家。由于土耳其人从热那亚手里夺走了希俄斯岛（1566年），它的经济重心被迫西移，但西班牙的黄金流入了热那亚，使它的银行业获利甚丰。[21]热那亚在西属美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占有很大份额。正如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所说的，“到费利佩二世时，这个骄傲的日不落帝国几乎成了热那亚的经济殖民地”。1638年，西班牙制定法规，把外国人排除在西属美洲之外，却独独忽略了热那亚人，三百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在帝国体系之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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