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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40 彼得试图通过革命来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国家，把他继承下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欧亚国家的重心转向西方。但他的政治模式是独裁的，而不是包容性的。他钦佩的是路易十四，而不是威廉三世。他进行的最大挑战是重塑民族文化，以支持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都是些表面文章。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工程上的一项尝试，很少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或这么大的范围内试着去做这样的事”[40]。他把被迫接受新文化的俄罗斯精英与无须接受现代化转向的俄罗斯人民分离开，正如路易十四计划以凡尔赛宫把他的贵族与他们的领地分离开一样。彼得在新文化中注入了强烈的古典寓意元素，他交替着成为赫拉克勒斯、皮格马利翁（Pygmalion）、马尔斯、尼普顿和朱庇特，还有开创古代帝国的英雄们，亚历山大、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尤其是最后那位。彼得在新卢布上的肖像是古典罗马风格的，而在为了庆祝他于1716年短暂指挥四国联合舰队而铸造的勋章上，尼普顿的战车由四匹海马拉着，这或许会让人想起安东尼奥·维利奥（Antonio Verrio）画的《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Sea Triumph of Charles Ⅱ），彼得可能在伦敦见过它。继承尼普顿职责的想法迎合了他的虚荣心。然而，俄罗斯的巴洛克风格并不是随意选取古典元素做成的大杂烩：它用艺术来强调彼得想要使俄罗斯成为新罗马的野心。当宣传家费欧凡·普罗科波维奇需要一个恰当的类比来描述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时，他想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波尔塔瓦就是现代的扎马，它凸显了彼得野心的大陆军事性质，以及他海军计划所处的次要地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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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42 1710年以后，本土艺术和外来艺术的结合加上强大的宗教元素，为圣彼得堡提供了和莫斯科一样强大的精神基础，但其意义更为重大。1705年，海军部造船厂的启用使这座城市成了彼得战略野心的核心。他要求俄罗斯贵族在涅瓦河上行驶时使用船帆而不是船桨，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务实的思想转向，让贵族们熟悉海军舰队的工具可能会使他们支持他的计划，而且还可能催生本国的海军军官。义务性的赛船会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即把新文化强加给不情不愿、心怀抗拒的人们。[42]彼得希望圣彼得堡既是他的首都，又是俄罗斯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精力旺盛的海洋城市。对熟悉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那种开放社会的人来说，这一意图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彼得无意与传统贵族分享权力，更不用说授权给本来就不存在的本国商业诸侯了。他的海洋城市属于帝国，不属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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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44 与此同时，彼得在海洋艺术和海景方面的品位凸显了他对阿姆斯特丹乃至深受荷兰影响的伦敦海洋文化的热爱。彼得用来装饰墙壁的大部分艺术品都是舶来品，其中包括他和妻子的肖像。城市景观画、风景画和海景画要么是从荷兰买来的，要么是专门定制的。除了伦勃朗（Rembrandt）、范·戴克（Van Dyck）和勃鲁盖尔（Breughel）等公认的大师，他对一些不太出名的荷兰艺术家也很欣赏，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给他上过绘画课的亚当·希洛（Adam Silo，1674—1760）创作的精细海洋艺术，还有以伦敦为活动基地的亚伯拉罕·斯托克（Abraham Storck）和雅各布·斯托克（Jacob Storck）兄弟创作的海景画。实际上，彼得没有时间吹毛求疵。1711年，他订购了“四十多幅”以“海战和各种海船、荷兰城镇和村庄的远景以及运河和船只”为主题的画像。风景画和其他类型的作品他也能接受。[43]他的艺术品位跟一位荷兰船长差不了多少，把水手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和对这门学科不加批判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查理二世的眼光很好，他把范·德·维尔德招到了伦敦。而二流作品就能让彼得满意了。彼得的品位让人回想起他在荷兰的日子——不论在海上，还是在岸上——这样的品位很适合被看作彼得海军计划的一个象征。海权绘画纯粹只是彼得个人的爱好，很少有俄罗斯艺术家起来响应海洋转向，因为会赞助这类作品的人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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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46 作为彼得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沙皇政权开始创作和传播西式画像，促进国家的欧洲化，并树立足以在国内外界定这个国家的新标志性景象——特别是圣彼得堡和军舰。至关重要的是，彼得用西方的官僚程序、数据收集和专业精神取代了旧式的，以教会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和智识焦点。然而，他保留了一种旧式的指令性经济：印刷机以及它们印出来的文本和图画都控制在国家手里。[44]俄罗斯需要一种书面语言来传达沙皇的意愿，并向他的人民介绍新的制度、技术和思想。为了摆脱教会斯拉夫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俄罗斯需要一套能被广泛接受的、有稳定规则的语法，以及大量的外来词汇。德语、法语，甚至是英语都遭到了掠夺，以便发展出一套可以适应不同活动领域的俄语词汇。16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俄语语法书，这部书深受沙皇的影响。海军是最需要一种新语言的地方，它使用荷兰语来进行指挥，采用了英国—荷兰的航海术语，并且依靠引进的技能来运转。外来词至关重要，因为俄语里没有合适的词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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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48 俄罗斯的“航海转向”是“一项非凡成就”，“光靠它就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词汇入侵”。这些外来词中有许多至今仍深深扎根在现代俄语中，其他的则填满了帆船时代之后的词汇表。这些词来自威尼斯、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涉及了造船、海军军衔、船舶管理和岸上设施。它们出现在彼得于1720年颁布的《海军条例》中，“将航海转向化为了法典”。在1696年的亚速战役中，彼得开始向海军发布书面指示，并随着海军规模和经验的增长不断更新和补充这些文献。他对规则的痴迷——痴迷于把西方的制度强加给他落后的国家——在《海军条例》中达到了顶峰。彼得把法国、荷兰、丹麦和英国的海军法典翻译成了俄语，印刷出来，并“从英国法典开始”对它们进行协调，如果没有合适的英国规则，则留白。[46]1722年，彼得和他的团队完成了《海军部和码头管理条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就是在这一条例中，他提出了他的著名主张，认为陆军只构成了一条手臂，统治者要组建海军才能拥有两条手臂。这个比喻强调了联合作战的重要性，这是彼得取得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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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0 1720年的《海军条例》是本四开的大部头书，页数多达450页，收录了大量新词汇和新思想，在沙皇于1725年去世之前，曾几次以俄语、英语和荷兰语被重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在内容基本没有改动的情况下被反复印制，这种耐用性既反映了它最初的编纂工作做得彻底，也反映了彼得的继承者们对此缺乏兴趣。这本书的卷首插画是由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C.B.拉斯特雷利（C.B.Rastrelli）设计的，他是圣彼得堡新生文化精英阶层中的佼佼者，而负责雕版的是荷兰艺术家彼得·皮卡尔特（Pieter Picart）。画面显示，象征着海军和陆军部队的符号、俄罗斯双头鹰、希伯来符号和六行经文包围着乘坐在那条著名的小船上、还是个小小水手的沙皇，这是他最初的水上探险，也是他领受“创造俄罗斯海军的神圣使命”之时。这一信息在序言中得到了加强。他已完成使命的意思非常明显：彼得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舰船是装备了50门大炮的“命定”号（Predestination）。[47]使用来自宗教和《圣经》的船只标志使施加于这个极端保守的内陆社会之上的新力量获得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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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2 《海军条例》记录了俄罗斯漫长而失败的海洋史，以凸显彼得作为受命于神的绝对统治者在创建和指挥新舰队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文本是用新的俄罗斯国家语言写的，在近200年后，我们仍能完全理解它，并以新的、经过简化的标准民用字体把它印刷出来。它与西方的类似文本有可比性。[48]在1708年到1725年间，俄罗斯至少出版了80部其他的海事书籍。其中很多是译著，包括25本关于战术旗号的专门书籍和供俄罗斯学生使用的学校教科书，还有一些贸易法规。“航海转向”的高潮出现在谢苗·莫尔德维诺夫（Semen Mordvinov）1748年的航海手册中，这本手册是由一名彼得时代的海军学院学员编写的，此人在法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其他地方，俄罗斯的海军教育深受英国影响：1698年，彼得听从东道主的建议，从英国聘请了一些熟练的航海教师回国。他们带来了基本的阿拉伯数字和高等数学，为全方位的科学启蒙开辟了道路。亨利·法夸尔森（Henry Farquharson）花了41年时间来教育俄罗斯海军军官、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翻译文本，并为测绘和制图计划提供知识。正如安东尼·克罗斯（Anthony Cross）和詹姆斯·克拉克拉夫特所认为的那样，在效力于彼得的外国人中，他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经营了30年的海军学院在整个罗曼诺夫时代一直是俄罗斯英语学习的大本营。彼得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与都铎时期的英国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都通过翻译从更古老的海洋国家那里大量地借用词汇和思想，最终形成了真正的民族文学，但它们当中只有一个成了海权国家。写于1720年之前的俄国海军史只有几篇庆祝彼得在海战中获胜的布道词，它们出自彼得的首席宣传家普罗科波维奇大主教之手，他给《海军条例》赋予了惊人的宿命感和神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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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4 彼得还使用版画来传播海军文化，他委托工匠制作了圣彼得堡景观、舰船、海图、海战和胜利以及一部地图集的版画，这种现代化的艺术突出了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基地和要塞建筑群，它们是舰队的家园和守护城市外围的堡垒。这些图画是为了把帝国的力量铭刻在外国政府和俄国臣民的脑海中而制作出来的。它们在西方造成了激烈的反响，其程度超过了彼得的期望，甚至引起了英国的担忧，但在俄罗斯国内，海事议程却停滞不前。西方的艺术家很快就被俄罗斯人取代了，他们对西方设计进行了改造。有一幅画画的是1710年时250艘战舰从圣彼得堡驶往维堡，这幅画特别有震撼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次远征确保了圣彼得堡的安全。[50]彼得不仅建造了这座城市，他还确保了整个欧洲都能看到它的画像，这些画向欧洲人传达了他的愿景所具有的现代性。18世纪80年代，当俄罗斯有取代法国成为新罗马之势时——这是大陆对海洋所能造成的最大威胁——最后一个海权大国的统治者乔治三世，得到了一幅罕见的圣彼得堡大海军部的版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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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6 位于海上这一点支配着彼得建起的这座伟大城市：它是一个西式港口和海军基地。然而，这座城市和俄国海军一样，从近处细看就会大为减色。时尚的年轻绅士们去北方旅游时经常以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的书为伴，帕金森说，他“第一眼看到这座壮丽的城市”就深感陶醉，“它的宏伟远远超过了我所见过的任何城市”，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市内建筑物的正面都很脆弱，“如果不好好照顾它，它必定会变得非常荒凉破败，墙表的灰泥会脱落，露出后面破旧的砖墙”。帕金森对这些“宏伟建筑”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彼得建设海军的宏大野心，这两者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彼得去世50年后，受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贾科莫·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为圣彼得堡修建了许多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和统一性使这座城市真正具备了帝国的恢宏。[52]但在这个过程中，圣彼得堡失去了它与海上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混乱、不断演化的情形——就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临水商业区那样——之间的联系，而正是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把彼得迷住了。它成了体现陆地帝国伟大的不朽丰碑，在这样的城市里，平凡、诱发腐败的商业建筑和肮脏的港口生活是不受欢迎的，追逐金钱者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其他试图展现帝国恢宏气象的城市——从罗马和华盛顿特区到巴西利亚和北京——与它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繁荣的海港相比，这些大陆式的首都所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当彼得着手在俄罗斯文化中塑造彼得革命的公众形象时，他脑海里所浮现的可不是这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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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8 彼得敏锐地意识到了艺术的文化力量，这是西欧君主们展示自己的通用手段，他把复制凡尔赛、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大型画廊当成自己的事业。冬宫和夏宫的画廊特别让他自豪，在那里陈列着大量威尼斯、荷兰和佛兰德斯的海洋画，它们当中有许多被挂在彼得挚爱的夏宫里最显眼的地方。[53]由于受到法国的启发，他还建立了一家挂毯工厂，以创造出最高级的精英艺术。他的品位深受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的影响：他了解阿姆斯特丹，并认识到了它与威尼斯之间的联系，1698年时他可能匿名访问过威尼斯。[54]他被这座海洋城市迷住了，在图画、版画和地图上大量地使用它，动用工业来收藏它的形象。他把其中许多作品展示给公众看，以塑造俄罗斯人的品位。这座传说中的运河之城拥有海军力量、商业和文化，它让沙皇对梦想的追求变得更为炽热。彼得治下的俄国把威尼斯的奢华与展示同平实的荷兰输入品——船舶画像、造船工人和商人——结合在了一起。威尼斯人一直在制作用于庆祝的作品，描绘那些能体现权力和悠久历史的非凡场面，这些作品里充斥着船只和代表这个独特国家的符号，供王室首脑和高阶贵族使用。1697年，俄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建立了商业和外交关系，之后彼得买下的威尼斯画至少跟荷兰画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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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0 彼得去世后，俄罗斯与威尼斯艺术之间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下来，但他买来的画都被送进了仓库。1740年，他的女儿叶莉萨维塔（Elizabeth）即位时，让人把这些画修复并挂在一个新画廊里，这是为了纪念彼得所取得的进步而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中的一部分。[55]更多的图画是通过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居民获得的，起初，它们只是用来装饰墙壁的，但很快它们就有了自己的文化意义。1753年，叶莉萨维塔制作了一系列版画来庆祝圣彼得堡建城五十周年，这些版画体现出了威尼斯人的艺术品位在表现圣彼得堡的威望与权势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圣彼得堡成了“北方的威尼斯”，这是彼得刻意为这座城市打造的另一个形象：在俄罗斯的海军力量和商业航运奄奄一息之际，他的女儿复活并强化了这个形象。这些版画中流传得最广的是两幅从涅瓦河上观赏圣彼得堡全景的画。尽管画上满是雄伟的建筑——冬宫、彼得保罗要塞及教堂、俄罗斯科学院，但在画面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一艘桨帆船，它的桨在有力地划动，船尾威严的武器凸显了王朝的意图。这个场景完全可能出现在圣马尔谷湾上，它是故意让人做出这样的推论的。[56]尽管叶莉萨维塔孝敬父亲，并且喜欢华丽的艺术，但她并不怎么关心彼得的海军，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陆军身上。俄罗斯仍旧只想在陆地上耀武扬威，因此才有了圣彼得堡的这些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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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2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圣彼得堡的文化语言从威尼斯海权改为经过修正的罗马古典主义时，英国艺术品取代了威尼斯画像的位置。[57]理查德·布朗普顿（Richard Brompton）在1782年时创作了一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肖像画，这幅画“有多重寓意，并且能看到远处的俄罗斯舰队”，而乔治·哈德菲尔德（George Hadfield）画的克里米亚风景画里则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新海军基地。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没有去过俄罗斯，但他送给了叶卡捷琳娜一幅画，画的是婴儿时期的赫拉克勒斯，这与儿童时期就卓尔不凡的彼得联系在了一起，暗指俄罗斯帝国的迅猛发展。女皇非常欣赏雷诺兹，把他的《艺术谈话录》（Discourses on Art）翻译成了俄文，雷诺兹也为她的宠臣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作过画。[58]当俄罗斯需要再次进行大规模海战时，对海洋画像的需求——彼得最重要的兴趣之一——必须得到满足。富有进取心的英国海洋画家理查德·佩顿（Richard Paton）把四幅以1770年俄国海军战胜土耳其舰队为主题的巨型画作送到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公开展出了它们。佩顿可能从参加过这些战斗的英国军官那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把它们用在了作画中，他因为这些画获得了一枚金质勋章和1000英镑。[59]英国的海洋艺术显然被当成了庆祝俄罗斯海军复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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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4 彼得使海权文化短暂地、爆发性地侵入古老的俄罗斯身份之中，留下了奇特的遗产，它们迟来的、扭曲的复兴反映出了这位伟大沙皇的人格和他大力推广的海洋图像学所具有的力量。在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一次迟来的海洋转向终于开花结果了，在这个时期，重建和自由主义恢复了俄国与西方思想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俄罗斯接受了海洋，并开始支持本国的海洋艺术家。在一个经历了失败和国内动荡的时代，把俄罗斯视为航行在危险的革命和变革风暴中的第二方舟，这样的看法大受欢迎，这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狂风暴雨中，对航行方向和历任沙皇的掌控权进行反思的机会。宗教思想强调通往孤岛和海边修道院的旅程，而伏尔加河船夫的自由为被压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正在大众文化中扎下根来，激进分子则不断地修订沉船的比喻，以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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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6 彼得也许可以从此时俄罗斯人的一些尝试中得到少许安慰，他们试图摆脱俄罗斯内陆身份的限制，冲破冰封的海洋，进入全球商业的开放海洋。这种想法的新颖性可以从伊凡·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写的海军故事《巴拉达号三桅战舰》（Frigate Pallada）中判断出来，这本书记述了从喀琅施塔得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旅程，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俄罗斯读者群创造了一种“新文学类型——海上冒险”，而这时，离拉穆西奥、贾梅士（Camoens）、哈克卢特和雷利的时代还有三百年。“最简单地说，潜入深渊的形象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在19世纪初终于成了一个完全自觉的帝国。”[60]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的时代，海景代表着终极的自由、湮灭甚至是自我毁灭。俄罗斯人担心大海会淹没一切，用《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终结所有的混乱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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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8 这种启示录思想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如在地势低洼、易受洪水侵袭的圣彼得堡更能让人信服，在那里，一股强劲的东风就能带来一场洪水。1824年11月22日的特大洪水卷走了一万多人，摧毁了大半支照常停靠在喀琅施塔得的舰队，并破坏了海岸防御工事。[61]彼得、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建起的坚固堡垒被大海推翻，让圣彼得堡暴露在皇家海军的威胁之下。大海使俄罗斯和它的“新”首都变得脆弱，对海的恐惧取代了昔日以莫斯科为首都时人们最担心的火灾。彼得的梦想改变了俄罗斯人的恐惧，使他们从害怕草原游牧民族和火灾变为害怕两栖入侵和洪水。“一个只在陆地上生活的民族会恐惧大海或许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发现大海的过程与他们痛苦地发现外部世界的过程是重合的。”当外部世界于1854年来到俄罗斯海岸边时，它引发了长达60年的深刻变革。在混乱中，俄罗斯发现了一位海洋艺术家：出生于克里米亚的浪漫主义者伊凡·艾瓦佐夫斯基（Ivan Aivazovsky）。他描绘出了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统治下的黑海舰队的英勇壮举，并把海洋带进了民族意识当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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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0 最终，海权对沙皇的野心做了最后一击：军舰是彼得野心的关键象征，但它却成了革命的媒介。战列舰“波将金”号（Potemkin）和巡洋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是一场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将会放弃圣彼得堡，并屠杀具有民主思想的水兵[63]。在苏联的统治下，太空取代海洋，成了梦想的领域，承担起作为净化、解脱和自我毁灭象征的重负。[64]然而，在俄罗斯人的思想里，海洋仍然扮演着一种近乎神秘的角色：2014年，夺回塞瓦斯托波尔反映了这座英雄城市所具有的持久身份，在这里，曾有一百万俄罗斯人在两次大规模围城战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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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2 事实上，彼得对俄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深远影响，除了他真正关心的海洋之外。尽管他极力推广这个信息，但俄罗斯人并没有被说服。这种失败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彼得的经济观点受到了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对英国贸易政策所做描述的影响，普芬道夫认为，英国把纺织品出口与造船业和海军力量结合了起来。俄罗斯大多数的出口商品——粮食、木材、铁和造船物资——体积庞大，按重量计算价值较低，而且不涉及复杂的制造工艺。不断改进的产品标准使俄罗斯的铁、亚麻和帆布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了欧洲市场。在鼓励俄罗斯出口的同时，彼得采用了大陆式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大北方战争后，他强行实施了一种保护主义模式，利用关税和进口替代来保护国内的工业和俄罗斯的资本。他对与俄罗斯产品竞争的进口产品征收37.5%的关税，同时对无法在本国获取的必需品，包括贵金属、书籍和治疗坏血病用的柠檬，实行免税进口。他想让俄罗斯成为亚欧贸易的中间人，从而不断推动向东方的勘探和扩张。[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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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4 彼得推行的是集权、专断和专制的经济政策，以便维持他那个不断扩张的军事国家。他不会与工商界人士分享政治权力。他不想创造一个商业阶层，只愿意从俄国的港口大量出口低价值产品，并收取关税。这个建立在土地和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产生不了可以用于创造商业财富或刺激贸易的闲置资本。俄罗斯商人没有资本，没有对自己财产的合法可执行权利，更没有政治代表和地位，他们的“士气和自尊”低下，无法创造出充满活力的海洋经济。俄罗斯商人并不富裕，也没有过奢华的生活，他们害怕国家或贵族会夺走他们的财产。这对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66]彼得去世80年后，在俄国游历的英国牧师及评论人士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把俄国的落后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民众仍然处于“完全的附庸地位，除非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否则也无法对民族礼仪（意义文化）做任何有效改变”。毫不足怪，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这本书禁了。[67]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需要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武器、制服、装备、火药和军舰都是由国家制造的。乌拉尔地区的炼铁厂不断发展，但由于缺乏资本和竞争，它们只能依靠落后的方法和不熟练的奴隶劳工。俄罗斯缺乏现代化道路，国内经济靠的是河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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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6 彼得把经济生活的大多数方面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保留了农奴制，这削弱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有利于保障就业，稳定价格，但它不鼓励竞争和创新。为了赢得战争，经济得到了调整，1721年后，彼得制定了一个重商主义的、自给自足的方针，同时通过出口来充实国库。这种做法在前工业时代很有效，利用了俄罗斯的优势，但缺乏有机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帝国的经济基础停滞了一个多世纪，因为俄罗斯一直未能产生或持续保有关键的技术，尤其是在造船、冶金和武器制造方面。它要靠进口商品和外国工匠来满足战略需求。这个问题在海事部门中尤为严重。彼得想让全俄罗斯的商业汇聚到圣彼得堡来，但试图把贸易从现有的中心（如阿尔汉格尔斯克）转向别处，这样只会破坏内部格局，麻织物的贸易走不到北极圈外去。最终，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商业中心，通过运河控制着进出口，这些运河把圣彼得堡与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里海的广阔经济腹地连接了起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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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8 波罗的海成了俄罗斯出口的焦点：谷物、木材、亚麻、大麻、铁、沥青、钾碱焦油和毛皮被换成了现金、西方工业制品和殖民地的产品，其中就包括卡马森侯爵的烟草。商船和水手都来自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来自俄罗斯本国。俄罗斯没有奉行重商主义的海运政策，它没有利用关税壁垒或补贴来建立一支商船队，而是把航运交给了这些海上强国。没有重要的远洋运输，俄罗斯就无法为一支有效的帆船海军提供熟练的人手。少数自愿选择航海生活的俄罗斯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在西方船只上得到的待遇更好。[69]正如阿卡迪乌斯·卡亨（Arcadius Kahan）观察到的那样，远洋商船“在俄罗斯经济史上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除了在沿海地区以外，俄罗斯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支重要的商船队。由于缺少资本和技术，跟西方航运业竞争很不合算，这使得西方航运业主宰了俄罗斯的对外贸易。起初占据最大份额的是荷兰人，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英国人已经接管了这个市场。此外，卡亨还认为，俄罗斯的“《航海条例》是愚蠢的，因为俄罗斯的海上对外贸易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商品未经标准化，缺乏质量规范，最重要的是，相对缺乏资金”。高昂的营业成本和压迫性的官僚机构阻碍了俄罗斯商业航运的发展，而俄罗斯的贸易资金则主要来自外国的预付货款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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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0 西方的船只造得更好，也更便宜——即便是那些用俄罗斯木材在阿姆斯特丹组装的船只也是如此，同时，俄罗斯海员缺乏关键技能。俄罗斯只在与造船技术更为落后、海员更少且资本短缺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提供航运服务。沿海航运还是在用古老的、本土的方法进行。卡亨的大陆性观点——缺乏远洋航运没有妨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认识到了能在俄罗斯催生商业海运的唯一理由是长期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威望”，但他明显低估了缺乏熟练海员导致海军实力不足而产生的战略危险。彼得死后一个世纪，俄罗斯海军仍然要靠把招募来的生手和外国雇佣人员结合起来的办法维持运转，跟彼得在世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俄罗斯没能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国内造船业来：只有政府的海军设施掌握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需求太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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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2 缺乏国内商业航运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俄罗斯与其最大客户英国之间的贸易反映的是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联系。18世纪10年代初以降，战争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英国人把俄罗斯经济当成了目标。英国乐于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收支逆差，以确保能获得重要的海军物资——木材、大麻、亚麻、沥青、焦油和生铁。伦敦的银行与俄罗斯有很多业务往来，而俄罗斯公司（Russia Company）[71]则把贸易跟银行业及俄罗斯商品的消费者联系起来了，特别是英国海军部。18世纪20年代，皇家海军维持着波罗的海的势力均衡，以免俄罗斯垄断这些物资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在积极寻找替代性的物资来源。1734年签订的《英俄通商条约》（Anglo-Russian Trade Treaty）使英国获得了海军物资和其他初级产品，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向俄罗斯经济注入了2500万英镑，并帮助俄罗斯发展了出口。1766年签订的条约对英国不那么有利，但仍确保了它的战略需求。大部分俄罗斯商品都是由英国船只运往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反过来，英国则向俄罗斯提供了奢侈品和殖民地的产物。当通商条约于1786年到期时，经济和战略理论家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提出，英国必须通过在国内生产或在其他地方购买物资的方式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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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4 1793年签订的新通商条约向英国敞开了黑海贸易的大门，但这个条约在1800年被沙皇保罗（Paul）终止了，英国主宰俄罗斯市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种状况反映了俄罗斯不断增长的经济重要性，以及1807年至1812年间英国对波罗的海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的依赖所造成的战略压力。1815年之后，英国的经济和帝国政策削弱了这种依赖。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认为加拿大可以代替波罗的海，于是对关税做了调整以促进加拿大的林业发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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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6 18世纪时，英国缓慢却显著地丧失了它在俄罗斯市场中的优势，这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当俄罗斯以军事力量击败瑞典和土耳其并关闭地区市场时，英国认识到，不断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将在各地以高关税壁垒妨碍英国的竞争。然而，英国的贸易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801年，由于与英国之间的贸易突然中断，沙皇保罗死于非命。十年之后，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他的儿子冒险与法国开战。尽管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军事大国，但这些事件表明，俄罗斯要靠英国的购买力来保持国内经济的流动性，并为这个沙皇帝国的野心提供资金。英国的政策制定者看到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海军力量与重建喀琅施塔得之间的联系，它们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主要特征——尽管土耳其问题总是在报纸上占据着头条的位置——而且它们得到了必要的回应。英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知道，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仍然像1703年时一样，难以抵御海军力量的攻击，因此，他们制定了海军和经济战略，以最大化自己的力量，这是英国传统的有限海上经济战战略的一部分。1855年，英国就是通过实行贸易禁运以切断资本供应，进而导致俄罗斯破产的方法打败俄罗斯的。[74]阻断出口和威胁要炮轰圣彼得堡的制海权战略决定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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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8 在18世纪，英国制造商为俄罗斯提供了关键服务。他们在圣彼得堡市内开办了索具工厂，在喀琅施塔得拥有锯木厂。英国企业家威廉·戈姆（William Gomm）对俄罗斯做了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评价，说它“未能把自己的资源转变为大型商船队和海军，从而把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海上强国”[75]。俄罗斯忽视海洋，也无意为转变为一个海权国家而建立海上基地。戈姆的观察是一项持续分析的一部分，这凸显了英国对俄罗斯海军、帝国和首都的关注有多密切。当俄罗斯成为一个欧亚军事大国，具备了相当重大的外交影响力时，英国政治家认识到，彼得的大陆式重商主义经济将限制他们进入俄罗斯的国内市场，控制出口，并取消中间商。彼得很清楚，波罗的海的海军物资对英国这个海权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曾目睹这些物资涌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景象。他也明白它们对波旁王朝海军的价值，他以在经销俄罗斯产品的加的斯等港口设立领事馆的方式利用了海军物资的外交影响力。[76]虽然这些国家装出一副对彼得的舰队印象深刻的样子，但他们都知道，这支舰队远远比不上皇家海军。尽管俄罗斯实行了强有力的服务来支持军队，但英国拥有用来控制海洋的蓝水舰队和用来保护充满活力的海洋经济的巡洋舰队，这是俄罗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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