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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彼得的海军计划能够幸存下来表明他的工作具有永久性，那么俄罗斯那部周而复始、总是以悲剧收场的海洋史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俄罗斯舰队是从外国进口的，它被强加给了一个坚定的大陆民族，他们很少接触海洋，对海洋也毫无兴趣。正如彼得只能强迫俄罗斯人出海一样，后来的政权也不得不依靠敕令来让他们留在海上。当这种压力因为战争、破产或帝国失去对海洋的兴趣而消散时，海军就会陷入混乱，不再适于航海。[77]彼得死后，俄罗斯只留下了少量舰队，刚好能够震慑住摇摇欲坠、心神不定的波罗的海敌国。[78]此后，俄罗斯不再追求拥有更多的舰队，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跟奥斯曼帝国及瑞典开战时，才重新开始向英国学习如何建设海军。舰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支防御部队，致力于保护圣彼得堡和波罗的海各省的安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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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批评。俄罗斯仅需足够支配波罗的海的海军力量即可。1721年之后，瑞典已被击败并受到威逼，不足为惧，而且丹麦也在帮助俄罗斯压制瑞典。1721年的和约签订之后，已经找不到什么非得耗费巨资维持海军的理由了，海军之所以能够继续扩大，靠的仅仅是沙皇的意志。其后的俄罗斯政权重视的是其核心安全利益——陆上防御和向南扩张。他们缺乏与皇家海军竞争的野心和资源，全靠喀琅施塔得的要塞来把皇家海军挡在圣彼得堡之外。彼得二世通过把首都迁回莫斯科来减少威胁。到18世纪20年代末，舰队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大部分船只连索具都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船员。舰队大都腐朽不堪，难以修复，而彼得竭尽全力才创造出来的基础人力资本，用来操控同样由他创造出来的国家力量的伟大象征——舰队——的俄罗斯海员，也四分五裂，有的人回到了沿海地区，还有的则登上西方商船出海去了。到18世纪40年代，从外国招募来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海军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80]彼得的海军只剩下了一个还能发挥功效的要素——提供了安全和核心基础设施的要塞群，围绕它是有可能建立一支新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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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为俄罗斯打开了一扇门，输入了欧洲的商品、人才、金钱乃至思想。它是维持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只要它还是首都一天，俄罗斯就会致力于成为欧洲国家，哪怕为了保护它的安全必须付出很高的成本。1997年，为了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00周年，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莫斯科河上为彼得树立了一座出自祖拉布·采列捷利（Zurab Tsereteli）之手的华丽纪念雕像，以此来向罗曼诺夫王朝的遗产致敬。在这座巨大的雕像上，彼得被塑造成了国家的舵手。21世纪的普通莫斯科人会如何看待这次航海转向，目前尚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座雕像是否反映了出生于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的普京总统在海军方面的雄心。在广大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圣彼得堡从来都不曾取代过莫斯科的地位，第三罗马的文化力量经受住了沙皇与其他意识形态——包括海洋在内——的露水姻缘。海洋、船只、战役和海图的画像，连同海军部大楼、造船厂、军舰和海上堡垒，都是外国的舶来品，由外国的匠人创作，或是在他们的启发下产生，并借鉴了外国的模式。然而，它们成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载体：沙皇所采用的新近经过标准化的、更有效率的语言和字母，以及把西方科学、军事和海军文本翻译成俄语的行为——这在这个民族身上留下了最持久的印记——确保了老莫斯科人用彼得的新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意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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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陆国家的分析人士们对彼得的海军革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这个现象，只是在计算他的军舰数量，而不是评估它们的战斗力——但英国和威尼斯的评论家却透过现象看穿了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理解沙皇无意将俄罗斯改造成一个海权国家，他们对圣彼得堡的解读方式也完全不同，强调的是喀琅施塔得的防御工事，而不是它的舰队。他们知道彼得的计划是罗马式的，它与路易十四对普世君主国和帝国地位的追求之间有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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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评估揭示了彼得的计划和他们自己的海权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彼得的舰队明显不如英国皇家海军，但作为一支庞大军队伸向海洋的那只手，它构成了严重的地缘战略挑战，这支军队似乎有意吞并所有的王国，并控制它们的贸易。新近统治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诸王在德意志北部地区有着重大影响力，而当俄罗斯军队开进该地区时，他们威胁要停止波罗的海地区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此举深深地刺痛了这个最后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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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日益增长的权力迫使英国人评估他的野心。1705年，新上任的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注意到了“沙皇有多热爱航运业”，建议他的政府允许沙皇征募英国的造船工人，沙皇最喜欢的就是英国工匠。英国造船工人和军官是最适合安插到俄罗斯报道海军前景的人选。[82]1725年，在彼得的波罗的海舰队中担任舰长的约翰·迪恩强调了沙皇在创建海军、处理河滨和沿海事务以及为新帝国建设一支合适的海军的长期计划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俄罗斯控制着波罗的海，其船只配备了出自本国的桅杆、船坞、帆、锚和缆绳。然而，只有在“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强大的。[83]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舰队的总吨位数并不比瑞典甚至是丹麦的大多少，但是俄国有更多的战列舰。[84]战列舰和巡洋舰之间的平衡反映了彼得想要控制波罗的海的愿望，也反映了他对海军的其他任务没有兴趣，例如贸易防御、渔业保护以及在领海以外的殖民地海域执行巡逻等。一支战斗舰队可以确保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为新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圣彼得堡提供外交影响力和安全保障。由于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是用英国和荷兰的商船来运送的，由买方承担风险，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投保，他无须担心保护贸易问题。这些海上强国阻止了瑞典损害俄罗斯的出口。迪恩还对这个计划固有的弱点进行了反思：彼得的投入、精力，以及最重要的，他的一心一意，是不可替代的。只有彼得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而他的海军从来不曾成为俄罗斯身份的核心。他的去世标志着俄罗斯海军力量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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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俄罗斯从未发展出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所必需的政治方法、经济政策和文化认同，而海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强大的专制集权倾向，以及在一个靠步行行军来扩张的帝国中，大陆领土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海洋边缘化了——即使是对一个具有独特海洋意识的沙皇来说也是如此。此外，正如迪恩所观察到的，“纪律制度是专横和暴力的，俄罗斯的下级军官对待士官非常恶劣”。尽管在战争后期，沙皇让各个级别的人自愿去英国和荷兰的舰队中服役，但他还是没能得到多少海员：“因为俄罗斯人普遍厌恶海洋。”[85]迪恩看到的是一群意志消沉的人，他们被专横的权力弄得无精打采。差劲的伙食使他们容易患上坏血病，而斋戒则让他们虚弱得无法工作。迪恩发现，一旦出了海，他的手下干劲十足。但是，彼得专横的命令使军官和船员们因为“恐惧、无知和困惑”而瘫痪，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慌或无能而炸掉自己的船，其概率不比他们对敌人造成损害低。迪恩估计，俄罗斯海军难以再有进一步的发展。沙皇建造了许多船只，“但在过去的四年里，他的水手，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所谓的水手，并不多。他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训练他的士兵，并使他的舰队保持目前的水平，但他这样的付出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得到回报，这必定会耗尽他的财富，使他变得不那么可怕”。一切都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波斯战争：如果局势逆转，“他的许多——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伟大事业将会毁于一旦”。海员的短缺、他们有限的技能和许多船只糟糕的适航性使海军只能在“距离沙皇拥有的海岸不远之处”活动。[86]虽然俄罗斯人愿意继承罗马的衣钵，但他们缺乏使罗马人在海上所向披靡的效率、冷酷以及——也许是最为关键的——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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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恩的报告使他获得了喀琅施塔得总领事的职位，但他很快就被当成间谍驱逐出境了。[87]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派往外交部门观察潜在对手活动的海军军官。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海军力量和海上贸易发展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使得英国的商务代理——他们在两国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提供情报的理想位置。海军工程师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曾以科学调查为名，为海军部董事会执行过一项侦察欧洲西北部海军和海军设施的任务，1780年，在这项任务行将结束之际，他来到了俄国。边沁发现，许多俄罗斯船只“状况不太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黑海开始了一项海军计划，刻意让人联想起彼得在波罗的海所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海权。正如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思爵士（Sir Charles Whitworth）在1791年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极其大陆化的军事国家。女皇和波将金亲王希望获得阿穆尔河流域的贸易，但俄罗斯“不打算用除了征服之外的任何手段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利益”[88]。1899年，前海军情报部门主管、海军上将西普里安·布里奇爵士（Sir Cyprian Bridge）准备出版约翰·迪恩的报告，他把这份报告与当时英国对俄罗斯海军崛起的担忧联系在了一起。布里奇对大北方战争的分析非常深刻：瑞典这个海洋国家在大陆战争中过度扩张了。当彼得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袭击了他们资源不足的舰队，同时在波兰和乌克兰牵制住了瑞典军队。在获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他左右了战争的进程，席卷了瑞典帝国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89]彼得比卡尔十二想得更周全，卡尔十二把一切都赌在了一场军事作战上。如果卡尔用他的舰队和军队重新夺回圣彼得堡，他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最后，布里奇警告英国不要在大陆上过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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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从未试图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海权。这位自封的罗马皇帝专注于陆地扩张和绝对权力，他所奠定的海洋基础完全是为海军而不是海运服务的，俄罗斯缺乏商人和资本家来推动经济，缺少商船和水手来推动出口，也没有一个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来维持企业发展。彼得的指令性经济、中央集权国家和绝对权力的维持，与他在居住于荷兰和英国时所了解到的海运企业及海权身份是不相容的。虽然彼得在第一次西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海权的深层文化根源，但当他于20年后重返荷兰和法国时，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商人、人民议会、贸易和权力之间的协同作用。1717年，被他选中带回去的是法国君主专制的工具：路易十四的挂毯，作为专制统治基本资产的科学院和政府公报，而夏宫及其华美的花园是由来自凡尔赛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法兰西学术院还为一座模仿太阳王的类似雕像制作的巨型彼得骑马像上的铭文提供了建议。[90]彼得想要成为的是“新恺撒”路易十四，而不是“现代汉尼拔”威廉三世。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来支持陆军，这使他从根本上实现了他在陆地上的目标。他的经济观点是重商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不熟练的劳动力，但极度缺乏现金和信贷。[91]他把商业航运交给了真正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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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舰队和太阳王的舰队一样，是一种有用的资产，而不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当彼得强迫他的人民出海，强迫一个被奴役的内陆农民阶层在海上服役时，他重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水手与士兵和劳工不一样，不能强迫他们行动，也无法用恐惧来控制他们。要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就必须让他们成为自由人，而不是拴在桨上的划船奴隶；没有自由就没有海军，因为海军是由人而不是船来定义的。即使没有预先存在的、自然的海洋文化，彼得也想创造出一批航海人口来，但他失败了。他或许是为俄罗斯建起了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但他很难让人民透过这扇窗户去看世界，更不用说让人们在把它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大海上航行了。他去世之后5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不得不根据一份主要由外国专家提出的草案重新组建舰队，以对付奥斯曼土耳其和瑞典的二流海军，这表明，依靠独裁者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海军在他们死后是无法继续存在的。尽管俄罗斯战胜了一些二流和三流的对手，而且偶尔还会派出一支大型舰队前往波罗的海以外的地方，但英国人坚定地认为，俄国不是个一流的海军强国，这一现实反映了它根本性的弱点。问题不是船只，也不是海军将领，而是海员和文化。正如海军上将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所说，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事强国（Maritime Power）”[92]。即使是在冷战的高潮时期，苏联舰队——俄罗斯帝国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力量——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种防御性的资产，与彼得的海军在观念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苏联舰队的缔造者、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强调，舰队要在更广泛的战略努力范围内执行防御性的军事功能。舰队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海基部队影响俄罗斯的陆地利益。他认识到了大陆问题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的红色舰队出海是为了追捕北极星潜艇，以及“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为了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俄罗斯舰队偶尔发动的突袭——不论是对对马，还是对叙利亚——可能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它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93]与其他大陆军事霸主一样，彼得治下的俄国用海军来执行陆上任务，依靠要塞和陆军来应对英国海权的挑战。归根到底，不断得到加强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已经表明了俄罗斯海军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战略防御力量。俄罗斯对战斗舰队的使用非常谨慎，通常只用于防御，还经常牺牲它来解救基地或领土。俄罗斯海军在重大冲突中所采取的典型行动可以从1854年至1855年间的塞瓦斯托波尔、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旅顺港和1942年至1943年间的塞瓦斯托波尔看出来。虽然这些战斗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几个海军基地的英勇防御得到了人们的颂扬。俄罗斯人了解他们海军计划的实际情况。19世纪的最初10年里，在圣彼得堡的滨水区建起了一座大型证券交易所。交易所外面立着一对船头纪念柱，它们是模仿罗马的盖乌斯·杜伊里乌斯船头纪念柱建造的，上面装饰着从俘获的桨帆船上拆下来的冲角，这是海权国家毁灭的标志。在命运的安排下，这座建筑后来成了海军博物馆，记录着俄罗斯对海权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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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短暂而无效的存在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历史当中——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海权。作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幅员辽阔的陆上帝国，俄罗斯把建立第三罗马普世君主国的神秘宗教梦想与蒙古占领和无休止的西方入侵所造成的苦涩遗产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经验强调了安全与稳定、可防御的边界、坚固的堡垒和缓冲地带的首要地位。彼得并没有试图去改变这一现实。他以高超的技术运用海军力量来加强他的军事行动，并在海上建起了一座西式城市，把他的国家与发展国家所需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联系起来。然而，他统治时期不朽的象征既不是圣彼得堡，也不是海军，而是喀琅施塔得的大型要塞，正是这座防御堡垒令建造圣彼得堡和海军变得可能。彼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分清了该借用什么、该复制什么、该忽略什么。尽管他个人对海洋有着深深的迷恋，但他还是选择了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的军事专制主义，俄罗斯文化中至今仍留有他独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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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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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H.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
:Random House,1970,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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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格里特的著作，特别是《海军与国家》（Navies and Nations），对于理解这种欧洲现象及其与民主政治、商业扩张和民族文化的联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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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New Haven,CT,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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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mes 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5-52;Baxter,William III and the Defense of European Liberty 1650–1702,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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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p.54.铠甲与以海军为主题的画面非常协调。当时，像本博这样的英国海军英雄在肖像画中都是穿着铠甲的。Willis,Admiral Benbow,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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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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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frontis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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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海军力量在彼得战略中所起作用的深刻评价，请参见W.C.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New York
:Free Press,1992,pp.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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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p.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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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11年7月，第三次俄土战争期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在普鲁特河附近被土耳其和鞑靼联军包围，俄军粮草不足，陷入困境，为避免被俘，彼得只好放弃了在此前的战争中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的土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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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p.27-28,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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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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