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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6 位于海上这一点支配着彼得建起的这座伟大城市：它是一个西式港口和海军基地。然而，这座城市和俄国海军一样，从近处细看就会大为减色。时尚的年轻绅士们去北方旅游时经常以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的书为伴，帕金森说，他“第一眼看到这座壮丽的城市”就深感陶醉，“它的宏伟远远超过了我所见过的任何城市”，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市内建筑物的正面都很脆弱，“如果不好好照顾它，它必定会变得非常荒凉破败，墙表的灰泥会脱落，露出后面破旧的砖墙”。帕金森对这些“宏伟建筑”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彼得建设海军的宏大野心，这两者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彼得去世50年后，受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贾科莫·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为圣彼得堡修建了许多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和统一性使这座城市真正具备了帝国的恢宏。[52]但在这个过程中，圣彼得堡失去了它与海上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混乱、不断演化的情形——就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临水商业区那样——之间的联系，而正是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把彼得迷住了。它成了体现陆地帝国伟大的不朽丰碑，在这样的城市里，平凡、诱发腐败的商业建筑和肮脏的港口生活是不受欢迎的，追逐金钱者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其他试图展现帝国恢宏气象的城市——从罗马和华盛顿特区到巴西利亚和北京——与它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繁荣的海港相比，这些大陆式的首都所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当彼得着手在俄罗斯文化中塑造彼得革命的公众形象时，他脑海里所浮现的可不是这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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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58 彼得敏锐地意识到了艺术的文化力量，这是西欧君主们展示自己的通用手段，他把复制凡尔赛、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大型画廊当成自己的事业。冬宫和夏宫的画廊特别让他自豪，在那里陈列着大量威尼斯、荷兰和佛兰德斯的海洋画，它们当中有许多被挂在彼得挚爱的夏宫里最显眼的地方。[53]由于受到法国的启发，他还建立了一家挂毯工厂，以创造出最高级的精英艺术。他的品位深受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的影响：他了解阿姆斯特丹，并认识到了它与威尼斯之间的联系，1698年时他可能匿名访问过威尼斯。[54]他被这座海洋城市迷住了，在图画、版画和地图上大量地使用它，动用工业来收藏它的形象。他把其中许多作品展示给公众看，以塑造俄罗斯人的品位。这座传说中的运河之城拥有海军力量、商业和文化，它让沙皇对梦想的追求变得更为炽热。彼得治下的俄国把威尼斯的奢华与展示同平实的荷兰输入品——船舶画像、造船工人和商人——结合在了一起。威尼斯人一直在制作用于庆祝的作品，描绘那些能体现权力和悠久历史的非凡场面，这些作品里充斥着船只和代表这个独特国家的符号，供王室首脑和高阶贵族使用。1697年，俄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建立了商业和外交关系，之后彼得买下的威尼斯画至少跟荷兰画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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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0 彼得去世后，俄罗斯与威尼斯艺术之间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下来，但他买来的画都被送进了仓库。1740年，他的女儿叶莉萨维塔（Elizabeth）即位时，让人把这些画修复并挂在一个新画廊里，这是为了纪念彼得所取得的进步而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中的一部分。[55]更多的图画是通过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居民获得的，起初，它们只是用来装饰墙壁的，但很快它们就有了自己的文化意义。1753年，叶莉萨维塔制作了一系列版画来庆祝圣彼得堡建城五十周年，这些版画体现出了威尼斯人的艺术品位在表现圣彼得堡的威望与权势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圣彼得堡成了“北方的威尼斯”，这是彼得刻意为这座城市打造的另一个形象：在俄罗斯的海军力量和商业航运奄奄一息之际，他的女儿复活并强化了这个形象。这些版画中流传得最广的是两幅从涅瓦河上观赏圣彼得堡全景的画。尽管画上满是雄伟的建筑——冬宫、彼得保罗要塞及教堂、俄罗斯科学院，但在画面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一艘桨帆船，它的桨在有力地划动，船尾威严的武器凸显了王朝的意图。这个场景完全可能出现在圣马尔谷湾上，它是故意让人做出这样的推论的。[56]尽管叶莉萨维塔孝敬父亲，并且喜欢华丽的艺术，但她并不怎么关心彼得的海军，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陆军身上。俄罗斯仍旧只想在陆地上耀武扬威，因此才有了圣彼得堡的这些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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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2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圣彼得堡的文化语言从威尼斯海权改为经过修正的罗马古典主义时，英国艺术品取代了威尼斯画像的位置。[57]理查德·布朗普顿（Richard Brompton）在1782年时创作了一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肖像画，这幅画“有多重寓意，并且能看到远处的俄罗斯舰队”，而乔治·哈德菲尔德（George Hadfield）画的克里米亚风景画里则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新海军基地。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没有去过俄罗斯，但他送给了叶卡捷琳娜一幅画，画的是婴儿时期的赫拉克勒斯，这与儿童时期就卓尔不凡的彼得联系在了一起，暗指俄罗斯帝国的迅猛发展。女皇非常欣赏雷诺兹，把他的《艺术谈话录》（Discourses on Art）翻译成了俄文，雷诺兹也为她的宠臣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作过画。[58]当俄罗斯需要再次进行大规模海战时，对海洋画像的需求——彼得最重要的兴趣之一——必须得到满足。富有进取心的英国海洋画家理查德·佩顿（Richard Paton）把四幅以1770年俄国海军战胜土耳其舰队为主题的巨型画作送到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公开展出了它们。佩顿可能从参加过这些战斗的英国军官那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把它们用在了作画中，他因为这些画获得了一枚金质勋章和1000英镑。[59]英国的海洋艺术显然被当成了庆祝俄罗斯海军复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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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4 彼得使海权文化短暂地、爆发性地侵入古老的俄罗斯身份之中，留下了奇特的遗产，它们迟来的、扭曲的复兴反映出了这位伟大沙皇的人格和他大力推广的海洋图像学所具有的力量。在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一次迟来的海洋转向终于开花结果了，在这个时期，重建和自由主义恢复了俄国与西方思想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俄罗斯接受了海洋，并开始支持本国的海洋艺术家。在一个经历了失败和国内动荡的时代，把俄罗斯视为航行在危险的革命和变革风暴中的第二方舟，这样的看法大受欢迎，这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狂风暴雨中，对航行方向和历任沙皇的掌控权进行反思的机会。宗教思想强调通往孤岛和海边修道院的旅程，而伏尔加河船夫的自由为被压迫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正在大众文化中扎下根来，激进分子则不断地修订沉船的比喻，以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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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6 彼得也许可以从此时俄罗斯人的一些尝试中得到少许安慰，他们试图摆脱俄罗斯内陆身份的限制，冲破冰封的海洋，进入全球商业的开放海洋。这种想法的新颖性可以从伊凡·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写的海军故事《巴拉达号三桅战舰》（Frigate Pallada）中判断出来，这本书记述了从喀琅施塔得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旅程，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俄罗斯读者群创造了一种“新文学类型——海上冒险”，而这时，离拉穆西奥、贾梅士（Camoens）、哈克卢特和雷利的时代还有三百年。“最简单地说，潜入深渊的形象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在19世纪初终于成了一个完全自觉的帝国。”[60]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的时代，海景代表着终极的自由、湮灭甚至是自我毁灭。俄罗斯人担心大海会淹没一切，用《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终结所有的混乱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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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68 这种启示录思想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如在地势低洼、易受洪水侵袭的圣彼得堡更能让人信服，在那里，一股强劲的东风就能带来一场洪水。1824年11月22日的特大洪水卷走了一万多人，摧毁了大半支照常停靠在喀琅施塔得的舰队，并破坏了海岸防御工事。[61]彼得、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建起的坚固堡垒被大海推翻，让圣彼得堡暴露在皇家海军的威胁之下。大海使俄罗斯和它的“新”首都变得脆弱，对海的恐惧取代了昔日以莫斯科为首都时人们最担心的火灾。彼得的梦想改变了俄罗斯人的恐惧，使他们从害怕草原游牧民族和火灾变为害怕两栖入侵和洪水。“一个只在陆地上生活的民族会恐惧大海或许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发现大海的过程与他们痛苦地发现外部世界的过程是重合的。”当外部世界于1854年来到俄罗斯海岸边时，它引发了长达60年的深刻变革。在混乱中，俄罗斯发现了一位海洋艺术家：出生于克里米亚的浪漫主义者伊凡·艾瓦佐夫斯基（Ivan Aivazovsky）。他描绘出了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统治下的黑海舰队的英勇壮举，并把海洋带进了民族意识当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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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0 最终，海权对沙皇的野心做了最后一击：军舰是彼得野心的关键象征，但它却成了革命的媒介。战列舰“波将金”号（Potemkin）和巡洋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是一场革命的象征，这场革命将会放弃圣彼得堡，并屠杀具有民主思想的水兵[63]。在苏联的统治下，太空取代海洋，成了梦想的领域，承担起作为净化、解脱和自我毁灭象征的重负。[64]然而，在俄罗斯人的思想里，海洋仍然扮演着一种近乎神秘的角色：2014年，夺回塞瓦斯托波尔反映了这座英雄城市所具有的持久身份，在这里，曾有一百万俄罗斯人在两次大规模围城战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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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2 事实上，彼得对俄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深远影响，除了他真正关心的海洋之外。尽管他极力推广这个信息，但俄罗斯人并没有被说服。这种失败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彼得的经济观点受到了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对英国贸易政策所做描述的影响，普芬道夫认为，英国把纺织品出口与造船业和海军力量结合了起来。俄罗斯大多数的出口商品——粮食、木材、铁和造船物资——体积庞大，按重量计算价值较低，而且不涉及复杂的制造工艺。不断改进的产品标准使俄罗斯的铁、亚麻和帆布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了欧洲市场。在鼓励俄罗斯出口的同时，彼得采用了大陆式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大北方战争后，他强行实施了一种保护主义模式，利用关税和进口替代来保护国内的工业和俄罗斯的资本。他对与俄罗斯产品竞争的进口产品征收37.5%的关税，同时对无法在本国获取的必需品，包括贵金属、书籍和治疗坏血病用的柠檬，实行免税进口。他想让俄罗斯成为亚欧贸易的中间人，从而不断推动向东方的勘探和扩张。[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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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4 彼得推行的是集权、专断和专制的经济政策，以便维持他那个不断扩张的军事国家。他不会与工商界人士分享政治权力。他不想创造一个商业阶层，只愿意从俄国的港口大量出口低价值产品，并收取关税。这个建立在土地和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产生不了可以用于创造商业财富或刺激贸易的闲置资本。俄罗斯商人没有资本，没有对自己财产的合法可执行权利，更没有政治代表和地位，他们的“士气和自尊”低下，无法创造出充满活力的海洋经济。俄罗斯商人并不富裕，也没有过奢华的生活，他们害怕国家或贵族会夺走他们的财产。这对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66]彼得去世80年后，在俄国游历的英国牧师及评论人士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把俄国的落后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民众仍然处于“完全的附庸地位，除非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充分保障，否则也无法对民族礼仪（意义文化）做任何有效改变”。毫不足怪，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这本书禁了。[67]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需要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武器、制服、装备、火药和军舰都是由国家制造的。乌拉尔地区的炼铁厂不断发展，但由于缺乏资本和竞争，它们只能依靠落后的方法和不熟练的奴隶劳工。俄罗斯缺乏现代化道路，国内经济靠的是河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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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6 彼得把经济生活的大多数方面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保留了农奴制，这削弱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有利于保障就业，稳定价格，但它不鼓励竞争和创新。为了赢得战争，经济得到了调整，1721年后，彼得制定了一个重商主义的、自给自足的方针，同时通过出口来充实国库。这种做法在前工业时代很有效，利用了俄罗斯的优势，但缺乏有机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帝国的经济基础停滞了一个多世纪，因为俄罗斯一直未能产生或持续保有关键的技术，尤其是在造船、冶金和武器制造方面。它要靠进口商品和外国工匠来满足战略需求。这个问题在海事部门中尤为严重。彼得想让全俄罗斯的商业汇聚到圣彼得堡来，但试图把贸易从现有的中心（如阿尔汉格尔斯克）转向别处，这样只会破坏内部格局，麻织物的贸易走不到北极圈外去。最终，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商业中心，通过运河控制着进出口，这些运河把圣彼得堡与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里海的广阔经济腹地连接了起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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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78 波罗的海成了俄罗斯出口的焦点：谷物、木材、亚麻、大麻、铁、沥青、钾碱焦油和毛皮被换成了现金、西方工业制品和殖民地的产品，其中就包括卡马森侯爵的烟草。商船和水手都来自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来自俄罗斯本国。俄罗斯没有奉行重商主义的海运政策，它没有利用关税壁垒或补贴来建立一支商船队，而是把航运交给了这些海上强国。没有重要的远洋运输，俄罗斯就无法为一支有效的帆船海军提供熟练的人手。少数自愿选择航海生活的俄罗斯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在西方船只上得到的待遇更好。[69]正如阿卡迪乌斯·卡亨（Arcadius Kahan）观察到的那样，远洋商船“在俄罗斯经济史上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除了在沿海地区以外，俄罗斯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支重要的商船队。由于缺少资本和技术，跟西方航运业竞争很不合算，这使得西方航运业主宰了俄罗斯的对外贸易。起初占据最大份额的是荷兰人，但到了18世纪40年代，英国人已经接管了这个市场。此外，卡亨还认为，俄罗斯的“《航海条例》是愚蠢的，因为俄罗斯的海上对外贸易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商品未经标准化，缺乏质量规范，最重要的是，相对缺乏资金”。高昂的营业成本和压迫性的官僚机构阻碍了俄罗斯商业航运的发展，而俄罗斯的贸易资金则主要来自外国的预付货款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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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0 西方的船只造得更好，也更便宜——即便是那些用俄罗斯木材在阿姆斯特丹组装的船只也是如此，同时，俄罗斯海员缺乏关键技能。俄罗斯只在与造船技术更为落后、海员更少且资本短缺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提供航运服务。沿海航运还是在用古老的、本土的方法进行。卡亨的大陆性观点——缺乏远洋航运没有妨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认识到了能在俄罗斯催生商业海运的唯一理由是长期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威望”，但他明显低估了缺乏熟练海员导致海军实力不足而产生的战略危险。彼得死后一个世纪，俄罗斯海军仍然要靠把招募来的生手和外国雇佣人员结合起来的办法维持运转，跟彼得在世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俄罗斯没能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国内造船业来：只有政府的海军设施掌握了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需求太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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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2 缺乏国内商业航运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俄罗斯与其最大客户英国之间的贸易反映的是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联系。18世纪10年代初以降，战争始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英国人把俄罗斯经济当成了目标。英国乐于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收支逆差，以确保能获得重要的海军物资——木材、大麻、亚麻、沥青、焦油和生铁。伦敦的银行与俄罗斯有很多业务往来，而俄罗斯公司（Russia Company）[71]则把贸易跟银行业及俄罗斯商品的消费者联系起来了，特别是英国海军部。18世纪20年代，皇家海军维持着波罗的海的势力均衡，以免俄罗斯垄断这些物资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在积极寻找替代性的物资来源。1734年签订的《英俄通商条约》（Anglo-Russian Trade Treaty）使英国获得了海军物资和其他初级产品，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向俄罗斯经济注入了2500万英镑，并帮助俄罗斯发展了出口。1766年签订的条约对英国不那么有利，但仍确保了它的战略需求。大部分俄罗斯商品都是由英国船只运往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反过来，英国则向俄罗斯提供了奢侈品和殖民地的产物。当通商条约于1786年到期时，经济和战略理论家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提出，英国必须通过在国内生产或在其他地方购买物资的方式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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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4 1793年签订的新通商条约向英国敞开了黑海贸易的大门，但这个条约在1800年被沙皇保罗（Paul）终止了，英国主宰俄罗斯市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种状况反映了俄罗斯不断增长的经济重要性，以及1807年至1812年间英国对波罗的海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的依赖所造成的战略压力。1815年之后，英国的经济和帝国政策削弱了这种依赖。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认为加拿大可以代替波罗的海，于是对关税做了调整以促进加拿大的林业发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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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6 18世纪时，英国缓慢却显著地丧失了它在俄罗斯市场中的优势，这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当俄罗斯以军事力量击败瑞典和土耳其并关闭地区市场时，英国认识到，不断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将在各地以高关税壁垒妨碍英国的竞争。然而，英国的贸易对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801年，由于与英国之间的贸易突然中断，沙皇保罗死于非命。十年之后，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他的儿子冒险与法国开战。尽管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军事大国，但这些事件表明，俄罗斯要靠英国的购买力来保持国内经济的流动性，并为这个沙皇帝国的野心提供资金。英国的政策制定者看到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海军力量与重建喀琅施塔得之间的联系，它们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主要特征——尽管土耳其问题总是在报纸上占据着头条的位置——而且它们得到了必要的回应。英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知道，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仍然像1703年时一样，难以抵御海军力量的攻击，因此，他们制定了海军和经济战略，以最大化自己的力量，这是英国传统的有限海上经济战战略的一部分。1855年，英国就是通过实行贸易禁运以切断资本供应，进而导致俄罗斯破产的方法打败俄罗斯的。[74]阻断出口和威胁要炮轰圣彼得堡的制海权战略决定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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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88 在18世纪，英国制造商为俄罗斯提供了关键服务。他们在圣彼得堡市内开办了索具工厂，在喀琅施塔得拥有锯木厂。英国企业家威廉·戈姆（William Gomm）对俄罗斯做了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评价，说它“未能把自己的资源转变为大型商船队和海军，从而把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海上强国”[75]。俄罗斯忽视海洋，也无意为转变为一个海权国家而建立海上基地。戈姆的观察是一项持续分析的一部分，这凸显了英国对俄罗斯海军、帝国和首都的关注有多密切。当俄罗斯成为一个欧亚军事大国，具备了相当重大的外交影响力时，英国政治家认识到，彼得的大陆式重商主义经济将限制他们进入俄罗斯的国内市场，控制出口，并取消中间商。彼得很清楚，波罗的海的海军物资对英国这个海权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曾目睹这些物资涌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景象。他也明白它们对波旁王朝海军的价值，他以在经销俄罗斯产品的加的斯等港口设立领事馆的方式利用了海军物资的外交影响力。[76]虽然这些国家装出一副对彼得的舰队印象深刻的样子，但他们都知道，这支舰队远远比不上皇家海军。尽管俄罗斯实行了强有力的服务来支持军队，但英国拥有用来控制海洋的蓝水舰队和用来保护充满活力的海洋经济的巡洋舰队，这是俄罗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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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90 如果说彼得的海军计划能够幸存下来表明他的工作具有永久性，那么俄罗斯那部周而复始、总是以悲剧收场的海洋史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俄罗斯舰队是从外国进口的，它被强加给了一个坚定的大陆民族，他们很少接触海洋，对海洋也毫无兴趣。正如彼得只能强迫俄罗斯人出海一样，后来的政权也不得不依靠敕令来让他们留在海上。当这种压力因为战争、破产或帝国失去对海洋的兴趣而消散时，海军就会陷入混乱，不再适于航海。[77]彼得死后，俄罗斯只留下了少量舰队，刚好能够震慑住摇摇欲坠、心神不定的波罗的海敌国。[78]此后，俄罗斯不再追求拥有更多的舰队，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跟奥斯曼帝国及瑞典开战时，才重新开始向英国学习如何建设海军。舰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支防御部队，致力于保护圣彼得堡和波罗的海各省的安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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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92 这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批评。俄罗斯仅需足够支配波罗的海的海军力量即可。1721年之后，瑞典已被击败并受到威逼，不足为惧，而且丹麦也在帮助俄罗斯压制瑞典。1721年的和约签订之后，已经找不到什么非得耗费巨资维持海军的理由了，海军之所以能够继续扩大，靠的仅仅是沙皇的意志。其后的俄罗斯政权重视的是其核心安全利益——陆上防御和向南扩张。他们缺乏与皇家海军竞争的野心和资源，全靠喀琅施塔得的要塞来把皇家海军挡在圣彼得堡之外。彼得二世通过把首都迁回莫斯科来减少威胁。到18世纪20年代末，舰队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大部分船只连索具都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船员。舰队大都腐朽不堪，难以修复，而彼得竭尽全力才创造出来的基础人力资本，用来操控同样由他创造出来的国家力量的伟大象征——舰队——的俄罗斯海员，也四分五裂，有的人回到了沿海地区，还有的则登上西方商船出海去了。到18世纪40年代，从外国招募来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海军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80]彼得的海军只剩下了一个还能发挥功效的要素——提供了安全和核心基础设施的要塞群，围绕它是有可能建立一支新舰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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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94 圣彼得堡为俄罗斯打开了一扇门，输入了欧洲的商品、人才、金钱乃至思想。它是维持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只要它还是首都一天，俄罗斯就会致力于成为欧洲国家，哪怕为了保护它的安全必须付出很高的成本。1997年，为了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00周年，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在莫斯科河上为彼得树立了一座出自祖拉布·采列捷利（Zurab Tsereteli）之手的华丽纪念雕像，以此来向罗曼诺夫王朝的遗产致敬。在这座巨大的雕像上，彼得被塑造成了国家的舵手。21世纪的普通莫斯科人会如何看待这次航海转向，目前尚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座雕像是否反映了出生于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的普京总统在海军方面的雄心。在广大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圣彼得堡从来都不曾取代过莫斯科的地位，第三罗马的文化力量经受住了沙皇与其他意识形态——包括海洋在内——的露水姻缘。海洋、船只、战役和海图的画像，连同海军部大楼、造船厂、军舰和海上堡垒，都是外国的舶来品，由外国的匠人创作，或是在他们的启发下产生，并借鉴了外国的模式。然而，它们成了这样一个过程的载体：沙皇所采用的新近经过标准化的、更有效率的语言和字母，以及把西方科学、军事和海军文本翻译成俄语的行为——这在这个民族身上留下了最持久的印记——确保了老莫斯科人用彼得的新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意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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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96 尽管大陆国家的分析人士们对彼得的海军革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这个现象，只是在计算他的军舰数量，而不是评估它们的战斗力——但英国和威尼斯的评论家却透过现象看穿了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理解沙皇无意将俄罗斯改造成一个海权国家，他们对圣彼得堡的解读方式也完全不同，强调的是喀琅施塔得的防御工事，而不是它的舰队。他们知道彼得的计划是罗马式的，它与路易十四对普世君主国和帝国地位的追求之间有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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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698 英国人的评估揭示了彼得的计划和他们自己的海权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彼得的舰队明显不如英国皇家海军，但作为一支庞大军队伸向海洋的那只手，它构成了严重的地缘战略挑战，这支军队似乎有意吞并所有的王国，并控制它们的贸易。新近统治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诸王在德意志北部地区有着重大影响力，而当俄罗斯军队开进该地区时，他们威胁要停止波罗的海地区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此举深深地刺痛了这个最后的海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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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700 彼得日益增长的权力迫使英国人评估他的野心。1705年，新上任的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注意到了“沙皇有多热爱航运业”，建议他的政府允许沙皇征募英国的造船工人，沙皇最喜欢的就是英国工匠。英国造船工人和军官是最适合安插到俄罗斯报道海军前景的人选。[82]1725年，在彼得的波罗的海舰队中担任舰长的约翰·迪恩强调了沙皇在创建海军、处理河滨和沿海事务以及为新帝国建设一支合适的海军的长期计划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俄罗斯控制着波罗的海，其船只配备了出自本国的桅杆、船坞、帆、锚和缆绳。然而，只有在“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强大的。[83]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舰队的总吨位数并不比瑞典甚至是丹麦的大多少，但是俄国有更多的战列舰。[84]战列舰和巡洋舰之间的平衡反映了彼得想要控制波罗的海的愿望，也反映了他对海军的其他任务没有兴趣，例如贸易防御、渔业保护以及在领海以外的殖民地海域执行巡逻等。一支战斗舰队可以确保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为新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圣彼得堡提供外交影响力和安全保障。由于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是用英国和荷兰的商船来运送的，由买方承担风险，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投保，他无须担心保护贸易问题。这些海上强国阻止了瑞典损害俄罗斯的出口。迪恩还对这个计划固有的弱点进行了反思：彼得的投入、精力，以及最重要的，他的一心一意，是不可替代的。只有彼得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而他的海军从来不曾成为俄罗斯身份的核心。他的去世标志着俄罗斯海军力量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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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702 从根本上来说，俄罗斯从未发展出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所必需的政治方法、经济政策和文化认同，而海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强大的专制集权倾向，以及在一个靠步行行军来扩张的帝国中，大陆领土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使海洋边缘化了——即使是对一个具有独特海洋意识的沙皇来说也是如此。此外，正如迪恩所观察到的，“纪律制度是专横和暴力的，俄罗斯的下级军官对待士官非常恶劣”。尽管在战争后期，沙皇让各个级别的人自愿去英国和荷兰的舰队中服役，但他还是没能得到多少海员：“因为俄罗斯人普遍厌恶海洋。”[85]迪恩看到的是一群意志消沉的人，他们被专横的权力弄得无精打采。差劲的伙食使他们容易患上坏血病，而斋戒则让他们虚弱得无法工作。迪恩发现，一旦出了海，他的手下干劲十足。但是，彼得专横的命令使军官和船员们因为“恐惧、无知和困惑”而瘫痪，他们可能会因为恐慌或无能而炸掉自己的船，其概率不比他们对敌人造成损害低。迪恩估计，俄罗斯海军难以再有进一步的发展。沙皇建造了许多船只，“但在过去的四年里，他的水手，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所谓的水手，并不多。他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训练他的士兵，并使他的舰队保持目前的水平，但他这样的付出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得到回报，这必定会耗尽他的财富，使他变得不那么可怕”。一切都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波斯战争：如果局势逆转，“他的许多——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伟大事业将会毁于一旦”。海员的短缺、他们有限的技能和许多船只糟糕的适航性使海军只能在“距离沙皇拥有的海岸不远之处”活动。[86]虽然俄罗斯人愿意继承罗马的衣钵，但他们缺乏使罗马人在海上所向披靡的效率、冷酷以及——也许是最为关键的——专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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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704 迪恩的报告使他获得了喀琅施塔得总领事的职位，但他很快就被当成间谍驱逐出境了。[87]他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派往外交部门观察潜在对手活动的海军军官。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海军力量和海上贸易发展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使得英国的商务代理——他们在两国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提供情报的理想位置。海军工程师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曾以科学调查为名，为海军部董事会执行过一项侦察欧洲西北部海军和海军设施的任务，1780年，在这项任务行将结束之际，他来到了俄国。边沁发现，许多俄罗斯船只“状况不太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黑海开始了一项海军计划，刻意让人联想起彼得在波罗的海所做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海权。正如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思爵士（Sir Charles Whitworth）在1791年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极其大陆化的军事国家。女皇和波将金亲王希望获得阿穆尔河流域的贸易，但俄罗斯“不打算用除了征服之外的任何手段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利益”[88]。1899年，前海军情报部门主管、海军上将西普里安·布里奇爵士（Sir Cyprian Bridge）准备出版约翰·迪恩的报告，他把这份报告与当时英国对俄罗斯海军崛起的担忧联系在了一起。布里奇对大北方战争的分析非常深刻：瑞典这个海洋国家在大陆战争中过度扩张了。当彼得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袭击了他们资源不足的舰队，同时在波兰和乌克兰牵制住了瑞典军队。在获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他左右了战争的进程，席卷了瑞典帝国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89]彼得比卡尔十二想得更周全，卡尔十二把一切都赌在了一场军事作战上。如果卡尔用他的舰队和军队重新夺回圣彼得堡，他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最后，布里奇警告英国不要在大陆上过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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