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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海军是因俄罗斯要在河流、湖泊和沿海地区采取行动而产生的,然而,海洋始终从属于俄罗斯对陆地和要塞的关注。虽说掌握两栖作战的能力会对扩张有帮助,但俄罗斯无须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彼得在1696年到1721年间取得的成功反映了他对两栖力量的掌控,他在水域边缘把陆军和海军结合起来,使他的帝国向西推进。通过海运来保证后勤使迄今为止都因道路不畅而举步维艰的俄罗斯军队能够采用现代战争手段,特别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围城战。在1721年后组建一支战斗舰队的决定同样是合乎逻辑的:彼得想要慑服周边强国,并遏制外来威胁。与海洋、船舶、水手和造船工人的个人接触使他完全有能力领导这一计划。然而,组建一支帆船舰队所需的资源是俄罗斯既没有,也无法生产的。彼得只能从外国雇用造船工人、工匠、水手和海军军官,他无法用皇帝敕令来克服俄罗斯文化中对海洋的深刻厌恶:在他所有的计划中,舰队始终是最依赖外国专家的,它需要不断地从外国输入资源才能维持其作战能力。彼得任命了值得信赖的俄罗斯人来领导军队,但他建立一支海军军官队伍的尝试失败了。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迫外国专家签订终身服役的合约。英国间谍约翰·迪恩(John Deane)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一大弱点,“俄罗斯人显然不愿加入海军”,他将此归因于俄罗斯人“对海洋的厌恶”。没有几个俄罗斯贵族志愿加入海军,沙皇不得不亲自给大部分贵族写信敦促他们行动起来。下甲板人员的供给问题倒是通过军事手段得到了解决。“说到普通士兵的问题,水手是被征召入伍的,起初是从已经具备航海知识的沿海和沿河省份,后来也从其他地区征召,通常是由沙皇亲自下令”。海军步兵,或称海军陆战队,创建于1705年。海军的条例是基于翻译过来的外国文本制定的。[31]为了让他的计划能够维持下去,彼得从文化上对“老俄罗斯人”对于海洋的厌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过去,以及狭隘的地方观念,统统要靠边站。他将通过敕令、示范和设计,不加区别、不分贫富地强迫所有的臣民接受大海和海军。和所有海洋之王一样,他的舰船是人们崇敬的对象;他赋予它们历史和身份,让诗人歌颂它们的荣耀,就像荷马史诗和北欧传说中英雄们所使用的武器那样。此外,海军和舰船也被结合到了彼得对俄罗斯文化所做的更广泛的改造之中。“‘海军巴洛克风格’是彼得时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是另一个能把彼得的统治是‘实用主义’统治的简单假设推翻的现象。”彼得明白,只有让一支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舰队与他正在塑造的新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之持久。如果他再活15年或20年,这也许是可能的,或许他能培养出一个人选来继承他的大志。不管俄罗斯人有多讨厌海军及其花费,彼得都向他们证明了俄国在大陆上的扩张有赖于海军的支持。归根结底,俄罗斯海军所服务的是非常狭隘的军事目标:它并不是为了海洋控制、经济竞争或个人利益而配置的。彼得建造海军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同时代大多数政治家相比,他更为全面地理解了海陆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从他那粗鲁却引人注目的比喻中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陆军的统治者就好比独臂人,他得有支舰队才能凑齐两只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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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1696年的亚速之战后,“陆海联合作战的价值总是盘旋在彼得的脑海中”。他利用海洋来强化他的陆地战略,这与陆军在制海权战略中的作用构成了一对镜像。1719年,在大北方战争行将结束之际,毁灭性的两栖攻击迫使虽然遭遇了失败,但仍然目空一切的瑞典求助于和谈。这些行动有赖于战斗舰队对海洋的控制,这给桨帆船舰队和登陆部队提供了掩护。彼得是一个狡猾、精于算计的战略家,他用规模、机动和联合作战来对抗敌人的战术力量。[33]他明白,尽管制海权在俄罗斯的战略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俄国并不需要成为一个海权。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将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在现代的扎马之战——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海军使瑞典无法在波罗的海周围调动军队,只能让它那支寡不敌众的军队据守各地的堡垒。数量优势和海上机动使彼得得以按部就班地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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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力的局限性在1721年的和约中表露无遗。尽管芬兰的卡累利阿离圣彼得堡实在太近,令人担忧,彼得还是把已经抢到手的芬兰归还给了瑞典,俄罗斯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如此疲弱的财政状况表明,关于彼得时代的俄罗斯有意与英国海军一较短长的说法应该只是俄罗斯的宣传或英国的危言耸听。1721年以后,尽管波罗的海舰队处于奄奄一息状态,但它还是维持着俄罗斯对瑞典和丹麦的支配,保护了这片内海的外围堡垒。黑海舰队在18世纪后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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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之后,彼得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里海对岸的其他机会以及对抗皇家海军上,但他无意采取对称的行动来应对英国人,那只是浪费资源而已。当英国部署舰队阻止他在波罗的海做进一步推进时,彼得依靠堡垒和军队来保护圣彼得堡。他的舰队可以用来压制地区强国,或许还能运送军队去保护丹麦海峡——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为目标,但这支舰队不会去挑战皇家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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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成就固然伟大,但他无法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他也根本没有尝试过去做这件事。被他勾选出来的每一个海权选项,无论是海运资本、海军力量还是海洋文化,都只是凸显了这个问题。大陆性的军事独裁政权无法成为海权,只能拥有或多或少的强力海军舰队。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向海洋,采取包容性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海军就会一直受制于政治冲动、经济衰退和军事失败。荷兰共和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这种混合模式,只有在政治变革把权力赋予那些掌握贸易和金钱的人之后才能起作用。彼得用来创造战略资源和赢得战争的重商主义式国家垄断,与海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是截然对立的。当代美国具有维持一支庞大海军的能力,这展现了长期实行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价值,这一制度是英—荷传统的遗产,但现代的美国国家(body politic)就像彼得一样,只从纯粹的海军角度来看待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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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革命的危机出现在患有结核病、没什么希望继位的皇太子阿列克塞(Alexis)身上,他是位软弱的王子,他母亲和妻子所属的“老”莫斯科家族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热衷于旧日的生活方式。彼得意识到了这些影响,警告儿子不要反对他,要求儿子支持自己。在阿列克塞因叛国罪受审时,他的情妇举报说,他声称,如果他成为沙皇,他将离开圣彼得堡,返回莫斯科,停止战争,与世界和平共处,最关键的是,他说“我不会让任何船只下水”——这可能是彼得听过的最令他震惊的话。皇太子憎恨彼得的计划、战争和西化的核心内容,作为反对派潜在的名义领袖,他不得不被剪除。沙皇对自己的家人和对自己的国家一样冷酷无情,他利用审判、刑讯、处死阿列克塞的机会来驱除身居高位的内部反对派。新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舰船要被保留下来。尽管如此,当彼得于1725年1月28日去世时,海军计划仍然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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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彼得也没能创建一支蓝水舰队来控制海洋,他只建立了护卫海上侧翼和进行后勤支援的舰队,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1721年之前扩展并保卫了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彼得死后,俄罗斯控制了欧洲的东北部和中部,并恢复了对高加索、攸克星和中亚的进攻。彼得那个“两只手”的比喻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从其最终目标的角度来理解它,即通过陆军力量来加强俄罗斯帝国的控制:陆军是他的右手,重点始终是陆地。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是个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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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彼得在文化上是个激进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但他对更广泛的海洋领域显然只有有限的兴趣。海军力量只是他为了赢得战争而建立的国家中的一个要素。他在文化上所做的努力大部分都是对国内反对意见的回应。1903年,历史学家鲍威尔·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认为彼得是为了舰队而发动了战争:实际上,舰队是赢得这些战争的一个重要工具。[34]彼得的计划并非徒劳无功:他的海军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大陆帝国,使他能够发动远距离的军事行动。彼得并没有在一个“宠物”计划上大手大脚地花钱,而是周密地控制着海军舰队的成本,采用廉价的解决方案,利用本国的物产,并避免与英国竞争。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他在1725年才刚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新近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国获得了一道海岸和一座滨海首都,如果他对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利益发起挑战,那他就得有一支强大得多的海军来保卫这道海岸。彼得承认,俄罗斯无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源来应对海上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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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继任者实际上忽视了这个问题。痛苦的皇位继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海军转向。在阿列克塞的儿子彼得二世(Peter Ⅱ)短暂的统治时期,圣彼得堡和海军都被他放弃了。到18世纪60年代,海军已经完全崩溃,以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复兴海军时所采用的计划看起来和彼得最初的计划惊人地相似,同样要依赖外国的军官、造船工人和设计图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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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了舰队之外的所有领域,彼得治下的俄国对外国专家的依赖都被夸大了。在大多数领域,彼得可以靠培养本国人员技能的方法来取得进展,但海军与俄罗斯人的生活格格不入,只能靠外国人来创建和维持。在他去世时,海军计划仍未完成,或许它永远也无法完成——从1725年以来的俄罗斯和苏联海军力量的变迁来看,这一评估可能是正确的。俄罗斯/苏联从未试图成为一个海权国家:彼得并没有改变伊凡四世所创建的那个独裁、集权的战争国家,这个国家沉迷于领土扩张和防御深度。俄罗斯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海权,但海军是有用的,它可以运输军队,从海上保卫俄罗斯的侧翼,还有最重要的,它能保护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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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倾注在圣彼得堡和海军身上的全部心血里面,对他的计划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科特林岛上修建起来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海军基地,这座岛位于圣彼得堡以西20英里。在彼得的新首都破土动工之际,那里的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没有喀琅施塔得,以及迫使远洋船只在堡垒炮火下航行的浅滩,圣彼得堡将无法防守,这座岛使建造这座城市成为可能。尽管喀琅施塔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要塞,但对俄罗斯领袖来说,与皇家海军为敌仍然是一场噩梦。[36]1733年,俄罗斯舰队已经根本不适合出海了,而喀琅施塔得的700门大炮——安装在用芬兰花岗岩筑成的巨大堡垒里——反映出了大陆国家对海权、自由文化和政治包容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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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时代俄罗斯实力的终极象征:喀琅施塔得的要塞建筑群,18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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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25年、1809年或1854年,俄罗斯无法与一流的敌手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这个一直存在的弱点限制了俄罗斯的扩张,并迫使历代沙皇不断重建和加固彼得建起来的要塞建筑群。1856年,英国人准备摧毁它,但俄国人仓促地接受了失败。在世界领先的工业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下,英国海军的力量超过了彼得笨重的军事帝国,他那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指令性经济根本无法与工厂和蒸汽轮船相匹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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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许多西方分析人士眼里,俄罗斯的“西方之窗”圣彼得堡和彼得的新舰队是俄罗斯现代化的两大象征,但喀琅施塔得才是彼得时代俄罗斯实力的终极象征。彼得把喀琅施塔得打造成了一个堪为典范的城镇,这座城镇是按照网格模式建立起来的,有西式的建筑和绿树成荫的大道,主广场被一条“威尼斯式”的运河一分为二,以反映这座城镇在他的计划里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在彼得最喜欢的宫殿——位于芬兰湾岸边的夏宫——能够把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美景尽收眼底,这绝非偶然。夏宫透露了彼得的许多情况。他想待在海边,被海洋艺术包围着,住在一座朴素的荷兰建筑里,这座建筑还能俯瞰他首要的安全系统。海景、海洋艺术和一座精美的图书馆都在强调夏宫属于一位钟爱海军的沙皇。它矗立在陡然向大海倾斜的高地上,过往的船只都能看到它,它的景观以大型喷泉、运河和美不胜收的花园为主,其灵感来自凡尔赛宫。这座仪式性的繁华宫殿是通往彼得首都的主要入口,是俄国的格林尼治。夏宫里最大的一座喷泉是为了庆祝战胜瑞典而修建的。[38]在大厅里有一幅尼普顿手持三叉戟,从一辆水上战车上俯视大海的壁画,这位专横的沙皇也是这样看待大海的,这幅画反映了他的雄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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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宫展示了彼得是怎样利用海军文化把俄罗斯力量投射到海上的,他要挑战那些著名的海权,并改变其臣民的内陆心态。他离世后,海权符号仍在,它们鲜活的灵魂却已了无痕迹。这些符号被留在了一个自称为新罗马帝国的大陆国家里,它们叙说的是海军力量,而不是海权文化。彼得的计划与14世纪30年代到1688年间英国海权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人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才把海洋深深植入一个小小岛国的灵魂之中,这一时期,那种活跃的创造力是在国王和统治者的激发之下产生的,但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出足以支撑起一个真正海权的能力之前,是私人企业一直维持这种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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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可能把海权身份和海军力量混为一谈了。在沙皇抵达阿姆斯特丹时,约翰·德·威特建立的海权国家已是明日黄花,威廉三世统治的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曾经在陆地上令法国寸步难进。虽然彼得弄来了海权艺术品和画像,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实用的物品,并怀着一个狂热爱好者的激情炫耀它们,但他发起革命并不是为了改变俄罗斯的本质,而是有着更为现实可行的目标。他利用西方的战争、科学、建筑和工程方法来使俄罗斯现代化和变强大,在这个过程中,他打破了教会和旧贵族的权力,他把自己的措施推向极端,以便更好地保证它们取得成功:圣彼得堡或许是面朝大海的,但彼得的俄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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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试图通过革命来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国家,把他继承下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欧亚国家的重心转向西方。但他的政治模式是独裁的,而不是包容性的。他钦佩的是路易十四,而不是威廉三世。他进行的最大挑战是重塑民族文化,以支持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都是些表面文章。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工程上的一项尝试,很少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或这么大的范围内试着去做这样的事”[40]。他把被迫接受新文化的俄罗斯精英与无须接受现代化转向的俄罗斯人民分离开,正如路易十四计划以凡尔赛宫把他的贵族与他们的领地分离开一样。彼得在新文化中注入了强烈的古典寓意元素,他交替着成为赫拉克勒斯、皮格马利翁(Pygmalion)、马尔斯、尼普顿和朱庇特,还有开创古代帝国的英雄们,亚历山大、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尤其是最后那位。彼得在新卢布上的肖像是古典罗马风格的,而在为了庆祝他于1716年短暂指挥四国联合舰队而铸造的勋章上,尼普顿的战车由四匹海马拉着,这或许会让人想起安东尼奥·维利奥(Antonio Verrio)画的《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Sea Triumph of Charles Ⅱ),彼得可能在伦敦见过它。继承尼普顿职责的想法迎合了他的虚荣心。然而,俄罗斯的巴洛克风格并不是随意选取古典元素做成的大杂烩:它用艺术来强调彼得想要使俄罗斯成为新罗马的野心。当宣传家费欧凡·普罗科波维奇需要一个恰当的类比来描述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时,他想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波尔塔瓦就是现代的扎马,它凸显了彼得野心的大陆军事性质,以及他海军计划所处的次要地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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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年以后,本土艺术和外来艺术的结合加上强大的宗教元素,为圣彼得堡提供了和莫斯科一样强大的精神基础,但其意义更为重大。1705年,海军部造船厂的启用使这座城市成了彼得战略野心的核心。他要求俄罗斯贵族在涅瓦河上行驶时使用船帆而不是船桨,这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务实的思想转向,让贵族们熟悉海军舰队的工具可能会使他们支持他的计划,而且还可能催生本国的海军军官。义务性的赛船会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即把新文化强加给不情不愿、心怀抗拒的人们。[42]彼得希望圣彼得堡既是他的首都,又是俄罗斯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精力旺盛的海洋城市。对熟悉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那种开放社会的人来说,这一意图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彼得无意与传统贵族分享权力,更不用说授权给本来就不存在的本国商业诸侯了。他的海洋城市属于帝国,不属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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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彼得在海洋艺术和海景方面的品位凸显了他对阿姆斯特丹乃至深受荷兰影响的伦敦海洋文化的热爱。彼得用来装饰墙壁的大部分艺术品都是舶来品,其中包括他和妻子的肖像。城市景观画、风景画和海景画要么是从荷兰买来的,要么是专门定制的。除了伦勃朗(Rembrandt)、范·戴克(Van Dyck)和勃鲁盖尔(Breughel)等公认的大师,他对一些不太出名的荷兰艺术家也很欣赏,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给他上过绘画课的亚当·希洛(Adam Silo,1674—1760)创作的精细海洋艺术,还有以伦敦为活动基地的亚伯拉罕·斯托克(Abraham Storck)和雅各布·斯托克(Jacob Storck)兄弟创作的海景画。实际上,彼得没有时间吹毛求疵。1711年,他订购了“四十多幅”以“海战和各种海船、荷兰城镇和村庄的远景以及运河和船只”为主题的画像。风景画和其他类型的作品他也能接受。[43]他的艺术品位跟一位荷兰船长差不了多少,把水手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和对这门学科不加批判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查理二世的眼光很好,他把范·德·维尔德招到了伦敦。而二流作品就能让彼得满意了。彼得的品位让人回想起他在荷兰的日子——不论在海上,还是在岸上——这样的品位很适合被看作彼得海军计划的一个象征。海权绘画纯粹只是彼得个人的爱好,很少有俄罗斯艺术家起来响应海洋转向,因为会赞助这类作品的人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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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彼得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沙皇政权开始创作和传播西式画像,促进国家的欧洲化,并树立足以在国内外界定这个国家的新标志性景象——特别是圣彼得堡和军舰。至关重要的是,彼得用西方的官僚程序、数据收集和专业精神取代了旧式的,以教会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和智识焦点。然而,他保留了一种旧式的指令性经济:印刷机以及它们印出来的文本和图画都控制在国家手里。[44]俄罗斯需要一种书面语言来传达沙皇的意愿,并向他的人民介绍新的制度、技术和思想。为了摆脱教会斯拉夫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俄罗斯需要一套能被广泛接受的、有稳定规则的语法,以及大量的外来词汇。德语、法语,甚至是英语都遭到了掠夺,以便发展出一套可以适应不同活动领域的俄语词汇。16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俄语语法书,这部书深受沙皇的影响。海军是最需要一种新语言的地方,它使用荷兰语来进行指挥,采用了英国—荷兰的航海术语,并且依靠引进的技能来运转。外来词至关重要,因为俄语里没有合适的词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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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航海转向”是“一项非凡成就”,“光靠它就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词汇入侵”。这些外来词中有许多至今仍深深扎根在现代俄语中,其他的则填满了帆船时代之后的词汇表。这些词来自威尼斯、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涉及了造船、海军军衔、船舶管理和岸上设施。它们出现在彼得于1720年颁布的《海军条例》中,“将航海转向化为了法典”。在1696年的亚速战役中,彼得开始向海军发布书面指示,并随着海军规模和经验的增长不断更新和补充这些文献。他对规则的痴迷——痴迷于把西方的制度强加给他落后的国家——在《海军条例》中达到了顶峰。彼得把法国、荷兰、丹麦和英国的海军法典翻译成了俄语,印刷出来,并“从英国法典开始”对它们进行协调,如果没有合适的英国规则,则留白。[46]1722年,彼得和他的团队完成了《海军部和码头管理条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就是在这一条例中,他提出了他的著名主张,认为陆军只构成了一条手臂,统治者要组建海军才能拥有两条手臂。这个比喻强调了联合作战的重要性,这是彼得取得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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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的《海军条例》是本四开的大部头书,页数多达450页,收录了大量新词汇和新思想,在沙皇于1725年去世之前,曾几次以俄语、英语和荷兰语被重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在内容基本没有改动的情况下被反复印制,这种耐用性既反映了它最初的编纂工作做得彻底,也反映了彼得的继承者们对此缺乏兴趣。这本书的卷首插画是由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师C.B.拉斯特雷利(C.B.Rastrelli)设计的,他是圣彼得堡新生文化精英阶层中的佼佼者,而负责雕版的是荷兰艺术家彼得·皮卡尔特(Pieter Picart)。画面显示,象征着海军和陆军部队的符号、俄罗斯双头鹰、希伯来符号和六行经文包围着乘坐在那条著名的小船上、还是个小小水手的沙皇,这是他最初的水上探险,也是他领受“创造俄罗斯海军的神圣使命”之时。这一信息在序言中得到了加强。他已完成使命的意思非常明显:彼得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舰船是装备了50门大炮的“命定”号(Predestination)。[47]使用来自宗教和《圣经》的船只标志使施加于这个极端保守的内陆社会之上的新力量获得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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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条例》记录了俄罗斯漫长而失败的海洋史,以凸显彼得作为受命于神的绝对统治者在创建和指挥新舰队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文本是用新的俄罗斯国家语言写的,在近200年后,我们仍能完全理解它,并以新的、经过简化的标准民用字体把它印刷出来。它与西方的类似文本有可比性。[48]在1708年到1725年间,俄罗斯至少出版了80部其他的海事书籍。其中很多是译著,包括25本关于战术旗号的专门书籍和供俄罗斯学生使用的学校教科书,还有一些贸易法规。“航海转向”的高潮出现在谢苗·莫尔德维诺夫(Semen Mordvinov)1748年的航海手册中,这本手册是由一名彼得时代的海军学院学员编写的,此人在法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其他地方,俄罗斯的海军教育深受英国影响:1698年,彼得听从东道主的建议,从英国聘请了一些熟练的航海教师回国。他们带来了基本的阿拉伯数字和高等数学,为全方位的科学启蒙开辟了道路。亨利·法夸尔森(Henry Farquharson)花了41年时间来教育俄罗斯海军军官、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翻译文本,并为测绘和制图计划提供知识。正如安东尼·克罗斯(Anthony Cross)和詹姆斯·克拉克拉夫特所认为的那样,在效力于彼得的外国人中,他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经营了30年的海军学院在整个罗曼诺夫时代一直是俄罗斯英语学习的大本营。彼得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与都铎时期的英国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都通过翻译从更古老的海洋国家那里大量地借用词汇和思想,最终形成了真正的民族文学,但它们当中只有一个成了海权国家。写于1720年之前的俄国海军史只有几篇庆祝彼得在海战中获胜的布道词,它们出自彼得的首席宣传家普罗科波维奇大主教之手,他给《海军条例》赋予了惊人的宿命感和神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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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还使用版画来传播海军文化,他委托工匠制作了圣彼得堡景观、舰船、海图、海战和胜利以及一部地图集的版画,这种现代化的艺术突出了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基地和要塞建筑群,它们是舰队的家园和守护城市外围的堡垒。这些图画是为了把帝国的力量铭刻在外国政府和俄国臣民的脑海中而制作出来的。它们在西方造成了激烈的反响,其程度超过了彼得的期望,甚至引起了英国的担忧,但在俄罗斯国内,海事议程却停滞不前。西方的艺术家很快就被俄罗斯人取代了,他们对西方设计进行了改造。有一幅画画的是1710年时250艘战舰从圣彼得堡驶往维堡,这幅画特别有震撼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次远征确保了圣彼得堡的安全。[50]彼得不仅建造了这座城市,他还确保了整个欧洲都能看到它的画像,这些画向欧洲人传达了他的愿景所具有的现代性。18世纪80年代,当俄罗斯有取代法国成为新罗马之势时——这是大陆对海洋所能造成的最大威胁——最后一个海权大国的统治者乔治三世,得到了一幅罕见的圣彼得堡大海军部的版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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