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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记了，一旦保护商船队被视为海军的责任，那么，主要的商业路线就成了海军战略的主线，而贸易路线的交叉点也会成为海军战略的焦点。尽管战略家们为了让公众和财政部赞同他们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以商业术语来书写它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支配主要贸易路线和占据可以作为海军基地的焦点来控制海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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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从此以后，无论谁登上王位，伦敦金融城都将受到海军的保护。海军为金融城服务，而金融城则向海军提供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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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战略重点是商业和海洋控制，这些重点通过一艘新的标志性舰船得以体现出来，它所表达的是英国的军事力量和控制海洋的冷酷决心。克伦威尔效法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用“纳斯比”号（Naseby）来表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国家。查理一世用撒克逊国王埃德加（Edgar）指挥七个国王的雕像作为他那艘巨舰的船首像，而“纳斯比”号的船首像则是身披铠甲的骑兵克伦威尔践踏着七名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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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共和国通过建立一支使用大型舰船和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火力的线形战术来专门从事战斗的海军，并组建一支专业的军官队伍，确保了它对海洋的控制。这些发展增强了海军的战略力量，它们成了一个有抱负的大国的恰当象征。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时发现，这个新身份已经在他的臣民中扎下了根，在他的统治期间，他一直在努力平衡想要建立一个专制的天主教国家的个人野心与海权带来的经济机遇和安全利益。但正如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发现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这两种身份是不可调和的。由于不愿与议会分享权力，查理无法调动资源来维持海军。他以克伦威尔的“纳斯比”号为旗舰，只是匆匆忙忙地把它改名为“皇家查理”号，它象征着一个此时尚未确定其身份的临时国家。1667年，约翰·德·威特的海权舰队俘获了“皇家查理”号，凸显了使英国舰队落入人手不足之处境的政治僵局，也暴露了复辟政权未能围绕海权建立政治共识的状况。查理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但议会不信任他，不给他足够的资金来运用这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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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所言，海权逻辑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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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英国的利益在于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有或安全，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就会成为邻国的猎物，而没有贸易，我们既不会有水手，也不会有船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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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希望他的海军能从荷兰手中夺取足够多的贸易，使他可以甩开议会自行其是，但事实证明，荷兰舰队实力坚强，在1672年至1674年间第二次拖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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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打破政治僵局，查理将注意力转向了海权的语言。查理熟悉其先辈的皇家海军艺术，以及当代荷兰共和国和法国的文化潮流，他把自己比作海洋之主尼普顿，与他的表哥、自比为朱庇特和罗马皇帝的路易十四“相映成趣”。查理把海权的文化中心搬到了北海的这边，并且开始在格林尼治建造一座新宫殿，把这里当成伦敦的仪式性入口，因为他需要“一个用来举行外交入境式的礼堂”[18]。1672年4月，当德·威特的“真正自由”共和国垮台时，查理邀请荷兰海员、商人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前往英国。两位威廉·范·德·维尔德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查理付给他们每人每年100英镑的聘用金：老威廉负责画他的舰船，小威廉给这些画上色。此外，海军大臣、约克公爵詹姆斯（James,Duke of York）也每年给他们一人50英镑。他们创作的每幅画像都将另行付费。查理还在皇后馆里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工作室，皇后馆是格林尼治宫殿建筑群的一部分，这样的资助大大超过了荷兰人在他们的祖国所获得的任何赞助，哪怕是在荷兰海权、商业和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作为回报，他们在英国逐渐发展为一个海权国家的过程中，把国王的舰队变成了权力和荣耀的图腾。英国同时获得了海军力量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两者通过“巨舰”这一标志性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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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和精英阶层的赞助对创造英国自己的海洋艺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与联省不同，英国中产阶级中没有多少私人买家。莉萨·贾丁（Lisa Jardine）曾把英国人的做法描述为“掠夺”共和国的文化财富，但这样的评价忽略了有意识模仿的深层含义。英国人所做的远不止是获取艺术品，海洋艺术的迁移是海权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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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廉·范·德·维尔德做了英国的官方战争艺术家，1673年，他在斯霍内维尔德（Schooneveld）附近的战场上航行，就像他一年之前跟随荷兰舰队出海一样。查理意识到“海洋之主”需要伟大的艺术，就于最后一场大战役之前把威廉召了回来，在王室视察舰队时带上了他。此事让小威廉画出了一幅能体现王室统治威严的杰作。老威廉还为约克公爵詹姆斯设计了以海战为主题的挂毯画。[19]小威廉为英国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造像手法，用风暴中的船以及从船尾俯视旗舰的视图取代了荷兰人喜欢的平静的航行场景。英国人对船只经受暴风雨这一场景的偏爱可能反映了时世的艰辛，而从船尾俯视——“观赏军舰时最为壮观、独特的视角”——则强调了王室的权力、海军的英勇以及高级军官在国家荣誉词典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20]威廉把英国的大型军舰视为特殊的和标志性的，这反映出了英国海军的象征主义，这种象征主义可以追溯到1539年的《亨利八世在多佛登船》（The Embarkation of Henry Ⅷ at Dover）。起初，这些画对王室的意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1688年之后，它们所表现的是国家的意图，因为国王把皇家海军的控制权让给了伦敦金融城。王室的赞助促使英国复辟时期的显要人物雇用范·德·维尔德父子来装饰他们的房子，接受了海权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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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这些“新式”画像的早期作品被安放在了劳德代尔公爵（Duke of Lauderdale）的住所汉姆屋（Ham House）里，公爵是王室的主要顾问之一。[21]雷默尔特·达尔德（Remmelt Daalder）认为，国王兄弟重视范·德·维尔德父子的作品是因为“它们更为日常的方面，也就是准确地描绘船只和海上事件的能力”，这一观点低估了王室的野心，以及这些用来向英国观众传达海权信息的图画所造成的影响，它们塑造了一种至今仍未衰落的英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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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一种权力语言满足不了查理。在1674年与荷兰议和之后，他用安东尼奥·维利奥创作的绝妙巴洛克式寓言缓和了一场没有结果的冲突所带来的失望。在《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中，国王乘坐着尼普顿的战车，胜利之神追随着他，在他头顶上方，一顶皇冠衬托着一行拉丁文“全天下海洋之主”。斯图亚特王朝对海上主权的主张是两次英荷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维利奥让查理成了海上的路易十四，他的作品装饰在温莎城堡的国家外交大厅里。[22]《查理二世的海上凯旋》使用了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艺术语言，与范·德·维尔德父子创作的那些朴素的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两者的结合改变了海权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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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努力争取海上主权的举动没能打动议会，议会拒绝让他自由地使用国家资源。复辟时期的英国是一个富国，也是一个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海权身份强调的是王家威严，而非商业扩张。詹姆斯二世发现，英国人不会追随他恢复天主教信仰或是这一信仰所支撑的欧洲专制制度，这些议程与真正的海权身份是不相容的。在詹姆斯二世倒台时，将王冠与舰队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性舰船，与手持三叉戟的海上女武神不列颠尼亚——英国海权的帕拉斯·雅典娜——一起，成了这个国家的象征。詹姆斯为英国构建海权身份所做的贡献就是打破了几十年来使这一进程陷入瘫痪的僵局，由一个天主教王朝来统治英国的前景迫使它在专制主义和寡头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拥有大量地产的精英和伦敦金融城把王冠交给了有一半斯图亚特血统的荷兰执政和他信仰新教的斯图亚特妻子，作为回报，他们分享了政治权力。商业阶层决定致力于海权。威廉三世意识到，伦敦是另一座阿姆斯特丹，但比阿姆斯特丹更大，于是他妥协了。他需要英国的资金和资源来抵制路易十四的普世君主国，而这两座海权城市都害怕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5年时间里，英国依靠革命这一解决方案创建了君主立宪政体、国家银行和国家债务，通过释放财政力量和国家决心的巨大储备，英国成了一个真正的海权，而威廉那两位奉行专制主义的舅舅一直无法触及这些储备。1690年，英国舰队在比奇角（Beachy Head）遭遇惨败，詹姆斯二世和他的法国盟友可以轻易地入侵英国，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笔国债被用在了重建战斗舰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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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奇角，路易十四的海军再现了盖乌斯·杜伊里乌斯的胜利，粉碎了英荷海军的舰队，确保了对海洋的控制。如果法国人懂得制海权的意义，他们本来是能赢得战争的。通过占领通往英吉利海峡的西方通道，法国可以利用受到战斗舰队保护的私掠船来摧毁英荷两国的贸易，迫使它们出来战斗或投降。但法国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时间浪费在准备入侵并推翻英国上。英国人没有过于惊慌，而是调动他们的财政力量，在路易集结军队之前重建了战斗舰队。1692年，英国皇家海军在巴尔夫勒—拉乌格击败了法国舰队，并很快就从一支偏重于战斗的舰队转型为一支全能型的海洋控制舰队，增加了大量用来保护贸易的船只，迅速把重点转移到了护航上面。[23]它已经变成了海权国家的海军，下议院在投票通过1708年的《护航和巡洋舰法》（Convoys and Cruisers Act）时强调了这一点，该法案把保护贸易纳入了法律。海军服务于伦敦金融城而不是国王。作为回报，金融城为威廉在欧洲打仗提供了资金，支持他利用这场战争发展欧洲以外的贸易，并粉碎了复兴的安特卫普所造成的商业威胁。威廉的继任者们没有对这一新秩序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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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债的投资促使伦敦金融城和拥有地产的精英阶层致力于革命这个解决方案：一位恢复了天主教地位的君主是不会偿还这笔钱的。由于贵族和资本都致力于维护新秩序，只有那些没有土地和身无分文的人才会支持流亡的斯图亚特王朝。尽管有内部的反对和外部的敌人，不列颠的海权还是繁荣了250年，在这250年中，人们一直在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和身份进行思考，把过去和现在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海权概念和议程的连续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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