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41985 这是你的荣耀，是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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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87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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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89 将它赋予你的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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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91 就在命运让最坚定的国家永远统治海洋之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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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93 汤普森在一位来自德国的新国王登上英国王位之时写下这首诗，此事绝非巧合。这是给国王的一个公开提醒：他父亲在格林尼治所领略到的海权身份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意图。1730年，汤普森在一部以迦太基人为主角的悲剧《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中加入了古典文献，把海权与历史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身份。[38]英法两国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提起迦太基。《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仅歌颂了海军——帝国的荣耀，还使伦敦金融城成为国家身份的中心。[39]1713年以后，英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新发现与过去的海权联系起来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进一步探究他们处境的深层意义。这项任务落在了一个法国人肩上。1704年，路易十四那以罗马为原型的野心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破灭了，这令孟德斯鸠男爵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Montesquieu）大吃一惊，他试图通过对当代政策的经典范例进行比较，来为波旁王朝的失败寻求一种哲学上的解释。孟德斯鸠搬到了伦敦，对英国的制度展开了研究，博林布鲁克的论辩作品一问世，他就立刻沉迷其中。这些作品极力主张通过一种以贸易为动力、以海军力量为依托的海权政策来保持欧洲的均衡，不要参与欧洲的竞争，博林布鲁克拿古代和当代进行类比，以此来论证他的主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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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95 孟德斯鸠认为英国是现代的迦太基，一个商业共和国把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个由商人阶层控制的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使国家能够获得深层的经济资源来维持长期战争，并产生了一个有权力的公民阶级。这些优势使得英格兰打败了新罗马普世君主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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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97 孟德斯鸠不带丝毫讽刺意味地把英国描述为一个共和国。他了解英国的运作方式，也明白在1688年到1714年间，英国是如何从一个边缘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国，而专制主义的法国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劣势。只有“共和国”才能长期维持对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的必要关注。孟德斯鸠选择以迦太基作为分析英国的模型，这揭示了法国野心的潜在现实以及他对李维的解读。一个半世纪后，美国海军军官兼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提出了一种以六个条件为基础的制海权理论模型。它只不过是法国人对博林布鲁克思想所做分析的一种详尽阐释罢了。[42]事实证明，马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特别受欢迎，因为他呼应了英国的文学经典名著，并支持了英国当时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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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1999 孟德斯鸠的分析对法国的文化、战略和海权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人把不列颠非人格化为一个如同迦太基一样的“他者”，因为它是一个被商业文化和“店主之国”背信弃义的政治所“腐蚀”的海权。它必须被“毁灭”。在1790年之后，共和党人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中完全没有任何原创的东西，其他的大陆帝国对这种语言的运用也是如此。尽管法国人的评论带有侮辱性意图，是对孟德斯鸠理性分析的一种曲解，但事实证明，这些评论完全无效。英国人对于以迦太基为先辈感到很自豪，这一次轮到全欧洲的大陆帝国在火焰中覆灭了。虽然英国人是新迦太基人，但18世纪的英国贵族与罗马共和国的精英阶层一样，都是拥有大量地产的人，享有政治权力，并要求学校和大学把荣誉、正直和勇敢等古典美德教给他们的儿子。他们把自己描绘成罗马元老，以此来强调自己的美德，这些美德能证明他们反对想要攫取更多权力的腐败大臣和国王是正当的。像罗马元老一样，他们反对普遍权力和民粹主义的民主——因为它们会削弱国家，并夺走他们的特权。然而，他们的托加长袍和神庙只是表象，他们心里明白英国不是罗马，于是巧妙地修改了论点，把以贸易和海事为业的人——和他们一起分享政治权力的人——纳入他们乐意与之通婚而不是加以拒绝的家庭之列。在乔治一世到四世时期的英国，土地、金钱和贸易结合在了一起，以抑制民粹主义政治所造成的文化威胁：这些人认为，推翻折中的寡头政治一定会导致不列颠国家的崩坏。汉尼拔想必能理解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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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1 欧洲列强总是高估了英国为保护汉诺威的安全而牺牲海权的意愿。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于1760年继位之后，德国与英国的联系逐渐消散了：乔治从未离开过英格兰南部。他是一位英国国王，喜欢海图、航海和科学。他的“帝国”是不列颠的，而不是神圣的或罗马的，他还任命了一位官方海洋艺术家。事实证明，这些选择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43]它们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严峻考验，当时，这个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将会迅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起义了。不列颠海权国家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帝国在1763年赢得的荣耀掩盖了一个基本的现实——英国已经极度衰弱了。[44]英国缺乏政治凝聚力和陆军力量来镇压起义或保住其领土。面对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英国放弃了美国的殖民地，专注保护加勒比海上那些盛产砂糖的岛屿、印度以及极具战略价值的直布罗陀要塞。只要保住了这些地方，法国和西班牙的经济枯竭就会带来和平。1783年后，它所建立的帝国明显没有“其短命的前身那么大陆化”。[45]在1793年到1815年间，周而复始的战争蹂躏了整个欧洲，英国人把精力集中在对海洋的控制上，这是岛国获得安全和经济优势的关键，与此同时，他们与盟国合作，尽可能地限制法国的扩张。他们孤军奋战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待经济上的消耗和法国占领的影响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卷入这场冲突。最终，拿破仑的泛欧洲帝国被推翻了，英国军队回到祖国。他们不想成为一个大陆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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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3 法国政治家没有清楚地理解孟德斯鸠的意思，他们以为把英国人称作“迦太基人”是一种侮辱。拿破仑还另加上一句“店主之国”，他大概不知道，所有海权国家都是“店主之国”。孟德斯鸠的观点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将引起共鸣，直到拿破仑退位，来自大型港口利物浦的议员、未来的英国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14年1月10日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事件。坎宁把他的选民和迦太基人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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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5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庆幸，在这场比布匿战争更大的战争中，在这场敌人把自己比作现代的罗马、把英格兰比作现代的迦太基并常常对此洋洋自得的战争中（至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两者有可比性，即现代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同样被认为是它的对手变得伟大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庆幸，与他们给我们指定的原型不同，我们没有因内部纷争而把注意力从全力支持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上转移开；我们没有遭受痛苦，也没有以争吵来使我们的顾问分心或限制我们对武器的运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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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7 他对法国的战争目标与英国的存亡息息相关所做的强调具有重要意义。[47]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是个对英国的身份造成了深刻影响的“他者”，但在1713年之后，它不再像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样渴望建立“普世君主国”了。大革命和帝国复苏了这一威胁，并将其与加剧了英国的焦虑情绪和加强了阶层和地区之间凝聚力的激进社会议程融合在一起。坎宁的演讲赞扬了这种凝聚力，他运用古典知识和对公众舆论的敏锐反应，强调了这座大型港口城市在人们盼望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坎宁“总是倾向于指向公众舆论已经倾向的方向”，这让他的话具有了特殊的意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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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09 并不是只有在法国人侮辱英国人时才使用这个类比。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时期，圆形海港得以重现。皇家造船厂按照宏伟、古典的形式被重建，巨大的砖石建筑被当作艺术和典范记录下来，以提醒国王并确保这些昂贵的工程成为威慑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海权国家的神经中枢——白厅，建起了一座古典风格的海军部大楼，这代表着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而英国的海军艺术捕捉到了每一轮新的胜利。[49]1793年到1814年间，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开发了一种艺术语言来表现英国海权在反对拿破仑军事帝国主义中的作用，对范·德·维尔德父子描绘出的海权做了进一步深化。[50]透纳重画了小威廉·范·德·维尔德1704年创作的《“皇家主权”号》，把这艘巨舰打造成了新时代的国家象征。他在20年后创作的皇家海军“胜利”号三联画和气势恢宏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表现出了挑战和应战、战胜一切困难、基于海军力量的安全以及为了这场胜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他的画成了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称颂纳尔逊为“不列颠尼亚战神”的先声。此外，他还和坎宁一起庆祝英国的“迦太基式”胜利，拓展了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艺术语言。1843年，年轻的约翰·罗斯金在提到透纳1815年的巨作《狄多建立迦太基，或迦太基帝国的黎明》（Dido building Carthage,or,the Dawn of the Carthaginian Empire）时，强调了成为一个海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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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1 前景中的主要对象……是一群孩子在让玩具帆船出航。画家巧妙地选择了这一事件，来表达作为未来伟大之源泉的主要志趣，它比忙碌的石匠或全副武装的士兵造成的喧嚣更优先，听到别人对它的描述和看到它一样足以让人理解它的重要性——这与绘画技术无关；匆匆数笔就能把这一思想传达出去，告诉知识分子，其效果与色彩的精妙表现并无二致。这样的思想是远远高于一切艺术的，它是最高级别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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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3 罗斯金拿这种深度与克劳德·洛兰画的《希巴女王的出航》（Seaport with the Embarkation of the Queen of Sheba）进行了对比，正是这幅画激发了透纳的灵感。[51]虽然透纳希望自己的艺术才能被评价为足以与克劳德比肩，但他与他的法国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使命感。[52]克劳德对作为文化和身份的海权毫无兴趣，因为他的赞助人看不上海洋，而透纳则以日出时分的地中海港口来赞颂英国在击败海权的最新敌人拿破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随着英国的海权身份逐渐催生出一个工业时代来，未来辉煌的预兆也从1815年这幅画中孩子们的玩具变成了《战舰“蛮勇”号》（The Fighting Temeraire）[53]中的蒸汽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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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15 透纳花了50年的时间来描绘海权，他结合古典准则，发展出了一种在《战舰“蛮勇”号》中达到高潮的独特视图。这幅画不仅抓住了英国海权即将从木制军舰转向工业动力的那一刻，而且它始终是英国的终极图景。透纳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了这种联系的英国人。1845年，英国与法国在外交上起了争端，此时正值蒸汽动力军舰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场争端在英国引发了一种害怕入侵的恐慌情绪。负责国防的军械总监乔治·默里爵士（Sir George Murray）告诫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说，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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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29 透纳生前没能看见海上新秩序的出现，但它们就是那艘拖曳着“蛮勇”号的小汽船的直系子孙，“蛮勇”这个名字被传给了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它所在的舰队向纳尔逊的海军以及其他可以追溯到1588年的英雄舰艇致了敬。这些选择是故意的，它们迫使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直面皇家海军的历史。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1916年6月，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咆哮道，“特拉法尔加的魔力正在破灭”。他错了。25年之后，“胡德”号在1941年的帝国日[58]被悲惨地击沉，这似乎预示着不列颠海权的终结，但仅仅几天之后，“俾斯麦”号（Bismarck）就被追上并击沉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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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1 不列颠海权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把岛国的战略优势与领土和资源的增长结合起来，使苏格兰，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爱尔兰，成为兼具经济活力和人口增长的国家。在美国革命中厮杀的两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土地帝国，这反映出了一种发展重心从军用和商业港口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因为殖民者寻求土地，而帝国的竞争对手则试图颠覆英国的优势。彭德雷尔·穆恩爵士（Sir Penderel Moon）声称：“英国人把他们对印度的统治归功于法国人，因为正是法国的榜样和竞争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引向了征服之路。”[60]1776年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扩张大大增加了它的战略影响力、航运能力和人力资源，就像20世纪上半叶自治领所起的作用一样。殖民地、金钱和工业确保了英国在欧洲列强面前永远不会相形见绌，甚至是在面对那些人口远超英国的强国时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国家从来没有把它们的资源集中起来攻击这个不合常规的海权国家。即使是在1779年到1782年之间，新的“康布雷同盟”也只有长期以来一直与帝国为敌的三个国家参加：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欧洲其余部分更加关心局部的领土问题。帝国在资源、人力、财力、工业和物资上的稳步增长，解决了海权相对规模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帝国使不列颠能够与法国等较大的国家，甚至是大型陆地帝国的战略力量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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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42033 从1688年到1945年间，英国在一个多极的国家体系内努力阻挠不断出现的在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的企图，用金钱和海军力量来维持反霸权的联盟，这一策略弥补了它在军事上的弱点。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离岸海军基地之外，英国对欧洲的土地并无野心，英国一贯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变革，这一立场吸引了追求类似目标的盟友。专制、独裁的欧洲列强既不能联合起来摧毁英国，也无法控制海权的工具——商业、意识形态和政治——在暗中四处传播，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对抗比它们对海外岛民的任何憎恶都要深得多。只有在被一个霸权国家所控制时，欧洲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拿破仑都未能达成的伟业。但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威胁，那就是试图超越英国的折中方案，把包容性政治推向平等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英国的政治精英一直都理解民主的危险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古典教育，对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了解比对本国历史的还要深。从1832年开始，选举权逐渐扩大，但这是一个缓慢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因为立法者们知道，每一次让步都会削弱国家的能力，使它无法专注权力、利润和身份。最终，不列颠海权国家将在20世纪之初被美利坚合众国摧毁，美国是一位置身于欧洲国家体系乃至世界秩序之外的竞争对手。此外，美国是作为盟友而不是公开的敌人摧毁了英国的力量，就像英国在1689年到1713年间削弱了荷兰一样。自1782年以来，经常有人以令人振奋的术语来解读英美关系，丘吉尔在他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中也使用了这样的术语，认为有一种基于语言、法律、包容性政治和事业的共同身份在成长，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庞大规模使得领导权不可避免地、和平地从位于欧洲边缘的小小岛上王国那里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那个强大得多的国家手中，由于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两场全球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这种乐观的后见之明歪曲了驱动着一个海权帝国和一个大陆军事国家世界观的根本文化差异、不同的性格和野心。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差异是一个自我塑造的文化和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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