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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有一句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大多数的军人都一致接受这个广泛的真理。实际上，这种算术上的比例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假使兵器不适当，则士气也就会随之减退，而在一具死尸上面，连最坚强的意志力也都会丧失了它的价值。不过尽管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是分不开的，可是拿破仑这一句格言却还是具有不朽的价值，因为它表现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一切军事性决定中，精神因素是居于首要的地位。战争和会战的结果经常是以它们为转动的基础。在战争的历史中，它们成为一个最具有“常”性（constant）的因素，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而其他的物质因素，则几乎在每一个战争中和每一种军事情况之下，都可以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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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对于以实用为目的，而研究军事历史的整个问题，都具有影响作用。近代的研究方法常常是选择一两个战役，而加以深入研究，想以此来当作职业训练的工具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不过这种基础的范围却很有限，无法表示出从这一个战争到那一个战争之间，军事方法（工具）的连续演变，所以很具有危险性，会使我们的视界狭窄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唯一经常不变的因素就只是下述的事实：一切工具和条件几乎经常是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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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人类天性对于危险的反应却几乎很少变化。某些人，由于遗传、环境，或训练的影响，其反应可能不像旁人那样敏感，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并非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若愈局部化，则此种程度上的差异愈不明显，也愈难计算。我们固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人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会具有多少的抵抗力，但是下述的判断却是人尽皆知的：受到奇袭时的抵抗一定会比在有戒备时差；在饥寒交迫时的抵抗力一定会比暖衣足食时差。心理观察的范围愈广，则研究的基础也就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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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既然比物质因素还重要，而且它又具有较大的“常”性，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任何战争的理论，在基础方面总是越宽广越好。除非我们对于全部战争的历史，都先具有广泛的知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对某一特定战役作深入的研究，否则这种深入研究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入迷途。反而言之，假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一共有二三十次的例证，都足以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时，那么我们再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是任何战争理论中的一个完整部分，似乎也并非没有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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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的内容就是这种“广泛”观察的结果。实际上，它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的职业有关。以前，我也只是就兴趣之所趋，个别地研究某些时代的战史，可是这个工作却强迫我不得不对各个时代作一个普遍的观察。一个观察者——甚至于只是一个游历者——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却也至少能够具有较广泛的看法，而一个矿工却只知道他那个坑道以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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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观察之中，我逐渐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从古到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的话，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却一定总是心理性的。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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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以来“直接”地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拿破仑的名言——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即足以清楚的说明这个理由。我们也可以更科学化地把它的涵义再重述一遍：一支敌军或敌国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其表现的方式就是它的数量和资源，可是其真正的基础却是指挥、士气和补给上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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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结果足以巩固敌人的平衡，因而也增强了他的抵抗力量。战争也和摔跤一样，假使不先使敌人自乱步骤和自动丧失平衡，而企图直接把敌人弄翻，结果只会使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用力愈大则输得愈惨。除非双方的实力太悬殊，否则这种笨方法是绝不可能获胜的。而且即便获胜，也不易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多数战役中，首先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丧失平衡，常常即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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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即足以使敌人“丧失平衡”（dislocation）。诚如以下分析所显示出来的，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卡门将军（Gen．Camon）的研究，当拿破仑指挥作战时，其经常不变的目标和方法，就是“敌后的活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实际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而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门所注意的主要是物质性的行动——时间、空间和通信交通等因素。但是从心理因素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和向敌后的活动在表面上并无相似之处。可是这些却也都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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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现这种关系，并想决定这种行动的性质，并不需要把双方的实力数量，以及补给运输的详情，全部表列出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这一套综合性的例证中，找到其历史性的结果，并且研究引出这些结果的物质上或心理上的行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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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不管条件如何的变化，某种类似的行动即足以引起某种类似的后果，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规律。这种条件的变化愈广泛，则所得的结论也就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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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作广泛的观察，其客观价值并不仅限于新型战争原理的研究。假使对于任何战争理论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均是一个必要的基础；那么对于一个有志于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的军事学者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也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否则，他对于战争的知识将好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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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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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察的当然起点就是欧洲历史中的第一次“大战”——希波战争（The Great Persian War）。在这个时代中，战略还只是在萌芽的阶段，我们当然不可能希望获得很多的教训，可是马拉松（Marathon）的大名，却在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心灵上和意象上，留下了一个太深刻的烙印，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战争，还是有略加说明之必要。因为欧洲人对于古代的希腊人，都抱着一种崇拜的幻想，因此它的重要性就更显得夸张。当我们作客观的研究时，这些史实的重要性固然相当的被减低，但是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却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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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0年，波斯人的侵略行动，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远征行动，其目的是要教训埃雷特里亚（Eretria）和雅典（Athens）少管闲事，不要鼓动波属小亚细亚境内希腊人作谋叛的企图。在大流士（Darius，波斯名王）看来，这些国家真是渺小得可怜。埃雷特里亚为波斯人所灭，它的人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地区。第二个对象就轮到了雅典，据说当时雅典国内的极端民主党，由于反对保守党的缘故，也准备伺机帮助波斯人入侵。波斯并不直接向雅典城进军，而是在东北方24英里（1英里＝1.609公里）以外的马拉松登陆。他们的计划可能是想吸引雅典陆军出城迎敌，然后他们的友党便在雅典城内乘机夺权。若是直接攻击雅典城，则会使这种机会不易发生，甚至于还会促使反对党也合力自卫，结果就会使他们必须作艰苦的攻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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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真是波斯人的计划，那么他们这一次诱敌行动算是已经成功了。雅典的军队果然向马拉松前进，以迎击入侵者。此时，波斯人又开始执行他们战略计划中的第二步。在少数兵力掩护下，他们把其余的部队又重新装上船只，企图绕道开往帕列隆（Phalerum），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向防务空虚的雅典城进攻。这个战略计划在原则上是很不错的，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关系，结果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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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腊主将米尔泰德斯（Miltiades）具有过人的毅力，所以雅典军一获得机会，便立即毫不迟疑地向波斯的掩护部队进攻。在马拉松会战中，希腊军的装甲和长矛都比较优良，也是制胜原因之一——在希波双方的战争中，这都是希腊人所拥有的重要优势。即便如此，这一次的战斗却要比稗官野史上所形容的更为激烈，而且波斯掩护部队中的大部分都还是安全的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又迅速地回到他们的城里，由于这个行动上的迅速，加上反对党的迟疑不决，才使他们获救了。当雅典军队回城之后，波斯人就看出来非实行攻城战不可。但是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教训雅典人一番，所以认为若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实属得不偿失——所以他们自动的退回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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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10年之后，波斯人才再度大举来犯。可是希腊人对于这一次的警报，却反应得很慢，一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人才开始扩充他们的海军——这是对抗波斯人优越陆上兵力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希腊和欧洲之所以能逃避波斯人蹂躏的主因，是由于在埃及曾经发生了一次叛乱，这个叛乱使波斯人从公元前486年到公元前484年之间，无暇他顾。此外，大流士之死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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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元前481年，波斯人大举侵略希腊的时候，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是大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不仅足以迫使希腊的各城邦和各党派都一致团结御侮，而且也使得薛西斯（Xerxes，大流士的继承者）对于他的目标，非采取直接路线不可。因为兵力太大了，无法使用海运，而必须由陆路前进。但为了应付规模空前庞大的补给作业，又必须利用海运。结果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海岸上，而海军又受到陆军的牵制——彼此都缚着一只腿。所以希腊人对于敌人的进路，事先可以有很准确的预测，而波斯人却无法耍弄一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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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形势也使希腊人可以获得一连串的据点，足以有效地封锁敌人的天然通道。诚如格伦迪（Grundy）所说，假使当时不是由于希腊内部意见分歧，利害不一致的话，那么侵入军可能永远达不到塞莫皮莱（温泉关）（Thermopylae）以南。实际上的结果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故事，希腊的舰队在萨拉米斯（Salamis）击败了波斯的舰队，而使侵入军立于必败的地位。当其时，薛西斯和他的强大陆军只能在一旁爱莫能助地看着他的舰队，以及更重要的补给来源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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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所以能获得这次决定性海战机会的原因，是希腊人用了一个诡计，这也可以算是间接路线中的某一种形式。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故意送了一个假情报给薛西斯，告诉他说希腊舰队投降的阴谋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根据过去的经验，波斯人信以为真，于是波斯舰队被骗入了狭窄的海峡，使他们数量上的优势丧失了价值。事实上，地米斯托克利之所以出此一计，是因为他害怕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的联军指挥官会从萨拉米斯撤走——他们在战争会议中确曾作如此的主张。于是就只剩下雅典的舰队，单独和波斯人作战，在大海之中，数量的优势即足以决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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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方面，只有一个人曾经当面警告薛西斯——他本人是很想和希腊作一次决战的。此人即为从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来的阿尔提米西亚（Artemisia）女王。她精通海军之道，反对波斯海军采取直接进攻的办法，而主张与波斯陆军合作，先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她认为在这个威胁之下，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一定会赶回家，于是希腊的海军就会自动分散了。她的预测也正和地米斯托克利的焦虑是相同的，假使不是波斯的舰队阻塞了出口，那么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在第二天上午就会开始撤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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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开始之后，攻方即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守方一部分兵力后撤，变成了诱敌之计，结果使攻方的强大兵力丧失了平衡。当攻方船只进入了狭窄的海峡之后，希腊人再度撤退，于是波斯船只加快划行的速度，终于乱成一团。此时希军从两侧逆袭，使他们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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