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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衰亡”的时期当中，有好几个世纪之久，欧洲又由“统一”而变回到“割据”的局面。对于这个时代的研究，在“将道”（military leadership）方面也当然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教训。不过就一般而论，所谓“决定性”者很难确定，转折点也不太明显，有目的的战略也太不肯定，而纪录也太不可靠，所以似乎很难当作一种科学化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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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罗马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却有一个内战是值得详细加以研究的，其理由有两点：（一）这是另外一位名将的杰作，（二）它的结果对于历史的演化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好像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一样；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45年之间的内战，则使恺撒（Caesar）和恺撒主义（Caesarism）成为罗马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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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元前50年12月，恺撒渡过卢比肯河（Rubicon）的时候，他的实力基础只有高卢（Gaul）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两地，庞培（Pompey）却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其他领土的全部。恺撒只有9个兵团，而其中又只有1个驻在拉文纳（Ravenna）的兵团是跟在他身边，其余的兵力都完全留在遥远的高卢。庞培在意大利境内一共有10个兵团，在西班牙另有7个兵团，在帝国其他各地还有许多的支队。但是在意大利的兵团却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一个现有的兵团，却比两个尚未动员的兵团还更有价值。有人认为恺撒这种鲁莽的，只带着一部分兵力，即向南进攻的行动是非常的冒险。但是时间和奇袭却正是战争中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恺撒战略的基础是，他对于庞培的心理具有极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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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文纳有两条路可以通到罗马。恺撒采取较长而较不直接的路线——沿着亚德里亚海的海岸——但是他的行动却很快。当他经过这些人口众多的地区时，有许多部队本来是集中起来，准备投入庞培的麾下，现在却反而都跟着他走。这正和1815年拿破仑的经验完全一样。因为在精神上发生了动摇，庞培的党羽就逃出罗马，而退到了卡普亚（Capua）——此时，恺撒却推进到敌人位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的前卫兵力，以及位于鲁西里亚（Luceria）附近由庞培指挥的主力间的位置。于是敌人的前卫兵力又都向他投降了。当他兵不血刃的一直往南面的鲁西里亚挺进之时，这种滚雪球的程序就也跟着继续发展。不过他的进展现在却已经变得直接化了，直接迫使敌人向意大利靴踵地区退却，那里有一个要港叫作布鲁登西（Brundisium，即今布林迪西〔Brindisi〕）。因为恺撒追得太厉害，结果才逼得庞培决定渡过亚德里亚海，逃入希腊。由于这个直接行动未免太过火，缺乏艺术的气质，所以使恺撒丧失了在第二阶段中，寻求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以结束整个战争的机会，于是他只好环绕着地中海的盆地周围，继续苦战了四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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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二个战役又开始了。恺撒这一次却不再尾随着庞培后面，一直向希腊境内追下去，而反过来攻击庞培在西班牙方面的防线。有许多人批评他这是“小题大做”，事实上却不尽然，因为他早已料定庞培绝不会乘机行动，所以他可以放心先去解决敌人的羽翼。恺撒在这一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动作又是未免鲁莽，一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之后，即直接向驻在依勒尔达（Ilerda，即今莱里达〔Lerida〕）的敌人主力进攻，使得敌人有了避战的机会。当突击失败之后，幸亏恺撒亲临前线，才算是未酿大祸。但是恺撒所部的士气日益低落，逼得他只好马上改变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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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勉强作攻城的打算，改用全力来建造一个人工要塞，使他能够控制着塞格雷河（Sicoris）的两岸，依勒尔达就位于河岸上面。这个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了威胁，于是庞培的部下遂不敢久留，而自动撤走。恺撒并没从后面加以追击，而听任他们溜去；但却派遣他的高卢骑兵，深入敌人的后方，以迟滞他们的行动。他不攻击敌人后卫部队所占领的桥头阵地，而宁愿冒险率领他的步兵通过深水滩（通常认为只有骑兵才可能徒涉），乘着黑夜迂回到敌人的退却线上。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想和敌人交战，而只是设法强迫敌人无法采取另外一条新的退却路线。先使用骑兵去实行阻挠和迟滞的动作，然后再使用步兵来切断他们。他一方面尽量控制部下跃跃欲试的雄心，另一方面更设法使敌人丧失斗志；最后，他把敌人逼到了水边，在饥寒疲惫和失望的压力之下，敌人终于不战而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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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兵不血刃的胜利，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胜利；因为流血愈少，则投降附和的人数也就会随之而增多。当他用间接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方法以后，这个战役一共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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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公元前48年，当他进行下一个战役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战略——结果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使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即便如此，也还只是不完全的胜利而已。这一次，他不采取间接的路线，经过伊利里库姆进入希腊；反之，他却决定采取直接的海上路线。如此一来，固然在最初阶段中节省了一些时间，可是最后却还是吃了大亏。庞培原先有一个大型的舰队，恺撒却完全没有，虽然他已经下令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但是却只找到一部分。可是恺撒却不肯再等，兵力只集中了一半，即开始从布林迪西登船出发了。恺撒在帕拉斯提（Palaeste）登陆之后，就沿着海岸走，直趋重要港口迪尔拉齐乌姆（Dyrrhachium，即今都拉斯〔Durazzo〕），但庞培却已先一步赶到该地。对于恺撒而言，可以说是十分的侥幸，庞培的行动老是那样的迟缓，以至于坐失良机；当安东尼（Antony）率领恺撒的另外一半军队躲过对方的舰队，开来加入恺撒的兵力之前，庞培没有能够用他的优势兵力，先把恺撒击败。甚至于当安东尼已在迪尔拉齐乌姆的另外一面登陆之后，庞培虽然居于中央的位置，却还是未能阻止恺撒和安东尼的两支兵力在地拉那（Tirana）会师。于是庞培开始向后撤退，他的敌人跟在后面追，无法使他停下来接受会战。以后两军就继续在格努斯河（Genusus）的南岸上对峙着——这条河正位于迪尔拉齐乌姆的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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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使用间接的方法，才打开了死结。经过了山地，走了40余英里的艰难路程，恺撒终于达到迪尔拉齐乌姆与庞培之间的位置。假使庞培若能早些发现这个危险，而赶回去援救他的基地，则所要经过的只不过是一段25英里长的直路而已。但是恺撒并未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因为庞培还是保有海运补给的便利，而且像庞培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是很难引诱他领兵向敌人进攻的。于是恺撒只好劳而无功地建立一条绵长的包围线，可是他的敌人不仅兵力比他强大，而且还拥有海运的优势——其补给不至于匮竭，同时必要时还可以从海路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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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庞培这样消极的人，对于这样单薄的包围线，也不会放弃寻找弱点加以攻击的机会。恺撒为了救援起见，遂不得不集中兵力来实行逆袭。这个逆袭却不幸遭受惨重的失败，若非庞培这个人惰性太重，否则恺撒的军队一定会一败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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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恺撒把残部整顿好了之后，他马上认清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在整军而退之后，即开始采取一种间接路线的战略。当恺撒正在调整战略的时候，庞培若能乘此青黄不接的机会，主动向敌军进攻，则一定可以大获全胜，更可以乘胜渡过亚德里亚海，重新夺取意大利的统治权——因为恺撒大败之后，其所辖的军民在精神上一定会发生动摇。此时恺撒已经明了向西的行动是不再有可能性，于是马上倒过来向东发展，迅速去攻击庞培留在马其顿的部将纳西卡（Scip io Nasica）。庞培的心理立即受到恺撒的控制，他接着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追随在恺撒的后面，赶去援助纳西卡。结果还是恺撒先到，但他却不命令军队攻城，反而等待庞培赶来。这对恺撒而言，似乎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也可以说由于迪尔拉齐乌姆的经验，恺撒认清了必须要有强烈的诱惑，才能使庞培在开阔地区接受会战。假使真是如此，那么恺撒这个观念要算是相当正确。尽管庞培所拥有的兵力，在数量方面是具有二对一的优势，但还是由于部下的劝说，他才肯冒险出战。正当恺撒准备用各种手段，来创造一个战胜的机会时，庞培却自己送上门去，使他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法萨卢斯（Pharsalus）会战。但对于恺撒而言，这个会战毫无疑问的是过于仓促——损失之重即足以说明其仓促的程度。恺撒的间接方法固然已经在战略上，重新建立了平衡的局面，可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才能够使庞培本人丧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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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萨卢斯战胜之后，恺撒追击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通过小亚细亚，然后渡过地中海，以到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在那里庞培即为托勒密（Ptolemy）所杀，使恺撒省了许多麻烦。但是恺撒本人却把这个有利的机会糟蹋掉了，为了干涉托勒密和他妹妹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之间对于埃及继承权的争执，他一共浪费了8个月的宝贵时间。恺撒所常犯的严重错误，是他老只注意着眼前的目标，而缺乏远大的眼光。在战略方面来说他是瑕瑜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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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恺撒坐失良机，所以才使庞培的旧部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他们在非洲和西班牙又获得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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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方面，由于恺撒的部将古力阿（Gurio），早已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结果使他的处境更为困难。在登陆之后，古力阿首先赢得了一个初步的胜利，于是他就因胜而骄，被庞培余党的同盟者朱巴国王（King Juba），引入陷阱而被歼灭。公元前46年，恺撒展开了他自己的非洲战役。他还是像过去希腊战役那般直接而冲动，使用着不充足的兵力，一头钻进了敌人的圈套。也正和他过去的惯例一样，仅仅凭着好运气和战术技巧的结合幸免于难。此后，他就在鲁斯皮那（Ruspina）附近设营固守，以等候其他兵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他都绝对不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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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恺撒又把他的不流血战略，运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几个月当中，即使他的增援已经达到之后，他还是执行一种绝对间接性质的战略，只不过是路线略嫌狭窄而已。他发动了一连串的小战，以打击敌人的士气，从敌方逃亡数字激增的事实看来，即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最后，他才采用一种比较宽广的间接路线，向敌人在塔普苏斯（Thapsus）的重要基地进攻。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会战机会，而他的部队——早已等候得不耐烦——立即不需上级的指挥，而自动向敌人猛攻，终于获得了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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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公元前45年，恺撒又发动了西班牙战役，这也是整个内战的结束。这次，恺撒从一开始就力求避免生命上的损失，在狭窄的限度之内，不断运用调度上的技巧，一定要使敌人立于绝对不利的地位，才肯和他们交战。结果他在蒙达（Munda）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而终于大获全胜；但这次还是经过了激烈的苦战，所损失的士兵也还是不少。由此即足以指明出所谓“经济兵力”（economy of force）的意义和仅仅是“节省兵力”（thriftiness of force）的意义，是大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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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间接战略路线，似乎都是很“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在他的每一次战役当中，他都只不过是使敌人的精神发生“紧张”的现象，而并未能使其溃裂。主要的原因似乎是他所重视的，只是敌方部队的心理，而非敌方指挥官的心灵。假使说他的这些战役足以当作一个极好的例证，来说明两种不同间接路线的区别——（一）以对方的部队为目标，（二）以对方的主将为目标——那么还不如说，更足以有力地说明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的区别。当恺撒每次采取直接路线时，几乎无往而不失败；反过来说，当他失败后改用间接路线之后，则又往往能够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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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四章 拜占庭时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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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元前45年，恺撒在蒙达获得了最后胜利之后，他就荣获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权”。这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使罗马的共和从此告一结束。也就是由一个共和国转变成为帝国的前奏曲——在帝国的制度中，就潜伏着使它自己内在崩溃的细菌。不过这些发展都是逐渐性的——从远大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一种进步。从恺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中间还经过了五百年的光阴。甚至此后，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罗马帝国”，一直又再延长了一千年之久，才终告灭亡。这个原委从头说起，是：（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公元330年，从罗马迁都拜占庭（Byzantium），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二）公元364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命运较长，而西罗马帝国则由于野蛮民族的不断攻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5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榜样，独立的意大利王国也建立起来了，于是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遂终于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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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6世纪的中叶，西罗马又有复活的迹象——这却是由东罗马所发动的。当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君士坦丁堡做皇帝的时候，他的部将们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成就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贝利撒留（Belisarius）。他之所以能被称为名将的理由，有两点：（一）他的兵力真是少得可怜，与他的工作简直不成比例；（二）他经常使用守势的战术。在一连串的征服之中，竟完全缺乏攻势的行动，这种奇迹也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而最大的特点，却是他所率领的军队，其基础又完全是机动部队——主要是骑兵。贝利撒留并不缺乏胆量，但是他的战术都是设法引诱对方先动手进攻。他这种作风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数量上总是居于劣势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在战术和心理两方面，都有极精密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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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队在组织形态上，和罗马全盛时期的兵团制度很少相似之处——它很接近中世纪的形态，但是却具有较高度的发展。若是恺撒时代的军人看到这种部队，他们一定不会承认这也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若从追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军人眼中看来，也许对于这种演变的趋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异。从西庇阿到恺撒之间的时代中，罗马本身渐次由一个城邦国家，变成了一个帝国；他们的军队也由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兵力。尽管扎马会战已经显示出骑兵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军事组织却够不上这个标准。尽管马种已经大为改良，体型和速度都已经进步，但是在罗马帝国的陆军中，步兵仍然是主力兵种，而骑兵还是和初期对抗汉尼拔的战争一样，始终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兵种。以后由于在边防方面需要较大型的机动兵力，于是骑兵的比例才逐渐增加，但是一直到公元378年，罗马兵团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遭到了惨败之后——为哥特人（Goths）的骑兵所击败——罗马陆军才记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开始实行改组。在以后的时代中，钟摆却又摆向另外一个极端。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统治之下，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甚至大量收编野蛮人的骑兵。以后，这个招募的比例终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于是才发展成为一种有体系的新型组织。到了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主要的兵种是由重骑兵所组成，他们穿着铁甲衣，所使用的兵器是弓弩和长枪。在原理上，它是想兼有机动“火力”和机动“冲力”两者之长——匈奴和波斯的骑弓手显示出了第一方面的价值，而哥特的骑枪兵也显示出了第二方面的价值。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兵力，又有轻骑兵的组织，那便是轻装的骑弓手。无论从组织上或战术上来看，这两者的结合都可以算是近代轻重（或中型）两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步兵也同样分为轻重两型，但是后者却使用重矛和密集的队形，只是当作会战中的一个固定枢纽使用，而骑兵则环绕它做各种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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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6世纪的初期，东罗马帝国的国势是十分危险的。它的军队在波斯的边界上，一再遭到屈辱的战败，其在小亚细亚的整个地位也都在动摇之中；有一度——由于匈奴人从北面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曾暂时减轻，但是在公元525年左右，边界上又发生了新的战争——不过其形式却很散漫。贝利撒留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曾经率领骑兵，几度侵入波斯属的亚美尼亚（Armenia）地区，以后当波斯人占领了一个边境要塞之后，他又发动了一个精彩的逆袭，把它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诸将的失败对比之后，查士丁尼提升他做东面军的总司令——那时他还不到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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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30年，一支总数约40000人的波斯大军，向达拉（Daras）要塞发动进攻。面对这个威胁，贝利撒留手中只有大约20000人的兵力，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刚刚开到的新兵。可是他并不准备作守城的打算，而决心冒险和敌人作一次会战，不过他对于战场却事先有精密的选择，以便运用他“防御攻势”（defensive-offensive）的战术。他估计敌人一方面抱有直捣拜占庭的雄心，一方面仗着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必然会一直向前进攻，而不多所顾虑。他在达拉的前方，挖掘一条既宽且深的壕沟，位置很靠近城墙，以便壕中的守兵可以获得城头上的“火力”支援。贝利撒留就把最不可靠的步兵，布置在这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呈直角的又挖掘两条长壕，在顶点上又有两条横壕，一直向外伸展到谷地两侧的丘陵地中。沿着这两个侧翼之上，重骑兵就分别埋伏在那里，以供逆袭之用。匈奴人的轻骑兵又摆在两个内角里面，假使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所逐回，他们就可以突然袭击敌人的后方，以来消除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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