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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战役中主要是由于判断和运动的迅速，而获得了胜利。当他听到兰开斯特家族（Lancastrian，编注：即红蔷薇党，英国内战期间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出任英王之党派）的主力军正从北面向伦敦进迫的时候，爱德华正在威尔斯与当地的兰开斯特党支队作战。他在2月20日回师到达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在那里他听到兰开斯特党人于2月17日，已经在圣阿尔班斯（St．Albans）击败华尔维克（Warwick）所率领的约克军（编注：即白蔷薇党）。圣阿尔班斯距离伦敦仅20英里，而格洛斯特却在100英里以外，换言之，兰开斯特党有三天的优先时间。但是到了22日，他在伯福德（Burford）和华维克的残部会合在一起，并且听说伦敦城还在和敌人谈判和平条件——城门还是关着的。第二天，爱德华离开了伯福德，在26日进入了伦敦城，就在那里宣布登基为主，兰开斯特党人沮丧之余，就开始向北撤退。当他在跟踪追击的时候，决定选择托顿（Towton）一地作战场，以来冒险攻击优势的敌军。由于天降大雪，他的部将法孔堡（Fauconberg）利用这个机会，用弓矢激怒盲目的敌人，终于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毫无秩序的冲锋，而遭到了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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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71年，爱德华的战略不仅是具有相同的机动性，而且还更灵巧。在这中间的阶段，他丧失了王位，但是从他的内兄那里借到5万克朗（crown，一克朗值5先令），率领着1200名旧部，开始作复辟的企图，此外在英国各地也都有旧部向他许下了拥护的诺言。当他从法拉盛（Flushing）扬帆启程的时候，他知道英格兰各地海岸上都设有守兵，以防备他回国。但是他却采取了一条最不被预期的路线，决定在恒比尔（Humber）登陆。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因为这个地区是同情兰开斯特党的，所以它可能并未设防。他迅速行动，在他登陆消息还未传开，敌人尚未集中兵力之前，他就已达到了约克。于是他就沿着伦敦大路向下前进，在塔德卡斯特（Tadcaster）巧妙地绕过了一支挡路的敌军。他一直往前走使这支敌军跟着他后面追。于是他又威胁到另外一支敌军，他们被布置在纽瓦克（Newark）等候他的到达，但是他却引诱他们向东撤退。接着爱德华转向西南面，到达了莱斯特（Leicester），在那里他又收集了不少的兵力。此后他就直向考文垂（Coventry）进发，华尔维克——过去的部下，现在的主要敌人——正在那里集中他的兵力。他把他的两路追兵都再拖行了一段距离，并且使他自己的兵力逐渐增加，而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减弱之后，接着突然转向东南直向伦敦进发，那里却大开城门欢迎他进来。现在他觉得他的兵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接受一次会战，当两路追兵达到巴尼特（Barnet）的时候，他就出城去迎击他们；在大雾之中发生了混乱会战，终于使他获得了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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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兰开斯特家族的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也率领了一些法兰西的雇佣兵，在韦茅斯（Weymouth）登陆了。她在西部征集了拥护她的兵力之后，就向前推进以与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在威尔士所召集的军队会合在一起。又是由于行动迅速，当女王的军队正在河谷地区沿着布里斯托-格洛斯特之间的大路向北前进的时候，爱德华却已经赶到了科茨沃尔德（Cotswolds）丘陵的边缘上。于是在一整天的竞走后——一支军队在谷地中，另一支军队在丘陵上面——到了黄昏时，他终于在图克斯伯里（Tewkesbury）追上了她。因为他事先已经命令地方官关闭城门，所以阻止了她在格洛斯特渡过塞文河的行动。自从拂晓时起，他一共走了差不多40英里的距离。那一天一夜间，他宿营在与敌人极接近的地方以防止他们逃走。女王部队的阵地具有坚强的防御力量，但是爱德华却利用他的攻城机和弓弩来引诱他们冲锋，终于在次晨的会战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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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的战略具有特殊的机动性，而在那个时代中尤属难能可贵。因为在中世纪里，所谓战略，就是直接单纯地寻求正面的战斗而已。假使会战的结果不具决定性，那么吃亏的多半是寻求会战的那一方。除非他们能够反客为主，先引诱守方在战术方面采取攻势，才可能有例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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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中，最后的战略例证不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在13世纪中，蒙古人对于欧洲的骑士，才是在战略方面最好的教师。无论在规模和素质方面，在奇袭的机动方面，在战略和战术的间接路线方面，他们的战役都可以说是远迈前古。当成吉思汗伐金的时候，他利用大同府来作为一个引诱敌人入伏的香饵，这正和拿破仑利用曼图亚（Mantua）要塞一样。他兵分三路，用分进合击的战略，终于使金国在精神方面和军事组织方面，都全部崩溃。当他在1220年侵略花剌子模帝国的时候，后者的权力中心位置在今天的新疆省内。他使用一支兵力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注意到南面通喀什（Kashgar）的路线；而他的主力却又在北方出现。以这个作战为屏障，他本人又率领着总预备队向更远处迂回，一度在克孜勒空（Kizyl-Kum）大沙漠中失踪了之后，终于在布哈拉（Bokhara）出现，而开始从后方向敌军防线发起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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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年，他的将领速不台奉命远征欧洲，让他们接受一个双重意义的教训。他以一军当作战略性的侧卫，通过加利西亚（Galicia）前进，以吸引波兰人、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连续地遭受挫败。而他的主力则分成三个间隔颇远的纵队，扫过匈牙利，直抵多瑙河上。在这个前进中，两侧的纵队又恰好做了中央纵队的掩护物。当他们的兵力在格伦（Gran）附近，集中在多瑙河上时，匈牙利人却集中兵力在对岸，以阻止他们渡河。蒙古人立即用技巧的行动，逐渐向后撤退，以引诱匈牙利军离开这个河川的天险，进到了增援兵力赶不上的地点。于是速不台利用黑夜迅速调动部队，在绍约河（Sajo）上发动了一个奇袭，终于把匈牙利军歼灭殆尽，而成了中欧平原的主人。一年之后，他才自动放弃了他所征服的地区，在他没有自动撤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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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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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要来研究近代史中的第一次“大战”：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这样长期的战争中，却没有一个战役是称得上具有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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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此一标准的战役，就是古斯塔夫（Gustavus）和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最后决战。因为前者在吕岑（Lützen）会战的最高潮中突然死去，结果遂使在瑞典领导之下组成一个巨型新教同盟的可能性被打消掉了。但若非法国人参战和瓦伦斯坦被刺，那么也就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使日耳曼提早三个世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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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结果和可能性却都是间接获得的，而并非战役的直接决定性后果。在这次战役内的唯一一次正式会战中，原先最占优势的一方面却反而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瓦伦斯坦的战争工具远不如瑞典人的优秀，二是瓦伦斯坦在战略上固然具有胜利的机会，但是他的战术却不足以与此相配合。当他在会战之前，可以说是获有真正的优势，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连续应用间接路线的结果——它使得战争的全部局势都完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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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年，过去曾经亏待过他的国王，现在却恳求他回来，并出任一支并不存在的陆军的指挥官。瓦伦斯坦凭着他个人的英名，在3个月之内召集到了40000名兵员，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尽管巴伐利亚已经提出求救的紧急呼吁，因为古斯塔夫的常胜大军已经压境了。可是瓦伦斯坦却反而向北面，以古斯塔夫的较弱同盟国萨克森（Saxon）为攻击的对象，把他们逐出了波希米亚之后，就直接进攻萨克森本土。他甚至于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着他的军队来参战，表面上这样将使巴伐利亚的防务比以前更空虚。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瓦伦斯坦的计算是一点都不错——因为害怕他这个脆弱的同盟国被击败，所以逼得古斯塔夫只好放弃了巴伐利亚，而赶回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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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尚未赶到之前，瓦伦斯坦和选侯的兵力已经联合在一起，面对着他们的联合兵力，古斯塔夫退回了纽伦堡（Nuremberg）。瓦伦斯坦也跟进追击，但却发现瑞典人已经严阵以待，所以他认为会战的时机是已经丧失了，必须尝试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他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找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用他的轻骑兵来控制着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同时他的新军在获得充分的休息后，信心也日益增强。他一直继续这种方法，对于瑞典人的挑战，绝对置之不理。而瑞典军一方面受到饥饿的威胁，一方面累攻他的阵地不下。这种结果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却具有极大的意义；消息传遍了全欧，都知道古斯塔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塔夫的力量并未丧失平衡，但是他的百战雄威却不免大打折扣，于是他对于日耳曼诸国的控制力也就开始松懈了。瓦伦斯坦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对自己能力的限度，具有现实感；同时对于较高的战略目标，也具有远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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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伦堡，古斯塔夫又向南再度侵入巴伐利亚。瓦伦斯坦还是不跟着追，而再度从北面攻向萨克森——这是一个极高明的行动。它马上使古斯塔夫又和上次一样赶了回来。但是他却回来得很快，使瓦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订立一个单独的和约。接着就是吕岑的会战，瑞典军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他们的领袖却战死了，这个代价也着实不轻。于是瑞典人想组织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从此告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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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争又再拖了16年，使日耳曼成为一片废墟，而使法国从此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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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1642至1652年间的英国内战，拿来和同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其他战争作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前者的唯一特点就是具有寻求决战的精神。笛福（Defoe）所著的《骑士回忆录》（Memories of a Cavalier）一书中，对此有很适当的描写：“我们从不设营和掘壕……从不凭险固守。战争中的最大的格言，就是那里有敌人，我们就跑到那里去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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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有这样好的攻击精神，可是第一次内战却还是一拖就是四年，除了战术性的意义以外，没有哪一个会战可以算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等到1646年，战争名义上宣告结束的时候，英国到处都留有王党的余烬，以后加上胜利者本身之间的冲突，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些死灰又复燃了，其火焰比上一次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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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提倡寻求决战的精神，为什么战争却反而这样缺乏决定性呢？其原因何在？主要是由于在每一次战争中，双方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夹着所谓的“扫荡战”，但却只具有局部和暂时性的作用。这样的作战结果只是把双方的实力都完全消耗殆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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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王党的军队是以西部和中部作为基地；国会军则以伦敦为基地。当王党第一次进攻伦敦的时候，到了特南格连（Turnham Green）就可耻的崩溃了。因为在此以前，双方的主力曾在埃奇希尔（Edgehill）作过一次毫无结果的苦战，其精神上的影响力遂使这次进攻不流血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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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牛津和它附近的城镇成为王党军队的作战枢纽。在这个地区的边缘上，两军的主力曾经反复的搏杀，却一点结果也没有。此外，各地的局部兵力在西部和北部，到处形成了混乱的局势。最后在1643年的9月间，由于格洛斯特的围城有加以解救的迫切需要，遂迫使埃塞克斯勋爵（Lord Essex）率领着国会军的主力，沿着牛津区的侧翼上，采取一条狭窄的进路去援救它。这个行动使王党有截断他的后路的机会；但以后在纽布里（Newbury）的直接冲突，又还是不曾获得决定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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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厌战心理很可能使战争就此化为谈判的和平；但是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却在政治方面犯了一个大错误，和爱尔兰的叛徒先订了和约。这个行动使人看来，好像是要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结果使隶属长老会的苏格兰，也参加了反王党的作战。因为苏格兰的军队可以牵制北面的王党兵力，所以国会党立即集中兵力再直接向牛津区进攻。这一次除了占领少数的外围堡垒之外，也还是一无所获。甚至于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珀特（Rupert）迅速集中在北部的王党兵力，以与苏格兰军决战。可是不幸的很，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上的战术失败，却浪费掉了这个战略性的机会。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区的直接进攻失败，又使国会军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逃亡者日众，若非有意志坚强的领袖人物如克伦威尔（Cromwell）者，则可能早已罢兵求和。所幸王党方面的情形还更恶劣，内在的危机较外来的打击还更严重。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只因为国会军的战略一误再误，所以才使他们苟延至今。到了1645年，费尔法克斯（Fairfax）和克伦威尔终于率领了一支新型的军队，在纳斯比（Naseby）把他们击败了。不过即便有这次战术上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战争也还再拖了一年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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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第二次内战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此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而28岁的兰伯特（John Lambert）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在1648年4月底时，听说苏格兰人已经组织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侵入英格兰，于是费尔法克斯领兵北进去征讨他们。克伦威尔则前往西部镇压王党在南威尔斯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入侵时，在肯特和东盎格鲁（East Anglia）又发生了新的叛乱，把费尔法克斯的兵力牵制住了。所以兰伯特手里只剩下一支极单薄的兵力，以来迟滞侵入军的行动。但是他却运用极巧妙的间接路线，在敌人沿着西海岸大路前进时，不断的威胁他们的侧翼，并且设法制止他渡过潘宁斯河（Pennines），以与约克方面的叛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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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648年7月11日，彭布鲁克被攻陷之后，克伦威尔也开始移师北向了。他并不直接向苏格兰人进攻，而采取经过诺丁汉（Nottingham）和唐开斯特（Doncaster）的迂回路线——沿路收集补充——然后向西北进发，在奥特兰（Otley）与兰伯特会合在一起。他们正面对着苏格兰军的侧翼，它们的位置延展在维根（Wigan）和普雷斯顿（Preston）之间，由兰代尔（Langdale）率领着3500 人，来保护这个侧翼。此时克伦威尔的总兵力仅为8600人，包括兰伯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而敌人的总兵力则在20000人左右。但是他却在普雷斯顿先攻击苏格兰军的尾部，使他们丧失了平衡，于是苏格兰军纷纷向后转，逐次用部分的兵力来向他进攻。在普雷斯顿荒地上，兰代尔一军遂全被击溃。克伦威尔乘胜急追，席卷苏格兰的纵队，把他们从维根一直赶到了乌托克西特（Uttoxeter）。在那里，前面有中部的民团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骑兵的追击，于是到了8月25日，敌军全部投降。这个胜利具有决定性，克伦威尔不仅肃清了在国会中的仇敌，而且使国王受审，并判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