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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眼看来，对于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战役，似乎在趣味上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比起其他名将的战役，似乎较少专以敌人交通线为行动对象的例证。但是若仔细加以观察之后，这个印象就要有所改正。贝利撒留曾经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工具，他知道只要敌人肯在适合这种战术的条件下，先行进攻，则他利用这种工具，即足以击败具有极大数量的优势敌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兵力劣势反而是一种优点，这是大家所不易看出来的，而尤以与大胆的直接战略攻势相配合，更为相得益彰。所以他的战略着眼点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他知道如何挑拨西方野蛮民族的军队，使他们发“牛性”，于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直冲。至于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波斯人，他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庭人的优越感，以来当作诱敌的工具。以后，当波斯人累战累败，以致对于他个人发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之后，他又马上利用他们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当作是一种心理上的作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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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大特长就是能把他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而同时又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此外，他的战术也具有间接路线的特征——先使敌人丧失平衡，然后使敌人在战线上接头的地方暴露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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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中，有朋友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这样强大的优势敌军，他凭什么可以拥有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第一次和哥特人交手的时候，他的位置在前哨，马上就发现了他们的弱点，认为他们虽有强大的兵力，但却不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理由，除了由于兵力过大，调度不灵以外，哥特人的骑兵，事实上也不如贝利撒留的那样精锐。哥特人的骑兵只受了长枪和短剑的训练，而他们的步弓手却惯于躲在骑兵的背后作战。这种骑兵仅能在近接战斗中发挥作用，因为当敌人骑兵在远距离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他们的步弓手，却又绝不敢直接面对敌人的骑兵。其结果就是哥特的骑兵总是希望尽量接近敌人，因此常常会发动不合时机的冲锋。至于步兵在骑兵的掩护下向前推进后，却停留在很远的后方，不敢跟上去。于是步骑间的联络就开始中断了，在侧翼上的敌人马上就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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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攻势战略，构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几个世纪当中，西欧进入了黑暗时代，可是拜占庭却能继续维持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庭的两本著名军事学教科书：莫里斯皇帝（Emperor Maurice）的《战略学》（Strategicon）和李奥六世（Leo Ⅵ）的《战术学》（Tactica），还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和军事组织的遗风。这种组织似乎是很够强硬，足以抵抗野蛮民族从多方面所施的压力，甚至伊斯兰教徒的征服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波斯帝国后，他们都还是屹立无恙。虽然外围的地区已经丧失掉了，但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未发生动摇，而自从9世纪巴希尔一世（Basil Ⅰ）的朝代之后，那些失地又逐渐被收复。到了12世纪初叶，在巴希尔二世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的国威达到查士丁尼之后的最高峰。五百年以来它比过去更为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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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50年之后，它的安全开始受到了威胁，而在几个小时之内，它的前途开始显得黯然失色了。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外侮的威胁，所以它的军事预算一再受到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减少了，而其内部也开始腐化。于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在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的领导下开始强大了起来。从1063年之后，拜占庭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但是却已经太迟了。1068年，罗曼努斯（Romanus Diogenes）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其目的也是为了抵御外侮。他本应先争取时间，来训练他的军队达到如同过去的水准；可是他却偏不如此，而发动了一个时机未成熟的攻势战役。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所以使他更有信心，于是领兵向亚美尼亚境内深入，在曼兹科特（Manzikert）附近和塞尔柱的大军遭遇。因为拜占庭的军容颇盛，土耳其的苏丹（Sultan）必须撤出他的营地——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他当然是不肯接受。当阿斯兰拒绝了之后，罗曼努斯立即开始进攻，他完全违反了拜占庭的传统，为敌人少数兵力所引诱着，直向陷阱中猛冲，而敌人的骑弓手却不断地阻挠他们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队形已经混乱破裂，最后他只好命令后退，于是土耳其人从两翼方面直逼过来，在包围的压迫之下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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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惨败使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侵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由于这个匹夫之勇的将军，他的攻击精神和他的判断力不能取得平衡，所以才会使国家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不过即便如此，微弱的拜占庭帝国还是又拖了400年之久才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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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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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目的只是当作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周期之间的一个衔接而已，虽然中世纪也有几次战役是很有示范的意义，可是资料的来源比之前后两个时代，都更缺乏且不可靠。在科学真理的研究方面，最安全的途径就是把我们分析的基础，放在已经证实的史实上面，对于某些时代却不妨略去，尽管这样会牺牲若干有价值的例证，但是因为根据不可靠，所以还是宁缺毋滥比较好。固然这种意见上矛盾的地方，多半是属于战术方面，与中世纪军事史的战略方面关系较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战争研究者而言，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尘雾，却足以把这两方面都掩蔽住了，因此会使他们对于这个时代中所获得的研究结论，感到十分的怀疑。不过，假使不把它们包括在我们的详细分析之中，而只是把某些片段作一个简明的叙述，也未尝不可以暗示出它们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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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西欧，所谓封建武士的精神是与军事艺术互不相容的。不过尽管一般说来，他们在军事方面的表现都是拙劣不堪，但是在黑暗之中却也不乏少数的明星——而且从比例上来说，比之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其数量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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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Normans）是最先崭露头角的，他们的子孙在中世纪的战争中，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祖先的光辉。因为他们把诺曼人的血液估价颇高，所以势必要用脑力来代替，这样遂使他们获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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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年是英国小学生都记得的一个年代，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诺曼人都有惊人的成就，所以他们的结果也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不仅是对当时的局势具有决定性，而且对于整个历史的演进，也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有一个战略性的纷乱，使诺曼底的威廉（William of Normandy），在侵入英格兰时获得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从一开始起，他就获得了间接路线的利益。这个纷乱的成因，是由于哈罗德国王（King Harold）的叛弟托斯提格（Tostig）和他的盟友挪威国王哈德拉达（Harlod Hardrada），事先在约克郡（Yorkshire）的海岸上登陆。这似乎没有威廉的侵入那样可怕。但是它却提前发生，所以即便它立即失败了，对于威廉的计划也还是增加了很大的功效。当挪威人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被歼灭之后的第三天，威廉就在苏塞克斯（Sussex）的海岸上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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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登陆后并不立即向北前进，而先蹂躏肯特（Kent）和苏塞克斯地区，以引诱哈罗德，后者只带着一部分兵力，便急忙向南方进发以来救援。哈罗德愈向南方深入，想要赶紧和敌人交战，则在时间和距离上，与他的后方也就愈加遥远了。这也正是威廉的算计，结果完全不出他所料。他把哈罗德引到了可以看见海峡海岸的地方，才开始和他交战，然后又用了一个战术性的间接路线，决定了这次的胜负——首先命令一部分的军队假装战败逃走，以来引诱敌人自乱阵脚。而到了最后阶段，高角度的弓弩“火力”，使哈罗德死于非命，也可以算是一种间接的火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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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胜利之后，威廉的战略也是同样的具有意义。他不马上向伦敦进发，而先占稳了多佛尔（Dover），并确保他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当他到达了伦敦的郊外后，他避免任何直接的攻击，首先绕着城区向周围作破坏性的骚扰，先到伦敦的西面，再绕到北面。因为有饿死的危险，所以当威廉到达柏坎斯台德（Berkhampstead）之后，伦敦就自动开城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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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世纪当中，又有一次历史上的惊人战役使诺曼人的军事天才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明证。那就是“强弓”伯爵（Earl “Strongbow”）和几百个威尔士边界武士的功劳，他们征服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并且也击退了挪威人的强大军队。因为他们的兵力是如此薄弱，而这些地区的森林和沼泽又是那样的险恶，所以他们的成就也就更显得惊人。为了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征服者对于封建时代的传统作战方式，遂不得不加以修改，甚至于完全违背。他们表现出精密的计算和高度的技巧。经常总是引诱敌人在开阔地面上交战，使他们的骑兵冲锋可以发挥充分的效力。此外，他们又尽量使用诈败、佯攻和后方的攻击，以拆散敌人的阵形。当他们无法引诱敌人离开防御阵地的掩护时，他们就改用战略上的奇袭、夜间攻击和弓弩术上的妙用，以来战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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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3世纪，还有很多战略巧妙运用的例证。第一个是发生在1216年，英国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几乎完全亡国之后，居然在一战之中又把它挽救了回来。这一次的战役是纯粹战略的运用，完全与战斗不相混杂。他的工具就是机动性，堡垒所具有的坚强抵抗力，以及城市中人民对于“男爵”（Baron）们和他们的外国盟友法国国王路易（Louis）的传统厌恶心理。当路易在东肯特登陆之后，立即就占领了伦敦和温切斯特（Winchester），约翰的兵力太薄弱，不足以在会战中与对方交手，而多数的乡村都是控制在男爵们的手里。但是约翰却还保有温莎（Windsor）、里丁（Reading）、瓦林福德（Wallingford）和牛津（Oxford）等要塞——它们足以控制着泰晤士河（Thames）之线，并且把男爵们的势力隔绝在南北两边。同时重要的多佛要塞也仍然留在路易的后方。约翰本身已退到多塞特（Dorset），可是等到情况逐渐明朗之后，在7月间，他开始向北进到伍斯特（Worcester），确保住了塞文河（Severn）之线，于是建立了一道屏障，使叛乱的狂潮不能向西面和南面流动。于是他再移师东指，沿着已经占稳了的泰晤士河之线，好像是以解救温莎之围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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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围攻温莎的敌军深信不疑，他又派遣了一个威尔士弓弩手的支队，乘着黑夜向敌人营地射击，而他自己却转向东北方，由于这样的安排，才使他先赶到了剑桥（Cambridge）。他现在横跨着通向北方的大路，又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此时法军的主力却都为多佛的围攻战所吸引，不能脱身。虽然在10月间，约翰本人病故，结束了他的统治，可是他的成功却已经使反叛的地区缩减并分化，由于失败的关系，叛徒和他们盟友之间也发生很多的冲突。假使说他是因吃多了桃子和新麦酒的缘故而送命的，那么他们的希望也就是因为吃多了战略据点而被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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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年，受了爱德华亲王（Prince Edward，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的战略打击之后，第二次男爵们的叛乱又复功败垂成。因为英王亨利三世（Henry Ⅲ）在刘易斯（Lewes）的战败，遂使英格兰各地几乎都完全控制在男爵们的手里，只有威尔士边界地区例外。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就开始向这一方面进展，越过了塞文河，率领他的常胜军一直深入到纽波特（Newport）为止。爱德华亲王刚刚从叛军手中逃了出来，也回到这个边界上的地区，来收集勤王的兵力。他首先攻占了蒙德福特后方，塞文河上的桥梁，一直钻到敌人的后方，于是破坏了蒙德福特的原定计划。爱德华不仅把敌人赶过了乌斯克河（Usk），同时又派遣三艘大划船组成了一个突袭队，攻击停在纽波特的敌人船只，打乱了敌方用船只把军队运回英格兰的新计划。于是蒙德福特被迫只好采取一个迂回的路线，向北通过威尔士的蛮荒地区，做艰苦的行军。此时爱德华却退到乌斯特，扼守着塞文河，以等候敌人的到来。当蒙德福特的儿子从英格兰的东部领兵救援时，爱德华利用他的中央位置，把这两位分别盲目前进的父子，予以各个击破——他迅速地来回调动他的兵力，利用机动性获得了两次奇袭的胜利，第一次在肯纳尔沃斯堡（Kenilworth），第二次在伊甫舍姆（Eves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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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即位之后，在他的威尔士战争中，对于军事科学颇有重大贡献，他不仅发明了使用弓弩的“火力”与骑兵冲锋相配合的战术，而且在战略方面也有很多的创见。问题是一个野蛮而强悍的山地民族，他们可以退入山地避免战斗；等到冬季侵入军停止作战之后，他们马上又可以重占那些谷地。虽说爱德华所能使用的方法是很有限的，不过他却也另外有一个优点足以抵消这个弱点，那就是事实上这个地区的面积也很有限。他的办法是把机动性和战略据点结合在一起。在这些要点上建立碉堡，并用道路把它们连结起来，同时迫使他的敌人经常在运动之中——这样就可以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无恢复元气之可能。于是他把敌人的力量分散了，并且逐渐消磨他们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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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爱德华的战略天才却未能传之子孙，所以在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中，从他的孙子和曾孙的战略中，我们就只能学到负面的教训。他们在法国境内做无目的的行动，是丝毫不生效力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战果却都是他们更大的愚行所造成。在克雷西和普瓦捷（Poitiers）的两次战役，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Black Prince）使自己先陷入了危境中，因此才发生了一种非常间接而完全出人意料的效果。由于英国人已经处于如此的窘境，所以才会引得具有“勇往直前”个性的敌人，敢于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发动鲁莽的攻击。结果遂使英国人乘机逃出了他们的厄运。因为在一个守势的战斗中，英军据有自己所选择的地形，并使用“长弓”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锋，他们在战术上遂获得了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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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在会战中受到这次惨败之后，却反而使他们获益不少。因为在以后的战争中，他们就坚守着盖斯林（Constable du Guesclin）的“费边战略”。这种战略是尽量避免与英军主力交战，但却经常地阻挠敌军的运动，迫使他们缩小占领地区的范围。他并非纯粹消极的避战，在战略上他是尽量发挥机动和奇袭的功效，其程度之高，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几个人能够与之比拟。他切断敌人的运输队，攻击他们的支队，攻占孤立的守兵。他总是采取期待性最少的路线，通常总是在夜间向敌人守兵发动奇袭；他一方面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快速攻击方法，另一方面在选择目标时，具有极巧妙的心理计算。利用这些方法，他在各地煽起了不安的火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最后使他们的领土日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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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五年的时间，盖斯林已经把英国人在法国的庞大领土，缩小成夹在波尔多（Bordeaux）与巴约讷（Bayonne）之间的一个狭窄带形了。事实上，他不曾作过一次会战，即获得如此的成绩。即使是一支极小型的英国兵力，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防御部署，他就绝不会冒险地加以硬攻。一般的将军，大都是遵守着放债者的信条：“不安全就不放款（前进）”；可是盖克兰的原则又还进一步：“无奇袭就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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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第二次想作征服外国的企图时，虽然在开始时是同样的鲁莽，但是以后却略有进步，知道用长计取胜了。亨利五世（Henry Ⅴ）的第一个和最著名的战役，实际上也是最蠢的一个。1415年他又作“爱德华”式的前进，直到阿金库尔（Agincourt）为止，法国人只要把他的进路塞住，即足以使他的军队由于饥饿的威胁而自动崩溃。但是他们的领袖却忘记了克雷西的教训和盖斯林的遗言。他们认为己方的兵力占了四对一的优势，若再不直接进攻，那才是可耻孰甚。结果使他们的失败，比克雷西和普瓦捷的旧事还更可耻。在这次侥幸战胜之后，亨利五世就开始采取一种号称“分区”制度（block-system）的战略。他有计划地逐步扩张领土，争取当地人民的拥护，以作为永久征服的基础。亨利五世以后的战役，在趣味和价值方面，都偏重大战略，而越出了战略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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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的战略研究，我们似乎可以把爱德华四世当作一个总结束。他在1461年即位，中间被流放出国，到了1471年，使用卓越的机动作战，又终于重新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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