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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个问题，拿破仑遂使用了一套最高明的间接路线，并随时变换它们的方向。第一个目标是尽量把俄国人向东面推送，距离越远越好，这样才可以把他们和从意大利回国的奥军隔成两段。所以，当他自己向东面对着库图佐夫和维也纳前进时，另一方面又派遣莫提耶（Mortier）军沿多瑙河的北岸前进。这个威胁库图佐夫和俄国本土间交通线的行动，足以诱使他向东北方作斜行的撤退，以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Krems）为目标。于是拿破仑又另派缪拉（Murat）越过库图佐夫的新正面，而以维也纳为其目标。从维也纳，缪拉又奉命向北进攻荷拉布仑（Hollabrunn）。那就是说，在先威胁了俄军右翼之后，拿破仑现在又开始威胁他们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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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缪拉误与敌人订了一个临时的休战协定，这个行动才未能切断俄军，但至少也已经把他们匆忙的向东北方撤退，直到阿尔穆兹，这已经很接近他们自己的国界了。虽然现在他们和奥地利的援军已经隔得很远，可是他们却已经很靠近自己的援军，实际上，俄军在阿尔穆兹还接受了一大批的增援。若是再压迫他们往后退，那无疑是使他们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此外，时机也已经迫不及待，普鲁士的参战也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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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拿破仑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有意显出他自己的弱点，引诱俄军采取攻势。面对着80000的敌军，他在布留恩（Brünn）只集中了50000人的兵力，而从那里又分派一支孤立的支队，向阿尔穆兹挑战。一方面摆出这个“示弱”的姿态，另一方面再向俄奥两国的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当敌人吞下了这个香饵之后，拿破仑却从他们的面前后撤至奥斯特里兹（Austerlitz），该地的天然形势非常适合当他的陷阱。在这次会战中，他用了一个稀有的战术性间接路线，以抵消他在战场上的数量劣势（这也是很少见的情形）。他引诱敌人向左伸展，以攻击他的退却线（编按：是伪装的），然后他用在中央所集中的兵力，向敌方那个脆弱的“接合”处，加以猛击。这一次他所获得的胜利，是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在24小时之内，奥地利的皇帝即提出了和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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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当拿破仑再回过身来对付普鲁士时，他所占的数量优势差不多是二对一，他的军队不仅量多而且质精，至于对方的普军，训练既差，观念又都已经陈腐过时，这种绝对的优势，对于拿破仑战略上所具有的效力是非常显著的，而对于他以后各次战役的进行，也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在1806年，他最初还是寻找奇袭的机会，而且也真的找到了这种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军队分段驻扎在多瑙河附近，于是在绍令吉森林（Thüringian forest）的天然掩护下，突然集中起来向北进攻。接着，他的部队从森林掩蔽的山地里，突然跃入下面的开阔地区中，于是直接冲向敌国的心脏部分。这样拿破仑自然就达到了普军的后方，实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接他就席卷过来，在耶纳（Jena）将他们击碎。这一次，他似乎只是完全依赖他的重量，虽然他在形势上的优势也很重要，但那只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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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对俄战役中，拿破仑似乎就只关心一个目的，即如何把敌人引入战场——他已经具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不管怎样，他的战争机器都一定可以胜过敌人。他虽然仍使用向敌人后方迂回的行动，但是其目的却只是把敌人握得更紧，以便将他们引入他的陷阱。而不是用来当作一种打击敌人士气的工具，以便更易将敌人嚼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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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所看出来的间接路线，似乎只具有物质上的作用，而不具有精神上的价值，并不能使敌人在心理方面丧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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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普尔图斯克（Pultusk）的行动中，他的目的是要引诱俄军向西进攻，以便当他从波兰向北前进时，可以切断他们通往俄国的退路。俄军却溜出了他的陷阱。1807年1月，俄国人又自动地向西进攻，拿破仑马上抓到了这个机会，企图切断他们与普鲁士间的交通线。可是他的命令不幸落入了哥萨克骑兵的手里，于是俄军立即后退，才幸免于难。接着，拿破仑又直接追上了他们，发现他们在埃劳（Eylau）占领着坚强的阵地，准备接受会战，他就向敌人后方进行一个纯粹战术性的行动。在中途又遭到了大风雪的阻挠，所以结果俄军虽然失败，但却并未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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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之后，双方都已恢复了元气，俄军突然南下向海尔斯堡（Heilsburg）进攻，拿破仑立即调动兵力向东进发，以切断他们与中间基地哥尼斯堡（Konigsberg）之间的交通线。但是这一次，他却未免太重视“会战”的观念，当他侧卫方面的骑兵报告说发现俄军在弗里德兰（Friedland）占领了坚强的阵地时，他马上就掉转兵力直扑这个目标。这次他获得战术性胜利的主要原因，既非奇袭又非机动，而是拿破仑的一个新型炮兵战术，把大量的火炮集中在一个选定点上。以后这逐渐成为他战术机器中的主要机件。虽然在弗里德兰和以后的其他战斗中，这种方法都可以保证胜利，但是它对于生命的节约，却只有少许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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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到1814年的情形，恰好与1914年到1918年的情形非常相似，都是任意的浪费人力。而更奇怪的是两次都与使用强烈炮击的方法有关。这个解释也许是因过度的使用，就培养成浪费的习惯了，这正是“兵力经济”原理的心理反应。要想节约兵力，必须以机动和奇袭为工具。从拿破仑的政策中，即可以获得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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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利用他在弗里德兰战胜的余威，以增强他个人的威望，藉此来引诱俄皇退出第四次同盟。但是因为他以后过度追求这个目标，结果遂使其帝国也为之而倾覆。他对普鲁士所订的严厉和约，足以使这个和约无法持久。他对于英国的政策，也正足以使他本身陷于危亡的境界；而他的侵略行动又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变成了新的敌人。这些都要算是大战略方面的基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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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将摩尔（Sir John Moore）对于布尔戈斯（Burgos）和法军在西班牙的交通线，施以频繁的突击，才使拿破仑对于西班牙的作战计划受到了扰乱；才使西班牙起义的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集结他们的力量；这样才使伊比利亚半岛变成拿破仑身上一个化脓发炎的创口。所应该注意的，这又是一种间接的路线。尤其重要的是当拿破仑正在一帆风顺时，这个行动却使他首次受到了阻力，这个精神上的影响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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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没有机会来补救这个局势，因为当时普鲁士已经有叛变的可能，而奥地利又可能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只好立刻赶回。结果奥地利人果然又来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在兰茨胡特（Landshut）和维也纳，又再度作向敌后迂回的企图。但是当这些行动在途中遇到了阻碍后，拿破仑就感到不耐烦，而决定采取直接路线，用会战的手段来孤注一掷。于是在阿斯本-艾斯林（Aspern-Essling）遭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虽然6个星期之后，他在同一点上又有了瓦格拉姆（Wagram）的胜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很高，而所获得的和平也当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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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半岛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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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拿破仑有了2年的休息时间，他利用这个时间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摩尔的努力使拿破仑未能在初期即扑灭那个星星之火。在以后几年中，威灵顿（Wellington）继续扩大创口，使毒素蔓延。法军固然曾累次击败西班牙的正规军，但是这种失败的程度愈惨重，则结果反而对失败者更有利。因为唯有经过这种教训之后，西班牙人才会倾全力来实行游击战。一个组织完整的游击网，代替那些容易被击毁的军事目标。指挥作战的都是经验丰富，非正统出身的游击队领袖，代替了那些出身高贵的西班牙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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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班牙而言，是间接的，对于英国而言，最大的不幸就是组成新正规军的企图，往往可以暂时获得成功，所幸的是他们不久即被击败。这样法军帮了他们的忙，促使毒素向各处蔓延，而不向一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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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奇怪的战争中，英国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强这种扰乱的程度和扩大它们的来源。这真是一个稀有的成就，用这样少的军事力量，而使对方受到了这样大的牵制。在这些战争中，英国一方面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也远涉重洋，向海外的敌人殖民地发动远征。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甚至只有不愉快的结果，若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相比，那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海外殖民地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无论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不足以使对方受到影响。不过从国策和国富的立场上来看，这一类的远征却有其价值，它使大英帝国又增加了很多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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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般的史学家大多重视有形的会战，这种传统趋势，使英国人在西班牙的大战略间接路线，很难显示出它的真正价值。假使以威灵顿的会战和围攻来当作基础，为半岛战争编撰一部编年史，其结果将会毫无意义。英国史学家弗特斯鸠（Sir John Fortescue）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虽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英国陆军史”为限，可是当他的研究愈深入后，他就愈重视西班牙游击队对这次战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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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的远征军对于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威灵顿的会战在整个战争中，却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在5年的战役中，威灵顿使法军所受的损失——包括死伤和被俘都在内——只有45000人左右。而在这个阶段之内，据马尔波特（Marbot）的估计，平均每一天法军都要死亡100人。由此可以看出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使他们的士气低沉到底的因素，都是由于游击队的作战。威灵顿本人用这样的战略，把西班牙变成了一个人造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否则只好全部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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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样长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所作的会战次数少得可怜。传记家通常都认为实际的“常识”，就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是否足以解释此种现象呢？最近有一个传记家曾经对威灵顿作下列的评语：“直接和狭窄的现实主义，即为威灵顿个性的要点。对于他的限度和失败，这个因素都应该负责，但是若就其大者而言之，则这却又相当于是天才了。”威灵顿在半岛上的战略，足以证明这种分析的不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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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远征虽然产生了这样伟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时，它只是英军主力挽救葡萄牙的尝试，并不曾想到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使“西班牙的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威灵顿曾经发表他的见解：假使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受到两万英军的增援，那么法国人就需要用10万人的兵力，才能征服葡萄牙。可是当西班牙还在继续抵抗时，法国绝不可能抽出这样庞大的兵力。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示，那就是两万英军即足以牵制10万法军，至少可以使他们无法投入奥地利方面的主战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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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直接帮助奥地利，这一点远征军才真是无济于事。即专以保护葡萄牙而论，也都不能使他们的人民感到满足。但是它却使拿破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使英国人坐收其利，从这一点看，其效果之大简直可说无法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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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率领了26000人，于1809年4月到达了里斯本（Lisbon）。一部分是由于西班牙各地都已经燃起了反抗的怒火，一部分是由于摩尔向布尔戈斯突击之后，又退回了科伦那（Corunna），结果遂使法军散布在半岛上，彼此间隔得很远。奈伊（Ney）在西北角落上，正围攻加利西亚（Galicia）不下。在他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部——苏尔特（Soult）位置在波尔图（Oporto），他的军队却已分成许多支队。维克多（Victor）位置在梅里达（Merida）周围，面对着通到葡萄牙的南面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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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占有三种不同的优势：他是居于中央的位置，他的出现是出其不意，同时敌人的兵力却早已分散。于是他首先向北运动攻击苏尔特。照他原定的计划，他本想切断苏尔特最南面的一个支队，可是他却未能达到目的。不过在苏尔特尚未来得及集中兵力前，威灵顿已经使苏尔特遭到奇袭，他从杜罗河（Douro）的上游渡河，扰乱了苏尔特的部署，再接着驱逐苏尔特离开他的天然退却线，而使他丧失了平衡。也正和1675年的屠云尼一样，威灵顿接着就扫荡敌人的残部，使他们无法再会合。最后的结果，是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的山地，向北退往加利西亚，他的部队在行军中所受的损失，其程度远超过正式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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