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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障碍，不管是如何的险阻，可是其所具有的危险性和不稳性，却总还是比不上一次真正的战斗。任何的条件都可以计算，任何的障碍都可以超越，只有人类的抵抗力却是唯一的例外。经过了合理的计算和准备，一切的障碍物，都可以依照预定的“时间表”加以克服。拿破仑在1800年，可以“依照计划”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可是一个小小的巴尔德（Bard）要塞，却居然使他的大事在行动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危及他的整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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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从反面来加以观察，把历史上所有的决定性会战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胜利者，都是在冲突发生之前，先使对手在心理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的例证可以列举于下：（一）马拉松；（二）萨拉米斯；（三）伊哥斯波塔米；（四）曼丁尼亚；（五）克罗尼亚；（六）高加米拉（由于大战略的作用）；（七）海达斯配河；（八）依普苏斯；（九）特拉齐木诺；（十）坎尼；（十一）米陶拉斯；（十二）扎马；（十三）提卡米仑；（十四）塔吉纳；（十五）哈斯丁；（十六）普雷斯顿；（十七）邓巴；（十八）乌斯特；（十九）布仑亨；（二十）奥德纳尔德；（廿一）地南；（廿二）魁北克；（廿三）弗勒吕斯；（廿四）利弗里；（廿五）奥斯特里兹；（廿六）耶纳；（廿七）维克斯堡；（廿八）柯尼格雷兹；（廿九）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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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观察结合在一起，我们又发现了多数的例证都可以并入下述两种类型中之一种：（一）采取一种弹性防御的战略，先作有计划的撤退，然后再用一个战术性的攻击来作为顶点。（二）或者是采取一种攻势的战略，其目的是为了要使他自己立于可以“颠覆”敌人“平衡”的位置，然后再用一种战术性的守势以竟全功——像蜜蜂尾上的刺。这两种结合的方式都是间接的路线，其心理方面的基础都可以用下述的字句来表达——“引诱”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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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正和克劳塞维茨所曾经暗示的观念相似，那就是说守势是一种较强的战略形势，而且也比较经济，不过此处的意义却又比克劳塞维茨更深入和更广泛。因为尽管从表面上和理论上看来，第二种结合方式应该算是一种攻势行动，可是其内在的动机还是想要引诱敌人作一种“不平衡”的前进。最有效的间接路线就是要能设法引诱，或推送敌人进入一种“虚伪”的动作——这正和柔道的原理完全一样，设法让他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击倒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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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势战略方面，所谓间接路线通常都包括一种后勤的军事行动，以一个经济性目标——对方国家或军队的补给来源——为其攻击对象。不过偶尔，这种行动也可以具有纯粹性的心理目标，贝利撒留的某些作战即为其例证。不管所采取的是哪一种“形式”，主要的“效力”就是要使敌人在“心理”上和“形势”上，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一个间接路线的效力，即以此为其真正的度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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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项结论，也许不那样肯定，但是其所具有的暗示性却不曾减少。从我们的观察上看来，每当一个战役中的敌人不止一个国家或一个军队的时候，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集中全力，来攻击敌方较弱的一个伙伴，这要比先企图击败强者，较为有把握。通常弱者被击败之后，强者也就会随之而自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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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史中有两次最出色的战役，一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二是西庇阿击灭迦太基。这两次都是采取截断敌人根本的办法。这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不仅创立了马其顿和罗马大帝国，而且他们最伟大的承继者——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拿破仑的皇权和幸运也是以此为基础。再往后说，在这同一基础上，也建立起美国那样伟大坚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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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学会间接路线的运用艺术，并对它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于整个战史不断地作博考深思的钻研。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些教训具体化，化约成两条简单的格言，一是消极的，另一是积极的：（一）历史上的例证简直不胜枚举，任何一位将军对于已经据有坚强阵地的敌人，绝不可以发动直接的攻击；（二）不要想用攻击的方式来使敌人丧失平衡，一定要在真正攻击发动之前，先使敌人丧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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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于这个基本的真理，似乎颇有认识。他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再开始作战，如此只要一击就可以轻松地使敌人丧命。”这当然不一定总是可能，而且他所主张的宣传方法，也并不一定完全有效。不过他这句话若能略加修正，那么似乎就更有实用价值：“任何战役中的最健全战略，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会战；任何战役中的最健全战术，就是一定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发生动摇之后才开始攻击。只有这样才可能作具有决定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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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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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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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役的起点，应该是双方战前的计划。法德两国的边界相当狭窄，一共仅约150英里长，自从实行了征兵制之后，各国的兵员数量大增，所以实在是感到无回旋的余地。这一条国界的东南端，直抵瑞士，除了在贝尔福（Belfort）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带以外，接着70英里的距离都是沿着孚日山地（Vosges）而走。此后这条国界上几乎布满了连续不断的要塞，这条锁链的重要基础为埃皮纳勒（Epinal）、图尔（Toul）和凡尔登（Verdun）；过了凡尔登之后，就是卢森堡和比利时两国的国界。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吃了大败仗之后，在总结教训的阶段中，他们的战略计划是主张最初采取守势，以国境要塞为其基础，然后再接着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沿着亚尔萨斯、洛林的边界，建立了一个巨型的要塞体系，中间也故意留下一些缺口，例如在埃皮纳勒和图尔之间的查尔姆（Trouée de Charmes），他们希望把侵入军卡在这些狭窄地区之内，然后再来向其作有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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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尤其是因为边界是那样的狭窄，而且要考虑到不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所以事实上也只能作如此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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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1914年前十年的时代中，突然又发生了一种新派的思想。首创新派的人为格宏麦松上校（Colonel de Grandmaison），他痛斥这种计划是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完全缺乏攻击的观念。这些“全面攻势”（offensive à outrance）主义者就拥护霞飞（Joffre）做他们的代表人，于是霞飞在1912年被任命为参谋总长，遂使新派的理论有了付诸施行的机会。他们控制了法国的军事机构之后，马上就废弃了旧计划，而另外拟定了一个新的“第十七号”（Plan ⅩⅦ）计划。这是一种纯粹的直接路线，主张集中一切的兵力，一举攻入德国的心脏部分。可是在执行这种全面攻击计划的时候，法军所可能计算的兵力，却最多只能与敌人相等。但是当他们趋前进攻时，敌人却拥有他本国边界要塞的掩护，而法军自己却完全放弃了这种利益。这个计划中唯一不违背历史经验和常识的部分，就是决定只监视着梅斯要塞，而并不向它作直接的攻击——法军分别从梅斯的南北面绕过，再向洛林境内进攻。假使德国人侵犯中立国的领土，则法军左翼方面就准备将攻击延展到比卢两国境内。说起来似乎很矛盾，法国的计划是以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基础；而德国的计划却很像拿破仑——当然更像汉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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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前十年当中，英国人的军事组织和思想都已经开始“欧陆”化，所以他们并未经过多少考虑，即接受了法国人的计划。这种大陆派的影响使得他们不知不觉地，愿意接受充当法军左翼附属兵力的任务，而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历史教训，利用海权去发挥他们的机动力量。战争刚刚要开始时，准备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法兰契爵士（Sir John French），曾经在战争会议上对于“原定的计划”提出怀疑的意见，他主张把英军送往安特卫普——在那里可以增强比军的抵抗力，而且当德军若经过比利时向法国境内进攻时，就态势而论，这一支兵力也足以威胁其后方的侧翼。可是当时英国参谋本部的作战处处长威尔逊少将（Henry Wilson）却力主应直接配合法军的行动。从1905年到1914年这十年当中，英法两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不断地作非正式的协商，结果使得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的传统战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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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所以法兰契的战略观念也就无人问津。此外海格（Haig）主张等候情况较明朗化之后再行动，以便军队可以更扩大；基奇纳（Kitchener）主张将远征军集中在国界的附近，以使目标更有限制。凡此种种，都不曾为人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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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人采用这样的一个计划，结果使德国人的原始计划——1905年由施里芬伯爵（Graf von Schlieffen）所创——变成一条真正的间接路线。既然面对着法国边界上的铜墙铁壁，所以唯一合理的军事路线，当然就是绕过这些障碍物——即取道比利时。施里芬决定采取这一条路线时，就应该尽可能地绕着大圈子走。说起来似乎很奇怪，甚至于一直等到德军已经侵入比利时之后，法国人却还是假定德军一定会把进攻路线，限制在比较狭窄的正面上，而以马斯河东岸为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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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巨型的车轮上面，照施里芬的原定计划，德军的大部分兵力应该集中在右翼方面。这个右翼准备横扫过比利时和法国的北部，然后再继续经由一道巨型弧线，渐转向东面的左翼上。当它的右翼顶点经过巴黎南面以后，接着在鲁昂（Rouen）渡过塞纳河（Seine），这样就可以压迫法军向摩泽尔河上败退，于是洛林的要塞和瑞士的边境变成了铁砧，而德军的重锤，将敲在法军的背上，把他们击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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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真正高明的地方，并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布以及它的基本观念——这也就代表着它的真正间接性。在攻击之始就把预备兵和常备兵编在一起就可以构成最初的奇袭。在全部72个师的兵力当中，有53个师都分配在突击集团，10个师面对着凡尔登，构成轮形的枢轴；在沿着法国边境要塞线上的左翼方面，却一共只剩下9个师。这实在是很精明的盘算，把左翼减到了最弱的程度，以使右翼达到空前的强度。因为即使法军攻入了洛林，压迫着德军的左翼向莱茵河上退却，法军这个行动却并不能阻挠德军经由比利时的进攻，而且他们若愈深入，则处境也会愈困难。这好像是一扇旋转的大门一样，若是法军重重的压迫这一面，那么另外一面就会倒转过来，打在他们的背上——他们压得愈重，那么反击也就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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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来说，施里芬经过比利时进攻的计划，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间接性实在是非常有限——因为在那样狭窄的空间中，集中那样多的兵力，实在有施展不开的困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因为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别具匠心，所以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间接路线，而法军的计划又更增加了它的完美性。施里芬的灵魂若是有知的话，当他看到法国人并不需要引诱，即自动投入他所设的陷阱中，一定会捋须大笑了。不过也许不要太久的时间，他就会收敛起笑容，而变得怒容满面。因为他的承继人“小”毛奇——在年龄上他固然是最“小”，可是若论其持重小心，则可以算是最“老”——对于他的计划，在战前准备和战后实行时，曾经一再地加以修改，简直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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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到1914年之间，因为部队的数量有所增加，于是小毛奇遂一再地加强左翼的兵力，使它与右翼之间已经不合于原定的比例。为了使这一翼比较安全，结果使整个的计划都丧失了安全，因为他一再地损毁这个计划的基础，结果终于导致它自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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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军在1914年8月发动攻势的时候，小毛奇突然冲动了起来，想用直接的态度来接受这一次挑战，决定在洛林寻找一个决战的机会，而放弃用右翼扫击的计划。虽然这种冲动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可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因为他自己把握不住，就把六个新成立的加强预备师全都送往洛林方面，实际上，这应该用来增厚右翼的实力。这些生力军到达了之后，更使洛林地区的德军指挥官感到得意忘形。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Prince Rupprecht）完全忘记了他原有的任务，不但不继续向后撤退来引诱法军深入，反而站定了脚跟准备接受会战。因为他看到法军的攻势发展得非常慢，所以他就与邻近的友军约好，发动一次反攻以阻止法军的前进。德军方面的2个军团，一共有25个师，而法军却只有19个师，所以击败敌人当然不成问题。不过他们却缺乏绝对的优势和战略形势，以使这次攻击具有决定性。结果只不过是把法军赶回了他们的边境要塞之内——在那里他们不仅可以重新整顿他们的抵抗力量，并且还可以把部队向西调动，以便参加马恩河（Marne）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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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洛林的作战，对于施里芬计划所具有的破坏作用，要比他们逐渐减少右翼的重量，更为严重。不过也许在表面上不那样明显，因为最后的崩溃是发生在右翼方面，不过假使右翼的兵力若非一再地被削弱，那么当然就不会发生这种崩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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