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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依照潘兴（Pershing）的建议，这个计划是含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意味。他认为美军应首先扩展局部的战果，向布里昂（Briey）前进，破坏圣米赫尔（Saint Mihiel）突出地，然后经过梅斯，以切断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为目的，这样就可以阻止德军向莱茵河退却。但是海格却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进攻方向，与联军向心的进攻是不同的，是离心的。于是福煦遂拒绝了潘兴的建议，而照海格的意见，修改了他的计划。结果，美军奉命移转到西面，匆匆地奉命在马斯-阿尔贡（Argonne）地区中，发动攻势，仅仅只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在这次进攻中，又是沿着抵抗力渐增的路线，施加长久的压迫，结果是付出了高价，而毫无收获，对于海格向兴登堡防线的进攻，也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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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作战可以证明，即使有优越的火力，面对着士气已经崩溃的敌人，若是采取直接路线的话，虽然是可以突破敌人的阵地，但却并不能击破敌人的力量。一直到11月11日（休战的日子），德军除了牺牲他们的后卫以外，其余的兵力都已经全部安全地退出了突出地以外，在他们的后面是一条缩短而拉直了的战线。联军的前进事实上已经完全停顿，并不是由于德军的抵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经过这个废墟地带时，在补给和维持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之下，直接路线只不过是使德军溜走得更快，而使他们自己无法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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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倖的是，这个军事攻势的最后阶段，根本就没什么意义。致命的一击还是8月8日的最初奇袭，再加上在其他远距离战场上的间接路线，才使德军最高统帅部感到绝望。那就是联军在萨洛尼卡战场上的攻势。其目标地区的地形非常恶劣，而守兵人数也极少，所以不久就被突破了。一旦突破之后，恶劣的山地又使守军难于调动他们的预备队，以来阻止联军沿着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当他们的军队被分裂为两段之后，已经厌战的保加利亚开始投降。这次胜利使得同盟国出现溃裂的现象，同时更打开了一条通向奥地利后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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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军再度发动攻势并获得突破之后，这个危机就越来越严重。此时奥地利人在精神和物质上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终于不支投降。联军便经由奥地利的领土和铁路，攻入德国的后门。9月，格尔维茨（von Gallwitz）将军即曾向德国的首相提出警告，说这攻势实已“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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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威胁，再加上封锁所产生的高度精神效力——这也是一个大战略性的间接路线——使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现在饥饿和失望遂构成一对尖刀，威逼着德国政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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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最高统帅部此时已经感到神经错乱，一时无法恢复。9月29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德国应该要求休战，因为他们认为保加利亚的崩溃，已使他们的一切部署完全混乱——本来要派往西线的部队现在势必要改调往那一方面。若是联军再向西线发动攻势，则一切情况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纵或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挡住，若是对方继续进攻，终究总还是会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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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的攻势正好被这句话言中。美军在马斯-阿尔贡地区的进攻已在9月26日开始，但是到了9月28日，实际上即已完全停顿。9月28日，法英比三国的部队又在法兰德斯进攻，但却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到了9月29日上午，海格的主力打击落在兴登堡防线上时，德军便开始感到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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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急状态下，马克斯亲王（Prince Max of Baden）奉命出任首相，想利用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来达到谈判和平的目的。为了使这个买卖可以发生效力，并且表示不是自己认输起见，他向军方要求说：“应该使我有十天或八天，至少也得有四天的喘息期间，以便我好乘机向敌人提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兴登堡却回答他说：“眼前军事情况已经到达生死存亡关头，势不可以再延缓。”坚决主张立即向敌人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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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0月3日，德国正式向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立即停战的要求。这无异于是向全世界公开承认失败。甚至于在此之前，早在10月1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就已经开始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内阵线。他们在一次国内各政党领袖的集会席上，也公开提出同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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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黑暗中关久了，突然看见光线，反而会瞎眼睛。因此在德国内部，所有不和的力量和弱点都马上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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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之内，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心理又逐渐转向乐观，因为他们看到英军透入了兴登堡防线之后，并未能立即对战斗正面作真正的突破。德军获得的报告，认为联军在攻击时的兵力不够充足，尤其是无力扩张战果——所以使他们感到兴奋。鲁登道夫却仍认为休战还是必要的，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使他的部队可以获得一个小休的机会，以便再作继续的抵抗，并使他们得以安全的撤到国界上的缩短防线中。到了10月17日。他甚至认为即使没有休息，他也照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尽管他个人的看法已经改变，但是其所造成的印象却已经无法收回。当他在9月29日发表意见的时候，情况可以说是已经恶劣到了极点。于今情况虽已转好，但是他那个最初的印象却已经在德国的政治圈中和民间慢慢地传播，就好像是把一颗石子投进水池里一样。国内防线虽然要比战斗防线较后发生裂痕，可是它的崩溃速度却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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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威尔逊总统用一个通牒答复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即无异于要他们作无条件投降。鲁登道夫这时就主张继续作战，希望在德国国界防线上，作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以来打击联军的气焰。但是情况的演变却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外，德国民族的意志力已经崩溃，再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忠告。10月26日，他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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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着的36小时内，德国首相由于服用安眠药过度，一直处于昏睡不醒的状况中。等到他在11月3日下午，前去上班的时候，不仅土耳其投降了，而且奥地利也步上它的后尘。后门已经被打开。第二天，德国国内的革命也开始爆发，并蔓延至全国。当和平谈判发生延迟，加上德皇不想退位，这种情势就更成燎原之势。唯一的机会就是向革命势力让步，于是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把政权移交给社会党领袖艾伯特（Ebert）。此时，德国休战协定签字的全权代表，早已和福煦会面。11月11日上午5时，他们签定了条件，到了11点，战争遂已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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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日子就是9月29日——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内心中决定的。鲁登道夫和他的同僚们心理上发生了溃裂的现象，这个影响传到了后方，然后在德国到处都引起了回音。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和收回它。指挥官的神经可以恢复，实际军事情况可以改善，但是这个心理上的印象，对于战争即足以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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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使德国投降的原因，封锁似乎要算是最基本的一个。即便德国国内不发生革命，德军对于他们的国境防线，也还是不可能久守。因为即便德国人民能够死拼到底，结果也不过只是暂时使敌军的攻势，受到一点顿挫，最多也不过是战争结束之期，略为展缓而已。因为联军方面握有制海权，这是英国人的传统武器。但是促使战争提前结束，使其不至于再拖到1919年，其首功应归军事行动。这个结论并不是说当休战的时候，德国军事力量已经崩溃，或者是他们的军队已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败，更不是说这个休战是一种错误的认输。从这后“100天”的历史记录上看来，更足以使我们认清那个不朽教训的价值——战争中的真正目的是敌方统治者的心灵，而并非其军队的躯壳，胜负双方的平衡是随着心理上的印象而转移，至于物质上的打击，只具有间接的影响。使鲁登道夫的神经感到震惊的是奇袭的威力，这种威力使他自己感到无能为力。这种威力比之人员、土地和武器的损失，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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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三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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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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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从1939年开始，但是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若对于希特勒的战役经过加以详细研究，将可作为极显著的例证说明本书前段所已经追溯过的方法。在他的第一个阶段中，他使间接路线的战略，在物质上和心理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然而之后，他却使对手获得了充分的机会，对他发挥间接路线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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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最好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敌人的方法和他的心灵运作。要想预知和预防敌人的行动，这种了解即为必要的基础。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总是判断得太慢，结果才老是“赶不上车子”（missing the bus）。假使政府的顾问机构中，能够设立一个“敌人部”（enemy department），对于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一律从敌人的观点来加以研究，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前途而言，将非常的有利。因为在这样的假想情况下，也许可以预测出来敌人的下一个行动指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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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的史学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件再奇怪不过的现象：当时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估计到希特勒将要追求的路线。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野心家，居然会把他的心事，都事先向大家说明，这也是旷古所未有的怪事——他甚至是故意采取这种做法。《我的奋斗》（Mein Kampf），再加上他所发表的其他各种言论，都可以提供充分的线索，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和后果。假使说这种特别清楚的“自白”可以当作是一种最好的证据，来说明他的成就既非偶然，亦非机会；那么它也同时足以构成一个更明显的证据，来说明下列的格言是如何的正确：“人们真是如何的愚笨呀！”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他那样地藐视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他的意图完全明说出来。希特勒为什么敢采取这么随便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他认清了人们常常都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放在最明显位置的东西，反而最不易为人发现；有时最直接的路线反而是敌人所最料想不到的。正好像保密的巧妙就是尽量把大多数的事情都公开发表，于是便令人想像不到还有少许秘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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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此即指阿拉伯的劳伦斯）曾经说过：列宁是唯一一个曾经构思革命，实行革命，并且巩固革命的人。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而言，也同样适用，而且还可以再加一句：他还“写出”革命。很明显，希特勒曾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更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创造了下述的格言：“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要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希特勒也曾说过一句话，与这句话的意义非常相似：“我们真正的战争都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早已打过了。”根据劳希林（Rauschning）的《希特勒自供》（Hitler Speaks）书中的记载，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曾经宣称：“在战争尚未发生之前，如何设法使敌人的精神先崩溃，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有过战争经验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需要的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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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希特勒的思想就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了。一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会战”上面，同时也领导着多数的其他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沿着同一狭窄的路线发展。因为他们奉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为教主，于是对于他那些并未成熟的箴言，都一律盲目地生吞下去。其中有如：“对于危机的流血解决方式，毁灭敌人兵力的努力，就是战争的长子。”“只有伟大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就是胜利的代价。”“我不相信将军们可以不流血而征服敌人。”克劳塞维茨拒绝承认下述观念：“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即足以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制服敌人，而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正当趋势。”他痛斥这个观念是“慈善家”幻想出来的。他并不曾注意到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基于纯粹自利主义的立场，而并非仅是代表古代侠士之风。那些没有思想的信徒，应用他这些教训的结果，即足以促使将军们一有机会即去寻求会战，而再也不想创造有利的机会。所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艺术就退化成为一种大规模互相砍杀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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