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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亚历山大又洗动他手里的纸牌。在古拜拉特附近的中点右方，只留了一些屏障的兵力，他把第九军的大部分，移到中点的左方，集中在第五军的后面，并且又从第八军团之内，抽出了2个师的精兵——第七装甲师和印军第四师——以来加强他们的实力。同时，他又使用一个非常巧妙的欺敌计划，以来掩蔽这些部队的调动，并且设法欺骗敌人使他们相信下一个攻击，是来自南方的。由于第八军团和蒙哥马利的盖世英名，遂使这个欺敌计划更增加了它的效果，所以阿尔尼姆将军把他的兵力留置了一大部分在南面，超过了应有的比例。但是，阿尔尼姆却很难于发现盟军的诡计，更难于在盟军打击降临以后，再来重新调配他的兵力，因为盟军有制空权的缘故。他们使用这个绝对强大的空中优势，把敌人的飞机完全逐出了天边，使敌人部队和补给在路上的一切运动，都发生了瘫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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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洛克斯将军（Gen． Horrocks）指挥之下，于5月6日清晨，在有星无月的黑夜中，第九军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开始进攻。攻击的前奏曲是强烈的炮兵轰击，在通到突尼斯的迈杰尔达谷地（Medjerda Valley）中，面对着不到2英里宽度的一个地区，一共使用了600门火炮。天亮之后，空军更继续轰炸，真是弹如雨下。守军不久即为英军的步兵所击退。这个伸展过长的防线不仅太薄而且更缺乏纵深，于是第六和第七两个装甲师的坦克，就从缺口中向敌阵之内拥入。但是他们为了对付许多小型的德军抵抗据点，而浪费了不少时间，到了夜幕低垂时，他们距离缺口才不过几英里远，而突尼斯却还在15英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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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即可以看出整个德军都还没有缓解他们的瘫痪状况，空袭的震惊再加上战略上的震惊，使他们已经无法作任何战术性的反动作。到那天下午，英军装甲师的领先部队已经进入突尼斯。于是第六师转向南面，第七师转向北面，使敌人加速崩溃。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之内，美法军也冲入了比塞大。德军在防线北半段的抵抗，马上全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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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面，德军还有撤向崩角（Cape Bon）半岛的可能性，在那里他们还可以作长期的抵抗。但是英军第六装甲师却迅速的冲到了敌人的后方，并切断了半岛的颈部。这时轴心军才算是总崩溃了，盟军一共俘获了250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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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指挥体系在这一场战役中，完全丧失了平衡，当空军在他们的头上施加压力，而坦克又在他们的背后冲击的时候，他们的一切机构都失灵了。控制的丧失是造成崩溃的主因，通信的断绝加上预备队的缺乏和物资的匮竭，就更增加了它们对于士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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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因素是敌人基地距离破碎的前线实在太接近。盟军的迅速透入这些基地，使轴心军在士气方面和行政体系方面，都同样地发生了摧毁作用。它不仅是使基地中的人员，立即产生了恐怖现象——在后方的人员比起前线上的战斗部队，往往更容易丧失士气——而且更使这种恐怖现象，像波浪一样地向外扩展。当德军丧失了基地之后，更增加了他们在这种背海作战时，所具有的失望情绪——因为这个海现在也早已在盟军海空权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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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许并非故意，亚历山大的作战计划，却和1914年的马恩河之战一样，与拿破仑的典型战例颇多暗合之处。这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当正面把敌人钉住了之后，就应该立即从某一个侧翼方面，实行迂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却为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创造了机会。因为包围的危险，使敌人不得不延展其一翼以来迎敌，于是就会产生出一个脆弱的接头点，而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就可以落在它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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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亚历山大由于缺乏一个开阔的侧翼，而受到不少障碍，但是他却使这个典型具有更大的内在发展，再加上弹性和机智的结合，终于获得了一次大胜。他首先把敌方的注意力和资源都完全吸引到左翼方面；然后再在右翼和中央的右方加强压迫，接着在这些攻击之后，又把他的打击主力投向左边的中点上面。当敌人差不多在那里可以阻止他的突破企图时，他表面上装作把兵力重点更向左方移动，而实际上却移到了中点的右方，这样使敌人完全猜不到他的真正意图。因为采取了许多层次的手段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所以遂使他的最后集中，更显出了真正集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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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洲战役的较后阶段，似乎要比其他的战役，更有值得详细加以讨论的价值。因为在战略的物质和心理方面，它都提供了很多可以研究的资料，尤其是它可以当作一个客观性的教训来说明间接路线的机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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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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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并退出了高加索之后，德国人在苏联即已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真正希望。1941和1942年的经验，都可以充分说明当以有限的力量，在无限的空间之中，采取攻势战略时，其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有限。到了1943年，德军的力量已经更为减弱，而苏军的力量却又相对地增强。但是一方面，这种兵力优劣的对比固然已经使德国人，对于攻势战略感到绝望，而在另一方面，就兵力和空间的比例来计算，实行静态的防御也都十分的困难。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中，德军若是想要改取守势的战略，则势必要尽量牺牲他们所已经获得的领土，以采取弹性防御的方式——用一连串的退却运动来吸引敌人的攻势力量。同时在应用防御攻势的战略时，为了要创造反击的机会，也同样有放弃土地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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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1943年，也仍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德军在此时若改取机动形式的防御战略，则前途对于他们还是很有利。经验证明，若能采取守势，则德军可以使来攻的苏军遭到严重的损失，而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字却可以小到不成比例的程度。尽管苏军的指挥官对于运动的技巧，已经学得很在行，同时广泛的空间也使他们有活动的余地，可是却另有其他因素，足以驱使他们宁可采取蛮攻硬打的方式。因为一方面，苏联人的本能都希望把侵略者迅速赶出国土之外，同时苏军的指挥官也都希望在斯大林面前，表示他们是英勇无比的，因此他们自然会不断地采取直接攻击的方式。这是德国战略家的一致意见，他们认为若是能够采取一个良好计划的弹性防御战略，则他们可以把苏联的力量和继续作战的意志都消磨殆尽。甚至于还可以获得一次反攻的机会，而使局面发生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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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特勒却已经中了攻势思想的毒素，所以不肯听信他们的忠告。他疯狂地相信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形式，其次就是死守到底的硬性抵抗。在这种变态心理之下，他甚至于拒绝了任何要求增加战斗机生产来应付盟军轰炸攻势的呼吁，一直到1944年6月，他都不肯改变他的决心。同样的，当他的部下们向他诉说德军预备兵力是已经如何的缺乏，并且指出扼守这个现有的防线是如何的困难。希特勒却不仅反对撤到第聂伯河之线，而且坚信在1943年夏季再重整攻势之后，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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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曼施斯坦因的计划。在3月间，当他运用非常具有间接性的哈尔科夫反击，击退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追击之后，他就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新计划。米亚斯河地区，夹在顿内次河与亚述海之间，现在成为从德军防线上伸出来的一个非常深入的突出地区。所以这很可能就是苏军春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曼施坦因就主张对于这个地区的防御兵力应尽量拉薄，当苏军进攻时即应该尽量向后退，以来引诱敌人进入陷阱。于是接着德军就要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兵力，从基辅地区向苏军的北翼发动反击，其目的是想要席卷苏军在南部的整个正面，而将他们包围在网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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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计划却未免太勇敢，令希特勒感到吃不消。同时他更不想放弃拥有大量工业和矿产资源的顿内次盆地。结果德军采取了另一种计划，他们想在苏军发动春季攻势之前，先设法使苏军分散和发生紊乱。然后再以夹在别尔哥罗德和奥勒尔之间，向对德军防线突入的库尔斯克巨型突出地作钳形攻击为手段。曼施坦因南面集团军（原顿河集团军的第四装甲军团），构成钳形的右端；而克鲁格中央集团军的第九军团，构成它的左端。曼施坦因坚持说，假使一定要采取这项计划，那么在5月初，春季的泥泞刚刚干燥之后，就应该马上动手，以使苏联人无暇来重组他们的力量。但是第九军团的司令摩德尔（Model），却主张暂缓行动，以等候较大的坦克增援到达，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攻势展缓到6月间，而最后一直迟到7月5日才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证，足以说明时间和力量实在是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结果我们所获得的教训是虽然力量增加了，可是重量却反而相对减少，远不如提早的把握时机，利用较大的奇袭还比较上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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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长久之后，希特勒本人对于这次攻势的前途也很感疑惧，但是他却又不肯死心塌地地接受战略性撤退的计划，于是还是为泽特勒尔的攻势意见所牵制，而感到欲罢不能。泽特勒尔是哈尔德的后任，他是力主采取攻击的手段，以阻止苏联人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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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苏军的统帅部却表现出较高明的判断力，在德军尚未动手之前，一直是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攻势——这也就是在战术方面所惯用的诱敌之计，只不过是范围更较广泛而已。他们发现了德军的准备情形，并且也测知了他们的意图，苏军即在这个受威胁的突出地区之内，布下了厚密的雷阵，而把他们兵力的大部分都撤到它的后面去了。所以德军的攻势不但未能把苏军装入袋内，反使本身陷入泥沼，钳形的右端曾经有相当的进展，透入了敌人的头两道防线，在那个地区中冲散了一大部分的苏军装甲部队，可是左端却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毫无进展之可言。这一个半途而废的攻击，使德军跃出了他们原有的防线，而陷入了一个形势很恶劣的陷阱中，只要苏军发动强力的反击，即会遭到重大的溃败。苏军首先在奥勒尔以北，摇动了德军的防线，暂时造成一个危机。曼施坦因奉命停止他这一方面的进攻，抽出几个装甲师，用来援助克鲁格。结果苏军又在曼施坦因地区中，找到了一个弱点突破了进来。这个作战的整个程序，非常像贝当在第二次马恩河会战时，所使用的弹性防御和反击的手段，在第一次大战中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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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正和1918年马恩河之战一样，德军适时的集中了兵力，阻止了苏军的继续突入，可是苏军却更扩大了他们的突破范围，使德军感到应接不暇。苏军作战的典型和韵律，遂变得像1918年，盟军在西线上的大反攻。在许多的地点上面，作一连串的打击，若是面对着敌人逐渐转硬的抵抗而丧失了冲力的时候，即马上让它逐一暂时停顿下来，每一个打击的目的都好像是为第二个打击铺路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其间具有互相协助的作用。所以也正和1918年一样，一方面迫使德军指挥部，不能不把他们那个少得可怜的预备队，迅速送往那些已在被攻的各点上，而同时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他们，把预备队开往那些将要受到威胁，和敌人快要进攻的点上。这个作用即可冻结他们的行动自由，而使他们的预备队逐渐丧失平衡。这是一种“逐步麻痹”的战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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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军队拥有普遍的兵力优势时，自然可以采取这种方法——1918年西线的盟军和1943年的苏军，都是属于这种典型。尤其是当横的交通线不够发达，使攻击者难于迅速把其他地区中的预备队，调集到某一个地区中，以在某次胜利后来扩张战果时，则此种方式就更属合用。因为每一次都等于要突入一个新的正面，所以采取这种“宽广”方法，其所花的成本会比“纵深”方法要更大，而其效力却也不那样具有迅速的决定性。不过这个效力却是可以累积起来的，只要使用这种方法的那一方，具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持久不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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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季的苏军攻势，很像一波汹涌的狂潮，沿着一个长达1000英里的堤岸冲击。9月时他们达到了第聂伯河，在大河湾与基辅之间，沿着这条宽广的河流，获得了好几个据点。德军撤出了他们留在库班（Kuban）的桥头阵地（在高加索的西端），把这一部分兵力经由克里米亚撤了回来。德方想用他们来增强夹在第聂伯湾到海岸之间的主防线南段，可是都已经太迟了。苏军在德军援兵尚未赶到之前，即已先突破了这段防线，在混乱之中他们进到了第聂伯河的下游，并使克里米亚陷入孤立的地位。10月，苏军在河湾的正北面，又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在这个突出地区中插入了一个巨型的“尖劈”。盟军方面的战报都已经哄传德军已经总崩溃，可是事实上，他们却并未崩溃，不过就整个形势而论，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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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为什么要死守着第聂伯河突出地区的南端不肯放弃的理由，是因为他想要保有尼科波尔（Nikopol）地区，它是一个重要的锰矿产地，对于德国的军需工业具有重大的价值。经济上的需要在这里与战略上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于是发展成一种危险的拉锯形势。由于希特勒想要保持住这些锰矿，所以德军遂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像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全线上都已经绷得紧紧的，若是在某一点上作局部性的苦战，那么就更可能发生广泛的溃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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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当德军由于遵守希特勒的命令，被限制着非死守某一个定点不可的时候，结果必然造成全面的崩溃，使其付出更高的代价。守方的力量愈弱，则愈需要采取机动防御的方法。因为否则较强大的攻方，即可以把空间当作它的盟友，使用侧翼迂回的行动，而获得决定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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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苏军在第聂伯河上又获得了两个其他的桥头阵地，一在基辅以北，一在基辅以南。前者又慢慢扩大，等到一个月以后苏军发动攻击时，就用它当作一个宽广的跃出基地。结果苏军收复了基辅，并且迅速向西扩展。仅仅一个星期，俄将瓦杜丁（Vatutin）的进攻达到了日托米尔和科罗斯坦（Korosten）两个会合点上，距离第聂伯河已在80英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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