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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进行的，那么其所具有的危险可能更大。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太完全的胜利必然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而难于获得公正而明智的和平解决方案。由于已经没有一个足够平衡的反对力量，可以控制胜利者的胃口，因此在同盟国之间，意见利害的冲突就再也没有一个调解的力量了。这种分歧会愈来愈尖锐化，结果使战时的盟友变成了战后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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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引出一个更深和更广的问题。在任何同盟体系当中，最容易发生的摩擦，即为想要“兼并”的观念，而这种摩擦在缺乏平衡力量的时候尤其严重。在历史上作这种企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历史的教训却告诉我们，虽然有这种由小并大的自然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却必须要听其自然发展，若要想勉强速成，结果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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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理想家而言，也许会感到很遗憾，可是历史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自由才能使进步有可能性，而“统一”（unification）却很难于产生真正的进步。因为当统一的结果能够使思想定于一尊之后，结果遂往往阻止了新观念的成长。这种思想的统一只是伪定一时而已，而其本身却只能产生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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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散中才能产生活力——只有在互相容忍的状况之下，才会有真正进步的可能性。这种容忍的基础是因为已经认清了要想消除差异的企图，是比容许差异的结果还要更坏。因为这个原因，若希望和平能带动进步的发展，则其最好的保证即为由权力平衡所构成的互相制衡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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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政治方面而言，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方面，比之其他各国的政府制度，似乎具有很多的缺点，可是实际上凭着它的悠久历史，即足以证明其具有的优越性。就国际方面而言，只要平衡能够维持住，则所谓“权力平衡”实在应该算是一个健全的理论。但是欧洲的“权力平衡”局面却常常发生动摇，因此才会引起战争。这种动摇的频率日增，因此才产生了一种紧急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兼并，或者是联合。联合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中尚可发扬生气；而兼并则只能以某种单独的政治利益，来垄断全部的权力。而任何权力的垄断都足以证明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实在是一点都不错——“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化”。从这点看来，连“联合”也许都难于避免这种危险，必须用十分的谨慎，来保持互相制衡及平衡的因素，以来矫正这种天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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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倚着历史的背景，来研究大战略，所可以得着的另外一个结论，即为一般战略的理论，应具有适应国家基本政策性质之必要。在一个“进取”和“保守”性的国家之间，无论在目的上或手段上，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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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注意到这种不同的差异，则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在第十九章中大致说明的纯粹战略理论，是最适合于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假使一个民族只想保守他们现有的领土，或者只想维护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方式，那么这些理论都必须加以相当修正，始能配合他们的真正目标。进取性的国家，因为先天上有所不满足，必须要先追求胜利，然后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此不惜冒较大的危险去求战。而保守性的国家则完全不同，它只要设法使侵略者放弃其侵略企图即可以达到了它的目的——换言之，即设法使侵略者认清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它的所谓胜利，即为阻止敌人的求胜企图而已。事实上，侵略者的贪欲过度，结果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自己把力量用尽了，因而抵抗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是由于过度的扩张，而使内部发生裂痕。在战争中，由于力竭而败亡的国家，其总数要比由于外来的攻击而败亡者，多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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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个问题的各项因素衡量一番之后，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对于一个保守性的国家而言，其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某种形式的战略，以来适合这种先天上比较有限度的目的，而其着眼点则为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国力，不使浪费——这对于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极好的保证。从第一眼上看来，似乎会觉得纯粹的守势应该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但是这却暗示着有静态防御的意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如果只依赖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防御攻势的方法似乎是一种最好的结合，它是以具有迅速反击力量的高度机动性为基础，一方面合于“力量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具有恐吓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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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即为最好的例证。他们的战争政策是经过博考深思之后，而采用一种积极“保守性”战略来当作基础的。这个帝国能够延续那么久的寿命，此项事实实在是最好的解释。另外一个例证就是英国，但它却是本能多于理智的，以海权为基础，英国人从16世纪到19世纪，一直都是使用这种战略。当英国的国力与它的成长与时俱增，而它的敌国在战争中，却都因为国力消耗过度而垮倒了，凭着这个事实，即足以说明这种战略的价值。那些国家之所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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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战祸，尤其是三十年战争，使得各国都感到精疲力尽，于是到了18世纪，各国的政治家开始认清了，在战争中，他们的野心和欲望必不能没有限制。这种认识一方面产生了有限战争的趋势——力求避免过度的发展，以防对于战后的前途有所妨害。另一方面，当他们感到希望较为渺茫的时候，他们也较愿意接受谈判的和平。他们的野心和欲望也常常驱使他们走得太远，结果回向和平之路时，遂不免发现他们的国力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已经减弱，虽然如此，他们却总是知道悬崖勒马，而不使国力达到完全衰竭的阶段。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便是对于强者而言，也都还是由谈判得来，而并非是决定性军事胜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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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限战争的教育，一直在继续发展之中，结果却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由于革命的缘故，才使一些政治上的生手，变成了领袖人物。法国的督政政府，以及其承继人拿破仑，在20年的时间中，不断地作战以追求一个持久的和平。此种追求永远不会达到它的目标，而只会使他自己的力量逐渐匮竭，终至于难逃最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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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又重新证明了旧有教训的正确性。但是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遂使这个印象又不免有模糊不清之感。当一次大战爆发的时候，这个教训似乎已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于经过了这次痛苦经验之后，二次大战中的政治家们也没有变得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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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因为当谈判无法产生满意的解决时，我们才会采取这种武力解决的方式。可是假使我们想要达到目的，则战争的进行势必要受到理智的控制。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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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战斗是一种物质上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程序。你的战略愈高明，那么你占上风的机会也就愈容易，而所花的成本也就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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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而言之，你所浪费的力量愈多，那么你就会使战局逆转，对你不利的机会也就愈多。即便你在战争中能够赢得胜利，可是由于你的力量已经用尽，所以也就很难于享受和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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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所使用的方法愈野蛮，则会使敌人的仇恨愈深，其自然的结果便是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将变得越来越强硬。因此即便是双方势均力敌，聪明的人还是会尽量避免暴力的手段，以免增强了敌国军民的团结和拥护他们领袖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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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种计算还可以更伸展一步。当你愈是希望用征服的手段，来获得一个完全由你自己选择的和平条件时，那么在你前路上的障碍物也就会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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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更进一步说，甚至于当你已经达到了你的军事目标之后，你对于失败那方要求得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将来一定会使你追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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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本身是一个魔圈，也许可以视它是一个螺旋，所以对于它的控制，必须要有一种极审慎合理的计算。所以战争的开端固然是违背了理性，但在斗争的各阶段中，却又恰好证明了战争之不可没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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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战斗的本能对于胜利也许是必要的，不过对于这匹烈马，却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而且即便在这里，头脑冷静的人也还是比面红耳赤之徒较占便宜。若是一个政治家只具有好斗的本能，而丧失了冷静的头脑，那么他就不配那种身系安危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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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平的真正含义，是指在战后，和平的状况以及本国人民的状况，都要比战前更好。要想获得这种意义的和平，其可能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速战速决，二是持久战，使用的力量力求经济化，绝不超过国家资源所能担负的比例之外。一定要调整目的以来配合手段。假使发现这种胜利是不具太多希望时，聪明的政治家即绝不会再错过谈判和平的机会。双方对于彼此的实力都已经心照不宣，那么从谈判中去求得和平，似乎是要比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好得多了。而这也常常就是长期和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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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为了维持和平而来冒战争的危险，但万不要为了想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战争中面临国力匮竭的危险。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正好相反，但却绝对合于历史的经验。只有当你认为对于良好的目的，有良好的希望时，才值得继续打下去——因为和平的远景也许可以抵得过战争中所受到的痛苦总和。实际上，若对于过去的经验能作深入的研究，则我们可以获得下述的结论：一个国家若在战争当中，晓得利用喘息的机会即开始和平的谈判，那么也许要比用继续作战的方式，来追求“胜利”目标，还更容易接近它所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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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显示出，在许多情形之下，唯有当交战国的政治家能对心理因素有较深的了解，在做和平“试探”时，才可能获得比较有利的和平。他们的态度正和在国内党争时完全一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意表示让步，即便其中有一方有任何愿意和解的意图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也还是太强硬，所以其他方面的反应也都很慢——一方面是受了骄傲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把这种可能合乎常识的行动，当作是示弱的表示。于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居然就这样溜过去了，冲突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终于还是两败俱伤。假使这两方面若是注定了还是得在同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的话，那么这样继续打下去，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对于近代化战争而言，这个原理似乎要比国内的党争，还更合用，因为自从各个国家都工业化之后，彼此就更是休戚相关。所以这实在是政治家的责任，当追求“胜利的幻影”时，却万不可以忽视战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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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方因势均力敌，而不具提早获胜的可能性时，那么聪明的政治家，此时应可从战略心理学方面学会一点新的道理。这在战略学中也可以算是一条极粗浅的原则，当你发现你的对手正据守着一个坚强的位置，颇难加以硬攻的时候，那么你就得为他留下一条退路，这似乎是减弱他抵抗力的最快方法——围师必斗。对于政治而言也是一样，尤其是在战时更是如此，你要为你的敌人准备好一架梯子，以便他可以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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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发生了，这种以所谓“文明国家”间的战争历史为基础，所获得的结论，对于那种纯粹劫掠式战争的复活，或劫掠与宗教混合式的复活，是否也照样能够适用呢？前者的旧例为野蛮民族对于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旧例为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任何谈判的和平所具有的价值，似乎要比其正常标准更低（从历史上看来，很明显的，很少有国家是守信用的，除非这个诺言与他们的利害一致）。但是每当一个国家愈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时，却往往是愈尊重物质上的力量——一个强大的阻吓力量，即足以使他们不敢轻于挑战。这正和人与人之间的经验是一样，一个恶人对于实力和他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不敢挑战，而当他面对着一个实力比他强大的对手，其态度反而不如秉性善良的君子那样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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