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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结果又怎样呢？武装的抵抗毫无疑问的曾经给德国人以相当的牵制，以西欧而言，功效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此外，在东欧和巴尔干，也曾对德国人的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最足以说明他们的功效者，是德国指挥官们所提供的证据。正好像在爱尔兰叛乱时的英军指挥官一样，他们对于应付游击性敌人的负担感到非常厌倦，因为后者能获得人民的掩护，并能作突如其来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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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正规兵力，正在与敌人作正面的搏斗时，游击队始能发挥其牵制的功效。若是没有强大的攻势吸引住敌方的主要注意力，则游击队的行动最多不过是产生一点扰乱作用而已，并无太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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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效力是远不如广泛的消极抵抗——而对于本国人民所造成的损害却远较巨大。他们所挑起的报复是远比敌人所受到的损失为严重，他们使敌方部队有了采取暴力行动的机会，对于一个驻在不友好国家领土上的部队，往往是一种放松神经的乐事，游击队所直接造成的，以及在报复过程中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害，只会使其自己的人民感受痛苦，而且最后又会变成未来重建国家时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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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严重的，也是最持久的创伤还是在精神方面。在爱国的号召之下，武装抵抗运动也吸收了许多的恶势力，使他们有好听的借口来无恶不作。这诚如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名语所云：“爱国心是一个恶棍的最后掩护。”更坏的是整个下一代的青年人也都受到此种恶劣的精神影响，在对抗占领当局的战斗中，使他们养成了藐视权威和破坏道德规律的习惯，以至于在侵入者已经离去之后，仍旧很难恢复正常的“法律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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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习惯在非正规战争中所生的根，是要比在正规战争中较深。在正规战争中，还有服从权威的习惯与之抵消，而在非正规战争中，一切不服从权威和破坏规律的行动都被视为美德，成为鼓励的对象。所以在这种已经被挖空了的基础上，也就很难重建一个安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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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劳伦斯本人对他的阿拉伯战役作了一番讨论之后，开始使我认清了游击战的危险后果。我对于那次战役所写的书，以及对于游击战理论所作的阐述，在上次大战时曾经被许多突击单位和反抗运动的领袖们当作一种指导方针来看待。温格特（Wingate）当时还是一位在巴勒斯坦服务的上尉，他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特地来看我，并说明他有将这种理论作较广泛应用的想法。（译者注：温格特在巴勒斯坦服务时，曾帮助犹太人组织地下自卫武力。以后温格特在缅甸曾主持深入敌后的作战，颇具战功并升任少将。）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即已开始发生了疑惑——那并不是对于其眼前的效力，而是对于其长远的效果。因为作为土耳其人的承继者，我们英国人现在在劳伦斯所曾经撒播阿拉伯叛乱种子的同一地区中，也正遭遇着同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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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研究一个世纪以前的半岛战争军事史，以及其后的西班牙史时，这种疑惑也就更为加深了，在那次战争中，拿破仑虽然能够击败西班牙的正规陆军，但其成功至终被西班牙的游击队所抵消。作为是一个对抗外国征服者的民间起义行动，那要算是历史纪录上最有效的一次。它不仅取消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控制，而且也动摇了其权力的基础，所以实在是比威灵顿的胜利还更伟大，但是它不曾替解放后的西班牙带来和平。因为接踵而来的即为一种武装革命的流行病，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才平息——但在这个世纪又再度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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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不祥的例证，就是1870年，法国人为了困扰德国侵入军而创造的“自由射击者”（franc-tireurs），结果也还是变成了作法自毙。他们那些人对于侵入军只能发生极轻微的扰乱作用，而在国内却发展成为自相残杀的斗争，即所谓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之乱。而且此种“不合法”的传统在以后的法国历史上，也形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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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计划发动暴力叛乱，并将其当作我们战争政策之一部分的人，实在是太轻忽了这些历史的教训。在战后的时代中，对于西方同盟的平时政策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不仅只是在亚非二洲鼓励反西方运动而已。譬如以法国而论，那是早就可以认清，比起未来政治和道义上的不利影响，那种地下抵抗的军事效力实在是得不偿失。此种疾病还仍在传播。除了养成一种不现实的看法以外，它也破坏了法国的安定，并危险地削弱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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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学习历史的教训似乎也还不太迟。不过由于敌人的这种“伪装战争”的活动已经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于是也就使人想到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的反攻行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更聪明的想法是我们不应走敌人的旧路，而应设法去寻求一种更微妙和更具远见的对抗战略。无论如何，那些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对于这个主题是必须要有比前人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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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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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先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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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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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为20世纪的伟大战略思想家，他在1970年逝世，我早就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但由于事冗，一直都不曾下笔。最近在英国《三军联合季刊》（RUSI）上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论李德·哈特的文章，深感他的思想到今天已经受到很多误解，尤其是英国的后辈对于先贤如此缺乏了解，更令人浩叹。所以遂决定草拟本文以供研究战略思想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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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生于1895年，殁于1970年，享年75岁。当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主修现代史），投笔从戎之后在索姆河会战（1916年）中曾受到毒气重伤。战争结束时，升到上尉官阶。1924年从陆军中退役，从此以写作为生。李德·哈特真可算是多产作家，他所写的文章几乎多到难以计算。专以1927年而论，他在报纸上发表过140篇专栏文章。所出版的专书多达30余种。所以，“著作等身”对他而言，绝非虚誉。尽管如此，这样多的著作随着时代的演进有许多都已丧失其价值，到今天仍可传世者已经不多。研读他的重要著作，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思想，而且也可以肯定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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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言之，李德·哈特的思想是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变。最初只注意到战术层面，接着升高到（军事）战略层面，再进步到大战略层面，及至晚年，他更潜心历史研究，并进入哲学的境界。当然，他同时也无法脱离现实，所以从20年代到70年代，他也曾对英国政府，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议。因此，他所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实在是太丰富，要想加以概括的论述的确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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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便起见，谨依照上述的演变顺序来分段分析。不过限于篇幅，所重视的是可以传世的部分，至于那些只与某一时代有关的部分则不予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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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早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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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被公认为闪击战的先知者，这似乎已无疑问。不过，事实上，他在此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至少还是仅次于富勒（J．F．C． Fuller）。李德·哈特与富勒在思想上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李德·哈特不曾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但他的确有高度的天才，到一次大战末期即以对步兵战术的研究受到英国陆军当局的赏识。不过严格说来，他此时对于战略和战史等较高深的学问还没有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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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之所以能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实在应归功于富勒的提携和指导。富勒生于1878年，比李德·哈特年长17岁，他是正规军人出身，一次大战时已官居上校，任英国唯一坦克军（Tank Corps）的参谋长。所以他对于李德·哈特而言，不仅年长而且资深，至少是师友之间。从1920年开始，李德·哈特即完全接受富勒的意见，认为坦克将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个阶段，他对于富勒也推崇备至，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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