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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机械化领域中的导师，而我的皈依却到1921年才完成。我一向只在步兵战术领域中探索，对于机械化战争毫无研究。我早就佩服您的渊博。虽然我的心灵在能力和范围上也正在发展，但我却经常承认您的优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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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人即共同努力于装甲战思想的提倡，虽然在细节上彼此仍然常有争论，但大体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他们对于历史的贡献则很难分高下，尽管在二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人都比较推崇李德·哈特。古德里安在《德国百科全书》（Der Grosse Brockbaus）中称李德·哈特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者”。事实上，这个尊号应属于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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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对李德·哈特的思想启发又还不仅限于装甲战的领域。受到富勒的指导，他开始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加深其思考的层次。他开始了解战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同时所注意的已经不再是战术而是战略。不过，李德·哈特非常人也，他的思想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所以遂能青出于蓝，另立宗派而成为一代大师。他们之间的关系真可算是学术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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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间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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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说思想也和货品一样有商标，则“间接路线”就可以算是李德·哈特的商标。从1925年开始，李德·哈特就一直从事于历史的研究，并且希望从这种研究中找到战略的精义。到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观念也就是在此时正式公开发表。在此必须指出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小毛病，因为从历史家的观点来看，具有决定性的是“会战”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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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曾综述其当时的想法：“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尽管“间接路线”的观念是在1929年即已提出，但李德·哈特的思想还是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始臻于成熟。他到1941年才正式采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为书名。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其书扩大再版，并成为当时各国参谋学院的必读之书。李德·哈特到此时也开始名满天下，这又与德国将军对他的推崇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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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李德·哈特又把他的书扩大、修正、再版，并且换了个新书名：《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1967年，李德·哈特已垂垂老矣，他又把这书扩大再版，这也就是其生前的最后一版。事实上只增加了一章，其余内容几乎毫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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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虽是他毕生提倡的战略观念，但他从不曾宣称那是他的发明。事实上，他虽曾创造此一名词，但其内容又都是古已有之的观念。不过，由于时代的演进，这些旧观念遂被忽视或遗忘，于是李德·哈特在研究历史时遂再度发现它们。他不仅恢复原有的观念，而且更依过去战争中的教训予以综合组织，并作有系统的解释，而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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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基于对30个战争、280多个战役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6个是用直接路线而能获致决定性战果。其余均属于间接路线的范畴。所以，他作结论说：间接路线实为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当他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那只具有地理意义。他指出：“名将宁愿采取最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驾轻就熟走直接路线。必要时，只率领小部分兵力越过山地、沙漠，或沼泽，甚至于与其本身的交通线完全断绝关系。”但以后，他又发现所谓“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更具有抽象意义，所以他说：“从历史上看来，除非路线具有足够的间接性，否则在战争中就很难产生效果。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他又指出“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为胜利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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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是一种抽象原则，李德·哈特对于其实际应用又另有一套理论，他称之为“公理”（axiom）。他认为从战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若干经验性的“公理”。他把它们一共归纳成为八条：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反面的，并且认为对于战略和战术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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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六条为：（一）调整目的以适应手段；（二）心中经常保持目标而计划则应适应环境；（三）选择期待最低的路线（方向）；（四）利用抵抗最小的路线；（五）采取能同时到达几个目标的作战线；（六）计划和部署都必须有弹性而能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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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两条为：（七）当对方有备时慎勿倾全力作孤注一掷的进攻；（八）失败后勿用同一路线（或同一形式）再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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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认为他这套公理并非所谓“战争原则”，而对后者则颇有微词，尽管那正是富勒所提倡的。事实上，他对战争原则的批评不免过火，而他的公理与原则相差也非常有限，最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李德·哈特认为战略是艺术，战争原则过分简化，不切实际。但富勒却认为其间接路线正犯同样毛病。富勒说：“若认为间接路线是万应灵丹实乃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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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德·哈特并无把间接路线视为万应灵丹的意图，不过由于过分地强调，遂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嫌。李德·哈特为什么会如此？要了解这一点则又必须先分析其在一次大战之后的心态。战争结束后，李德·哈特九死一生捡得一条性命，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对于战争期间那些高级将领（尤其是英国的海格）只知蛮攻硬打，而完全不用头脑，坐视许多青年冤枉地牺牲在西方战场上，真是深恶痛绝，所以在思想上也就自然地产生反动，他说：“好斗（pugnacity）是与战略完全相反。”这不仅暗示他有所为而发，更可以表示他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得了一项重要教训，那就是正如刘邦向项羽所说的话：“吾宁斗智不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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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就是斗智，直接路线就是斗力。在战略领域中应该尽量斗智不斗力，这个大原则是绝对不错，所以我们对于李德·哈特有时不免言论偏激应该加以谅解。从这里又可导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德·哈特在思想上与孙子的关系。他在1927年以前还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早已与孙子有许多地方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创间接路线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也已深受《孙子》的影响。他以后在其著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用《孙子》的“术语”来表达：直接就是正，间接就是奇，所谓间接路线不仅为迂直之计，而也正是奇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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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到了晚年对于孙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1963年替格里菲斯（Sannel B． Gr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时，曾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他又说在过去所有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两千年。他最后说：“《孙子》这一本书所包括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知识，几乎像我所著的20多本书中所包括的分量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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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李德·哈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态度与其对孙子的态度几乎成强烈对比。虽然他说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比较，但概括言之，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是贬多于褒。而且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甚至于还颇多误解。对于其原文的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对其思想的解释常有扭曲，不正确、不公平之嫌。为什么会这样？似乎不难解释。孙子论将把“智”列为第一位，克劳塞维茨论军事天才把“勇”列为第一位。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从表面上看来，不无崇尚暴力的趋势，而那正是李德·哈特所最厌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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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间接路线 战略与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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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虽可算李德·哈特的商标，但他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贡献又非仅此而已。就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李德·哈特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不仅简明扼要，而且更有其特点。他说：“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英国当代战史大师霍华德（Michael Howard）认为这个定义至少和任何其他定义一样好，而且比其中大多数均要好。他这个定义至少有三个优点：（一）明白说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足以表明战略为工具之学；（二）扩大战略所涵盖领域，不限于战争或战时；（三）提出“分配”（distribution）观念，为过去所有战略家所未注意者。李德·哈特的定义直到今天仍为许多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所采用，不过又并非毫无缺点：（一）他的定义只能适用于传统军事战略范畴（李德·哈特曾称之为纯战略）；（二）他虽提出“分配”的观念，但并未考虑“发展”（development）的观念，似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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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霍华德的分类，李德·哈特要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的思想主流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发展成形。尽管如此，他又仍为核时代的少数战略先知之一。人类对于核时代的来临，反应相当迟钝，但李德·哈特在1946年即已出版一书名为《战争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他在书中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已使全面战争变成荒谬的自杀行为，这也意味着将来核国家之间若发生战争只能采取有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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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李德·哈特已名满天下，但他的思想对于美国官方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美国将军仍在准备打上次的战争，并且把核武器视为另一种武器而已。1950年他出版《西方的防卫》（Defense of the West）1960年又出版《阻吓或防御》（Deterrent or Defense），这些书都可以代表最早期的核战略理论。但仍然曲高和寡，不过他在美国政界至少有一位知音，那就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军事专家能比李德·哈特赢得更多的尊敬和注意。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曾经把具有稀有想像力的智慧带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他的预测和警告时常是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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