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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稀缺战争资源。如，自己不能生产，只能依赖进口的战争资源。英阿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的超级军旗战机挂载的空对舰导弹—“飞鱼导弹”，对英军舰队构成非常有效的击毁能力，并实际击沉了谢菲尔德号将军舰。但因飞鱼导弹只能依赖从法国进口，不是自己生产。当时计划引进14架飞机，加14枚飞鱼导弹，但战前仅到货5架飞机，5枚飞鱼导弹。因飞鱼导弹资源的迅速枯竭，阿根廷空军只能依赖老旧的天鹰战机携带没有任何制导能力的航空炸弹对英军舰队进行攻击。不仅击毁能力极大下降，而且普通航空炸弹只能以危险性极高的超低空飞行、凌空轰炸方式遂行作战。虽然阿根廷空军以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用普通航空炸弹击沉了英军5艘舰艇、重创7艘，这种接近同归于尽的攻击方式使其自身也遭受了35架飞机被击落的惨重伤亡。战斗中天鹰大量命中的航弹未能爆炸。如果没有这样严重的战备问题，马岛战争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如果14架超级军旗战机和14枚飞鱼导弹全部到货，或者阿根廷自己能够生产空舰导弹，战前多储备哪怕10枚空舰导弹，马岛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以至于在战争最后阶段，据说当时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瘫坐在椅子上，口中不断念叨“飞鱼、飞鱼、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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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稀缺战争资源如此之重要，因此对其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次要资源来保护稀缺战争资源不受毁伤，具有重要价值。有人从贬低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角度，统计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军队高级将领牺牲情况，共产党军队高级将领阵亡数量非常低，如不计东北抗日联军，只有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和彭雪枫将军（新四军师长）等极少几位。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阵亡数量则高达200多位。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共产党军队对作为战争稀缺资源的高级杰出指挥将领保护一直都非常严密。在整个战争期间的高级将领伤亡率一直都极低。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期间，如长征等过程中，优秀高级将领伤亡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将共产党军队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损失较低当作负面数据来否定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其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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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天才指挥员杰克逊在战争过程中冒险深入前线侦察，最后被自己军队误伤而亡，这并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指挥员不能离前线太远而搞不清战场情况，但也不应鼓励杰出的指挥员亲自跑到比专职的侦察员还靠前的位置去。杰克逊的阵亡对南军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这样的损失在短期内难以弥补，甚至是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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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危险的事情，在战争中稀缺战争资源要发挥作用，同样必须处于战争的危险状态之中。如果受到完全战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只是受伤，对其修复的能力就显得非同寻常地重要。例如，航空母舰的生产周期非常长，如果战争发起后再增加航母的生产，即使生产出来也很可能赶不上战争了。因此对受损航母的修复就显得异常关键。中途岛海战前，美国航母约克镇号在刚发生的珊瑚岛海战中遭受重创。美军仅以3天时间，完成了平时至少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航母维修工作。这使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能够使航母数量从2艘（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母）变为3艘。如果没有这种超强恢复能力，使得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实力发生变化，即使美军获得了清晰的日军突袭情报，以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迎战高达8艘航母、5艘水上飞机航母组成的日本海军4个编队，其实力也难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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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对稀缺战争资源的恢复能力，价值非常高。它的数学计算同普通战争资源抗消耗能力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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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稀缺度的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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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稀缺战争资源，其稀缺度不同，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为评估这些稀缺资源的稀缺程度，可用以下参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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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存数量：现存稀缺战争资源数量显然是最重要的评估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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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获得数量：如果损失，有可能获得的潜在稀缺战争资源数量。如军队中的战场医疗人员，如果损失的话，只能从后方民间医疗人员中补充。因医疗人员培养时间极为漫长，因此，现存民间的医疗人员就成为战争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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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得时间长度：某些出色的指挥员，需要非常长时间的培养。获取时间较长，是导致其稀缺的原因之一。要培养一个本科生，需要在小学、初中、高中之后，再加上4年的学习时间，硕士需要再加3年，而博士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年。获得这些资源时间长度，是导致其一旦失去，要恢复的时间会非常漫长。优秀的合格飞行员需要经历非常长时间的培训，而一个陆军士兵相对来说培训时间就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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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得成本：获得成本越高，稀缺度就越大。培养飞行员需要投入远比陆军士兵大得多的成本，因此其稀缺程度就远比陆军士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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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响程度：对战争进程影响越大，也会对稀缺程度产生不同影响。显然，影响程度越大的稀缺战争资源，其损失带来的恶果也越大，从而其稀缺程度就显得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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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战斗消耗与抗消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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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和平时期，人也有很多疾病和意外，何况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极端险恶的环境。有以下因素会导致非战斗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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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伤不治：在战斗中负伤如果治疗及时，大多数负伤不会变成死亡。负伤是属于战斗中的消耗，如果伤员因医疗条件不足导致不治身亡，则可算作是“与战斗相关的非战斗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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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误伤或事故：尽管误伤很可能也是在战斗中导致的，它并不是敌方作战导致，而是属于“事故”类。它既可能是在战斗期间产生，也可能是非战斗期间、军事演习，甚至和平时期正常活动期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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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疾病：因战场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恶劣、医疗条件不足，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在很多战例中，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甚至远超过作战死亡人数。只是对于战争，人们往往更多把眼光放在直接作战损耗上，而忽视自然疾病导致的损耗。因军队高度的流动性，以及战争中的强奸等导致的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泛滥，它会给军队以及平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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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杀伤：受野生动物攻击，或陷入恶劣自然环境（悬崖、泥沼等）导致的消耗。历史上甚至发生过成千的士兵被鳄鱼，甚至蚂蚁吃光的案例。而恶劣自然环境综合起作用，常常会给部队造成极大的减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因英军率先溃败，通过印度的腊戌被日军占领，杜聿明率6万多人从野人山撤回中国。因恶劣自然环境导致5万人丧命，远超过作战中牺牲的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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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总共死亡13488人，而因脚气、霍乱、痢疾等疾病死亡竟占到11894人，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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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八年抗战期间，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相比日本有很大差距，但真正在战场上战死的军队人员只占总的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据统计约在130万-180万之间。而大部分人员是在转移和运动过程中，因恶劣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而死亡。这个死亡数字难以精确统计，有的高达200万人，甚至有上千万人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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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战斗消耗如果被对手刻意利用，此时的消耗是属于“战斗消耗”还是属于“非战斗消耗”可能难以界定。但为研究消耗的直接原因，只要属于非直接战斗原因导致的消耗，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属于“非战斗消耗”。只是要注意：“非战斗消耗”既然是一种消耗，就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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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俄罗斯在历史上曾遭到过三次来自欧洲力量的大举入侵。而在这些入侵中，俄罗斯深知自己自然地理环境所具有的威力，因此都刻意利用了这些自然环境的力量加剧了对手大量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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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年，查理十二世入侵俄国时，俄军即开始采取坚壁清野的方法，在他们撤退时烧毁所有房屋和工具。这样在寒冷的冬天，入侵的瑞典军队多半会被冻死和因疾病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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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多后，1812年，拿破仑认为自己吸取了查理十二世的教训，他之前认真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查理十二世远征俄国的历史记录和研究书籍。拿破仑的战争计划是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攻下莫斯科，并结束战争。结果是俄罗斯不仅冬季难熬，夏天的天气也不是“好惹的”。连日暴雨导致的道路泥泞，晴天时的太阳暴晒，导致梅毒等疾病流行。大半士兵因此而死亡，真正在作战中死亡的士兵只是极少数。库图佐夫同样采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撤退时烧毁一切可以烧毁的能用之物，包括整个莫斯科城。当冬季来临，拿破仑只能不战自退，沿途库图佐夫只是零星地向拿破仑发起攻击，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两翼赶着拿破仑的军队跑。严寒、疾病、少量的战斗，使拿破仑的65万大军，最后只剩下3万人逃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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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100多年，1941年，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打败苏联。但在冬天来临之前，纳粹德国的军队同样遭受到了暴雨和泥泞道路的烦扰。1941年冬季来临的脚步和1812年及1708年时没什么差别。肝炎、腹泻、斑疹、伤寒以及-35℃—-40℃度的严寒和饥饿再次夺去大量德军的生命。即使在战斗激烈程度属最高之列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非战斗减员的德军也超过战斗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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