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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特勒的战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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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冥顽不化也同样让人难以理解。如果德军清楚并利用苏军的规律，故意在稍做进攻之后就做出撤退状，引诱苏军反攻，并预先在后方设下埋伏，一定能把苏军引入自己预设的包围圈予以歼灭，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但德军竟然很少这么做，只要攻占了的地方，德军就一定要死守住，绝对不能后退半步，直到被苏军完全消灭。对敢于后退的人，苏军和德军都是严厉地军法处置。苏德战争中，德军竟然有2.7万人被自己处决，苏军被自己处决的人员更是多到十多万。苏德战争中仅仅是双方被自己处决的人员数量，都已经与整个朝鲜战争里中国志愿军的失踪死亡总数差不多了！双方都是固执到如此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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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面强攻”加“绝地死守”的战略战术也并不完全只是最高统帅的性格，苏德双方的高级将领们也都多多少少有类似的风格，甚至相对最明智的朱可夫元帅也在诸如火星行动中有类似的问题。系统研究过苏德战争中双方伤亡数字的人，对其他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就没太多感觉了。朝鲜战争打了整整3年，无论是以何种口径统计，双方的伤亡总数都各自在百万量级，苏德战争中一场战役伤亡就达到或接近这个数字水平的战役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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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无论自身实力状况如何，永远坚持进攻”这一点上比斯大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希特勒在开战时是一直要求进攻，在战况不利时坚决不许撤退，到最后实力都快打光时还在不断地进攻。为阻止德军产生任何撤退的念头，希特勒甚至在具体战术上不容许德军在防御时建立多层次的防御工事。但这样一来就会使防线非常脆弱，一旦被突破就很容易导致全线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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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渡过第聂伯河后，希特勒强令东线2000公里上的德军不得后撤、坚持固守。但随着苏军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快速增多，且苏军放弃一线平推，选择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至基辅会战时苏军以3万伤亡为代价歼敌近10万，俘虏1万多，交换比完全倒过来了，且仅用了3天时间便攻下基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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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俄罗斯战役中，1944年6月19日苏敌后游击队展开大规模突袭战，苏军故意选择3年前“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6月22日发起总攻。希特勒同样是下令决不允许撤退，错过撤退时机导致其精锐的中央集团军接近全军覆没，54万人被歼。在相同的日子、相同的地方，以相同的方式，重演了3年前巴巴罗萨计划发起后结果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幕，只不过胜负的角色互换了一下，这样相似的两个场景不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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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在西乌克兰方向投入的苏第1乌克兰方面军120万人是苏军规模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由第1乌克兰方面军7月13日发起的战役，被斯大林称为“十次打击”中的“第六次打击”。战役发起后，希特勒当天就下令德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发起反击，比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德军进攻的第二天开始反攻的行动更迅速。但苏军在7月15日出动了1800架飞机对德装甲部队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轰炸，很快就瓦解了德军的反击。此时德军已丧失制空权，前出反击只会使其更快消耗和灭亡。到7月18日，德军的第13军6个师被合围，四天后被歼灭。第六次打击历经48天，德军被歼20万人，苏军推进200至3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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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0日苏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罗马尼亚发起第七次攻击，23日罗马尼亚军队战场起义。此战歼灭德军超过30万人，其中死亡超过一半，而苏军仅阵亡1.3万人，负伤5.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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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从来就没有认真总结过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自始至终都在不断进攻中耗光德军所有的力量。1945年3月6日在布达佩斯已经落入苏军之手后，柏林战役之前，希特勒把从西线撤下的最后机动力量——拥有2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调到匈牙利，在巴拉顿湖附近发起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进攻作战。第6装甲集团军有最精锐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希特勒青年师”，但是此时德军已完全没有制空权，坦克数量和兵员数量上都是绝对劣势，其进攻势头仅维持了一个星期。与苏德战争初期任何情况下都在开战第二天就展开反攻不同，苏军在拥有绝对优势前提下却让第6集团军的攻势维持6天直到德军攻势完全耗尽，3月12日苏军才以优势兵力展开反攻，第6集团军立即陷入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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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战的很多军事家们都对德军的这次进攻感觉很莫明其妙，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加强柏林的防守，却把最后的精锐全消耗在东线的进攻上。以当时苏德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德军的这次进攻完全是拿鸡蛋碰石头。但如果我们考察整个战争中希特勒的一贯行为和军事思想，就不会有任何奇怪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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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西线已经接近崩溃的情况下同样发起了阿登森林的突出部战役的进攻，把最后的精锐坦克力量耗光。人们对他的这个行为有各种各样别的解释，如想去打开海上通路，想以胜利获取更多的谈判条件等。但这些猜测性的分析大多是仅针对这个战例本身的解释，缺乏其他方面的佐证。如果能明白希特勒就知道进攻，无论仗打到什么程度他都是固执地要求部队进攻，且绝不许后撤，这就是其一贯的军事作风，对这些战役的发起就没有任何不好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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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德战争中，只有极少部分前线指挥官明智的避敌锋芒的撤退要求得到容许，从而能全身而退。在苏联红军火星行动中与苏军交手的是德军第9集团军，指挥官是莫德尔。莫德尔始终就不赞同要耗费如此之大的兵力坚守勒热夫突出部。如果能将更多兵力投入到斯大林格勒，或许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就不会覆灭，甚至可能成功拿下斯大林格勒。他在成功抗击了朱可夫的“火星行动”之后，1943年1月终于得到希特勒容许后撤。随后，莫德尔制订了代号“水牛”的作战计划，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3月1日开始有序后撤。苏军发现德军的真实意图而全线追击，却为时已晚。莫德尔最终使整个第9集团军全身而退撤出危险的勒热夫突出部，成功以疲惫之师挫败苏军的火星行动，也使莫德尔赢得防御战专家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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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毛泽东或库图佐夫来打苏德战争结果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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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假设一下，如果德军或苏军采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本书的战争理论来制订苏德战争的战略战术，结果会是如何？这样的分析可能会使我们得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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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进攻苏联西部的时候，由于受到苏联大清洗、集体农庄政策、大俄罗斯主义等大量错误政策的影响，很多地方的人是抱着欢迎的态度迎接德军的。战争初期苏军投降的数量非常大，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士兵本身就对苏联政府有反感情绪。如果德军能够以敌方资源转化率为核心指标，对当时的民心加以充分利用，采用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苏联可能很快就一败涂地了。但是，让这些地区的人们没想到的是，希特勒比斯大林残酷百倍。斯大林是大俄罗斯主义，而希特勒的纳粹简直就是直接进行种族灭绝。这让本来可以成为德国同盟的人，最后大都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打击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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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简单比较一下毛泽东指挥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所有战争中的表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非常重大的区别。毛泽东不仅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军队遭受苏德战争那么大的伤亡，也根本就损耗不起，甚至远比这小得多的伤亡也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十年的战争历史上，只有四次师级规模在一次战役中成建制被歼的战例——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新四军皖南事变、金门战役、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180师被歼。从来没有过师以上规模在一次战役中成建制被歼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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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这个战役在地理范围上是接近整个敌后游击区范围，出动的兵力是100多个团，打了3个月。歼灭敌方是1万多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损失也是1万多人。在战略上迫使日军认识到后方所处的巨大威胁，从而使整个日军在中国战场由进攻转入防御。即使这样，毛泽东在肯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这样的损失感觉受不了，并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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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大捷，林彪指挥的115师伏击了日军一个后勤大队，双方伤亡都在1000多人。虽然此次战役胜利在当时给全国以很大鼓舞，但毛泽东在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告诫八路军以后不要再打这种损耗太大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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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方自己上上下下都认为打得不好。此战志愿军伤亡是8万多人，歼灭对手也是8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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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伤亡较大的战役是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十万多一点。而辽沈战役四野歼灭对手52万人，自身伤亡只有3.9万人。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和淮海战役，基本上就算是共产党军队战争史上一次战役中伤亡的上限了，但它却是苏德战争中伤亡数字的下限，且淮海战役是解放军以60万人对80万人，战果是歼灭对手55万人，在歼灭对手的成果上却完全达到了苏德战争的数字水平。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之后，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就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战术，从此再也没有发起过全面地大规模进攻作战，完全放弃了当时曾规划的第六次战役，转入以坑道为主的小规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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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最伟大的贡献是把游击战上升为一种战略，这种看法是有严重问题的。一方面，近现代大规模游击战，尤其是敌后游击战的老祖宗严格说来正是“老大哥”的俄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不仅苏德战争中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而且早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期，库图佐夫就组织过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也不是一直在打游击，而是有很多大兵团的主力会战、阵地战和大兵团的进攻作战，甚至是在朝鲜战争中面对全球最强对手成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在解放战争后期进行的几次决战行动中，参战人员规模都在百万以上，一次性歼灭对手的数量都在50多万人这样的规模。这种大兵团作战的规模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战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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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正杰出的军事思想并不在于具体的战术和战役进行方式，而是最充分地体现战争的经济原则——不仅绝不去做亏本的买卖，甚至利润额，尤其是利润率不高的买卖也坚决不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至于是用游击战方式，还是用其他方式去体现，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因此，有很多西方著名的军事家认为在陆战中与毛泽东的军队作战是一个禁忌，从而试图在海战、空战或其他高科技战争中找便宜。但是，这种军事或战争的基本规律并非只适用于陆战，而是适用于一切以军事手段进行的战争形式。毛泽东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或许会有人争议，但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经济学家和战策家，无人可以有异议，因为这可以有投入产出比和利润总额的精确数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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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图佐夫可以不经交战就放弃莫斯科，毛泽东也可以只经过少量交战就放弃延安。在延安保卫战中，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什么“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我们身后就是延安”这类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在一开始就把主动放弃延安作为首要考虑的战略步骤。与斯大林完全相反的是，毛泽东是最强烈主张主动放弃延安的人，并且他极力说服了多数的军事将领，他们强烈地希望在延安与对手决一死战。在完全撤出延安之前，他特意嘱咐彭德怀最后撤退军队时，要把延安各个房屋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接”胡宗南的部队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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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他都是采取三个阶段的战略——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和决战。如果按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也采取三阶段战略来打苏德战争，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在一开始，苏军应依托有利地形和既有坚固工事有效杀伤德军，如果地形和实力不济，就应在实施有效抵抗之后坚决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即使具备有利地形对德军进行了有效杀伤，也需要在掩护主力、军工等生产物资、市民、军政人员等撤退后，就逐次有序地大踏步撤退，一直撤退500公里至上千公里。苏德战争中的部分战例也充分证明了，只要采取上述正确的军事思想，是可以用较小的伤亡获得更大战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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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具有坚固工事的布列斯特要塞，德军花了一个多月才攻下来，并遭受重大伤亡。苏联战前是建有坚固军事防线的，这就是斯大林防线。但真到开战时，因为一味强调进攻，并未充分利用这个防线给德军造成重大杀伤。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苏军重大的伤亡原因归结为战前准备不充分，因为苏军重大战役损失的情况，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之后依然大量地且长期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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