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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中發現了三種《老子》抄本，抄寫時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雖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本子。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兩種漢初的抄本，即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較早的完整的本子。這些出土文獻，爲《老子》一書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已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老子》，除原有的傳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簡本和帛書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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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一書乃是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其内篇所闡述的“逍遥遊”代表着一種人生的理想，倡“無名”、“無功”、“無己”，以求無待，無待則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張的“齊物論”，有助於破除那種絶對、僵硬、呆板、滯塞的思維方式。作爲與儒家相對立的學説，《莊子》豐富多彩而又富於機辯，極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國文化帶上了靈動、活潑、通透的特點，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藝術感染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莊子學復興，《莊子》與《老子》、《周易》並稱“三玄”，是名士們研習的經典。唐宋兩朝，《老子》、《莊子》還曾被尊爲“經”，並置博士員，立於學官[25]。而今《莊子》自然也應當和《老子》一併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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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墨家的一種：《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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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墨家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下》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盡心下》又説：“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26]孟子的話雖不免有點誇張，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學在當時是一種顯學。《韓非子·顯學》就明確地説：“世之顯學，儒、墨也。”[27]《莊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28]《吕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稱：“（孔子與墨子）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禄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29]可見，在《吕氏春秋》成書之際，墨子仍然具有與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墨家才消沉下來，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廣泛的重視。其實，《墨子》一書中有不少思想資源值得我們發掘，其尚賢、兼愛、非攻、節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而其在邏輯學方面的貢獻，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編新注十三經》應當列入《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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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兵家的一種：《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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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孫子吴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30]《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於兵權謀家著録云“《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顔師古注：“孫武也，臣於闔廬。”[31]中國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筆寶貴的遺産，而《孫子》是兵家中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孫子序》指出其“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特點[32]，這已不限於用兵。《孫子》不僅有豐富的軍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戰略思維，對人才、行政和經濟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啓發借鑒的意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出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十三篇，帶動了《孫子》的研究，今天看來，完全有理由將之列入《新編新注十三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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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法家的一種：《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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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曰：“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33]在韓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子綜合法、術、勢，成爲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也就成爲《新編新注十三經》的必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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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佛教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傳入中國以來，經過魏晉南北朝這個戰亂時期，在社會上逐漸傳播開來，到唐代取得與儒、道兩家並立的地位。《新編新注十三經》是否選入佛經，成爲筆者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考慮到新編乃着眼於那些中國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時代最早的、處於中國文化源頭的、在當時或後代具有廣泛深遠意義的典籍，而佛經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唐代盛行的禪宗及其典籍雖然已經本土化，但時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經暫不入選爲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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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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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新注十三經》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參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成爲值得信賴的學術著作。我們的宗旨是爲讀者提供中華文化的元典，便於讀者從文獻的角度追溯中華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化的要義。編纂這套書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和學術建設工作，對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而且現在編纂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原則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對於這套書來説格外重要，因爲歷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我們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資料，又要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編《中國文學史》時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謂守正就是繼承優良的學術傳統，所謂出新就是努力開拓新的學術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適當採用新的研究方法，使這套書具有時代的特色，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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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進展。以前的學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們有機會加以利用，這爲我們選擇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從而使新編工作有了堅實的基礎。自漢代以來，學者們圍繞這些經典所作的校勘、注釋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此外，自二十世紀以來特别是近幾十年來出土了大量的文獻和文物，又爲經典的整理研究開拓了新的局面。例如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書，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荆門郭店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都向我們提供了大批極爲寶貴的新資料。由於這些新資料的出現，一些傳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錯誤得以糾正，古籍中的一些難點得到解釋[34]。充分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可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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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之後的學術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借用西方的哲學、宗教學、文學、史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的典籍，已經取得不少成績。陳寅恪先生所謂“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35]，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也爲《新編新注十三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從而保證了“出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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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以前的學者整理經書，各有其家法，而且經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個門派互不相容；宋儒與漢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們重新整理，可以超越這類紛争，兼容並蓄，擇善而從，從而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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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想將這套書編好還存在許許多多的困難。一是資料浩繁，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搜集完備並加以消化；二是每部書都存在不少難點，聚訟紛紜，要想取得進展，提出新見，並經得起考驗，實在很難；三是這套書既定位爲學術著作，又希望有較多的讀者使用，如何在專家與普通讀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需要認真摸索。但是我們相信，依靠參加工作的各位學者刻苦鑽研，虚心聽取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集思廣益，反復討論，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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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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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蓺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197頁）至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31—532頁）其中講到了“六經”，但此篇屬於《莊子》之外篇，其時代難以確定，僅録以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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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店楚墓竹簡·六德》：“觀諸《詩》、《書》則亦才矣，觀諸《禮》、《樂》則亦才矣，觀諸《易》、《春秋》則亦才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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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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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9頁。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漢書》，第726頁）《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第36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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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郭慶藩《莊子集釋》，第1067頁）或疑此六句爲注文，誤入正文。《史記·儒林列傳》在“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這段話後所列五經也是這個順序（《史記》，第3118頁）。而《漢書·藝文志》所列順序則是《易》、《書》、《詩》、《禮》、《春秋》。《白虎通·五經》曰：“《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8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封禪文》云：“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司馬貞《索隱》：“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史記》，第3064—3065頁）周予同《群經概論》云：“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樂經》不存，故實際只有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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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漢書·張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96頁。又，東漢熹平石經，或云五經，或云六經，或云七經，文獻記載不同。王國維《魏石經考一》云“當爲《易》、《書》、《詩》、《禮》（《儀禮》）、《春秋》一經，並《公羊》、《論語》二傳”，見《王國維遺書》二，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版，第376—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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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舊唐書·太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3頁。又，《舊唐書·顔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舊唐書》，第2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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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舊唐書·孔穎達傳》：“先是，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舊唐書》，第2602—2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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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舊唐書》，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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