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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七書》頒行後,宋時未發現爲全部七書作注的版本。元代的刊行本也已不存,到明代時,刊本迭多,但能見到的卻極少。明人爲《武經七書》作注的,最早當推劉寅。其著《武經七書直解》,簡明扼要,見解獨到,可謂同時代注本中之佼佼者。其次有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此書對孫子的思想觀點多有新見。此外,尚有鄭録《孫武子十三篇本義》、陳天策《孫子斷注》、李贄《孫子參同》等,也都對《孫子》學説作了有價值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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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吉刻本的《孫子十家會注》本來是十位注者,何來《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的十一位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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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宋本》所謂十一家指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皞、孟氏、何氏。其中包括了杜佑,是唐代注家中的一位。據考,杜佑没有專門注《孫子兵法》,只是在《通典》的引文中附以自己的意見。鑒於此,他被列於十家之外。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説:“自曹操至何氏,實十一家。鄭友賢謂之十家者,蓋注中引及杜佑,乃《通典》之説,佑本不注《孫子》,去佑不數,則只十家耳。”本書以《辨證》之説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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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説過,吉輯《孫子十家會注》原刊本已不可見,它與後來發現的《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又是何種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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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十一家注孫子》約刊於南宋寧宗時,初見録於尤袤《遂初堂書目》,此書曾經清代内務府收藏,並經《天禄琳琅書目》著録。其中有十一家注者名,並附孫子本傳和鄭友賢撰寫的《孫子遺説並序》。一般認爲,《十一家注》就是《宋史·藝文志》所著録的吉天保輯《孫子十家會注》;至於爲什麽十家變爲十一家,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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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十家會注》本未見元刻。明正統年間,刻入《道藏》(南藏),涵芬樓於民國初年予以影印,是爲通行《道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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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大系統的版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武經》本,除了在篇名(如《武經》本標爲“始計第一”,《十一家注》標爲“計篇”;《武經》本爲“軍形第四”,《十一家注》爲“形篇”),及正文表述中若干差異外,其餘的注文基本相同。兩種版本可相互補充與印證,並無彼此排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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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在中國古代,尤其宋代以後,儒家作爲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滲透於一切方面,作爲兵家的孫子,常常被看作異端,無形中受到貶抑。此時期有新的注者零星出現,但未形成大的氣候。清代中葉有較大變化,就是孫星衍新校本的出現,使孫子的研究又熱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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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星衍(1753—1818)是清代經學家。他以《道藏》中的集注本爲底本,另與《通典》、《御覽》等幾部書對照,對孫子十三篇正文進行了勘定,對傳本注家編排次序上的錯亂也作了訂正,並依據《宋志》直題爲《孫子十家注》。該本的出現,預示着《十家注》——《十一家注》——的注本系統取代了《武經》本系統在孫子兵學史上的地位[4],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另一次學習與研究孫子的熱潮。這個注本成爲清中葉以來流行最廣也影響最大的孫子書。由於學術資料的散失(如孫未看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和學術觀點上的某些差異,該注本也存在若干不確與武斷之處,但總體上説,它的推出是該時期孫子研究中的突破性成就,爲後人研究孫子提供了一份可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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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家考證,與孫校本同時或稍晚,尚有鄭達《孫子坿解》、鄭端《孫子匯徵》、魏源《孫子集注》(謹有序文存於《古微堂外集》中),以及王念孫、汪宗沂等人,對孫子學説也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5],但傳播範圍有限,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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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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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共十三篇,由《計篇》始,至《用間篇》終,近六千字,可謂言簡意賅,令人回味無窮,對用兵之各側面,諸多環節,論述得細密而周全。書中所提若干戰略原則,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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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裏的軍事思想,既廣且深。概而言之,孫子是從實戰需要出發,提出了諸如“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道、天、地、將、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及“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等諸多重要論斷,包舉了從戰略構思到戰術技巧等各個方面的豐富内容,成爲後世兵家取之不盡的智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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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是該兵法裏膾炙人口的名言,它指明了戰爭指導者對敵我雙方情況的瞭解,是戰爭中取勝的先决條件。所謂雙方情況指“道、天、地、將、法”五事,即五種决定戰爭勝負之因素,曾被譽爲“武經之綱”。意思是:假如這五方面都勝過對方,便可興兵作戰,有取勝把握;假如其中一項或兩項不合乎要求,又無相應之補償辦法,便不應興兵,即使興兵,也難以致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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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及“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是孫子對於戰爭的一種獨特看法,即“自保而全勝”(《形篇》,以下凡引用《孫子兵法》一書時,只舉篇名)。辦法是: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後尋找破敵之機,集中優勢兵力,全面擊敵。故而他又强調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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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指:爭取以不流血的鬥爭方法,迫使敵方屈服,也就是孫子説的“兵不頓而利可全”,即不損傷我方的兵力、物力,也不破壞敵方的兵力、物力,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之害”。爲此,他詳舉戰爭之所費,陳利害之端,拳拳以速勝爲勉,以久暴爲戒,認爲殺人不事戰攻之力,不假歲月之久,惟於萬全爭於天下;並指出,所謂攻城拔寨等武裝衝突的辦法並非戰爭的理想形式,只是不得已而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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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勢篇》)此論斷將“奇正相生”,即特殊打法與一般打法的交替使用與並用,視爲作戰的基本模式,乃兵學史上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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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軍事史的角度觀察,《孫子兵法》也屬上乘之作。英國著名的戰略問題專家利德爾·哈特在爲《孫子兵法》(英文版)作序時曾對孫子思想與西方的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作了對比,他説:“孫子的現實主義和中庸思想與克勞塞維茨的强調理想主義和絶對觀念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説,《孫子兵法》不只是“關於戰爭藝術的最早的論述,就其對戰爭論述的廣泛性和對戰爭藝術的理解深度而言,到目前爲止尚没有被超越”[6]。這一評論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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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特别指出,《孫子兵法》的主旨並非好戰,是慎戰與止戰。原因是:戰爭會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量消耗和士兵與百姓的衆多傷亡,往往是卒計其所獲之數,不足以補所喪之多。所以,一國的君主和將領在决定用兵時必須慎之又慎。《孫子兵法》一開頭就强調説:“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計篇》)最後兩章,又不無感慨:“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白費力氣)。故曰:明君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 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悦,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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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由教人善戰,進而主張“非戰”和“不戰而屈人之兵”,最終教人慎戰,充分表現了作爲軍事思想家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精神,也證明了中華民族絶非是一個好戰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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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孫子兵法》的哲學智慧與人文底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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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問:爲何一本誕生於兩千五百年前的著作,經受時間長河之水的沖刷蕩滌還青春永駐?又爲何作爲兵學著作的《孫子兵法》,推廣於其他非軍事領域還屢試不爽?這就不能不讓人們仔細地探尋它所體現的哲學智慧與人文底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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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哲學智慧説,《孫子兵法》藴涵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抽象思維、樸素的整體性思維和辯證思維,奠定了堅如磐石的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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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看到,《孫子兵法》中的許多概念是高度抽象化的。如他説的“道”,既可以是道義,又可以是道路、軌道,還可以指實情或原因、緣由、行爲準則等。他説的“勢”,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指戰爭形勢,也可以擴及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及心理態勢等。其他如“形”、“數”、“虚”、“實”、“動”、“靜”、“知”、“計”、“智”、“力”、“爭”、“節”、“時”、“險”等概念莫不如此。惟其爲抽象,便有了普遍的適用性。中國古人評論《孫子》一書是“捨事而言理”,此“理”便是指中國哲學中最一般的概念,也即是抽象思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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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也極重視整體思維。前面曾説過,孫子在概括戰爭的要素時,提出過道、天、地、將、法五項内容,稱之爲五事。意思是:判斷戰鬥力的强與弱,决定某一場戰爭可以打還是不可以打、打的後果會是什麽,不能單獨地看其中的一項或兩項强還是弱,而要看所有要素的强弱及其組合狀況。這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可名之爲樸素的整體性思維。這種整體思維告訴人們,在研究戰爭力量的强弱狀況時,應着重爲自己建立一個合乎標準的穩定的統一體,不應偏執其一;在預見戰爭的未來時,應對由於力量對比的强與弱而形成的各種可能性作科學論證,避開不好的前景,爭取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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