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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思維是《孫子兵法》的另一重要的思維特徵。孫武在《勢篇》裏指出，一切對立的事物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而一切轉化又都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他舉例説：“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這裏所謂的“生”，意爲發生或轉化。此種轉化，同自然界“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虚實篇》）是一樣的道理。孫子還説：“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軍爭篇》）“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虚實篇》）孫武這種把事物看成是活生生的，運動變化的，相互聯結而又彼此對立的觀點，便體現了辯證思維的特徵。書中提出的其他矛盾現象，如敵我、彼己、主客、動靜、進退、攻守、遲速、虚實、奇正、安危、險易、廣狹、遠近、衆寡、勞逸、强弱、勝負等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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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文底藴説，也是如此。《孫子兵法》雖然是以戰爭爲研究對象，但是在觀察戰爭問題時所包含的人文意識卻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這裏所指，包括極具現代意義的競爭意識、支配意識、選擇意識、應變意識、時效意識以及數的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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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説：“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篇》）顯然，在他眼裏，在戰爭中爭奪取勝的有利條件，既是一件重要之事，又是一件困難之事。他之所以看重競爭，是因爲有競爭意識，就會重視對時間空間的利用，會重視速度、效率，也會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及想方設法尋找和利用對方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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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還重視支配意識。支配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意識現象，指的是一方轄制、控制或調動與之對立的另外一方。取得支配權或主動權和自由權，是關係戰爭勝負命脈之所在。孫子突出强調要“爲敵之司命”（使我軍成爲異軍之主宰），要“致人”（調動敵方），而不要“致於人”（被對方所調動），説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支配權，而使對方處於被支配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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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意識也是孫子所强調的。所謂選擇，是指人們在社會行爲裏，於不同的途徑、方式和方案中經過對可行性的研究、利弊得失的權衡，最終確定一種合乎目的的便於操作的最佳方案，是人的自覺能力的顯現。他在討論戰略問題時提出過四種不同的方案，即伐謀、伐交、伐兵、攻城（《謀攻篇》）。對於實際的作戰目標，孫子也主張精心選擇，不應一例對待，他説過：“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九變篇》）即有所爲，有所不爲。重視選擇，表示人們有區分和辨别事物以及權衡利弊的本領，説明人的意識能力趨向發達，也是中華文化意識早熟的一種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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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種是應變意識。變，作爲一種人文意識，最初由《易經》所闡發。按照《易》學的解釋，“變”與“常”相對應，若將循規蹈矩視爲“常”，敢於打破成規則叫做“變”。《易傳》説的“窮則變，變則通”，表達了此種理念。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易傳·繫辭下》），此處的“趣”同“趨”，“趣時”亦即“趨時”，即善於把握時機，依照條件的變化而靈活運用。孫子極重視“變”的概念，如“五聲之變”、“五味之變”，又説：“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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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爲時效意識。在《孫子兵法》裏，有一句話是“兵之情主速”（《九地篇》）。分解開來，有兩層涵義：一是時效，即在相同的時間裏，爭取最高的時間利用率；二是時機，指善於掌握機緣、機會。兩者又係於一起。時機掌握得好，會增加時效；時效提高，又能反過來幫助人們選擇好的時機。無論時效或時機，都反映了孫子的時效意識。孫子説過：“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鋭，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又説：“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均見《作戰篇》）即是此意。時間和空間，乃一切事物運動的存在形式。孫子重視對瞬間時機的利用，也反映了中華人文意識裏對時效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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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數的意識。數是一個極古老而又很現代的人文意識，它在很大程度上啓動人的智慧思考，被稱爲是人類文明皇冠上的鑽石。在《孫子兵法》裏，運用數字來説明一項事物或一個哲理的段落俯拾即是。如《計篇》説“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使用的是“一”、“二”、“三”、“四”、“五”這樣的數字。《作戰篇》的開頭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使用了“十”、“千”、“萬”這幾個數字。同一篇裏，又有“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之記載，使用了“十”、“六”、“七”這幾個數字。有人作過統計，在《孫子兵法》裏，通過數字解讀兵學内容的地方共計151處，用過的數字共計13個。其中，用的最多的是“五”（27處），其次是“三”（24處）、“一”（21處）、“十”（17處）。上述“五”、“三”、“一”、“十”這四個數字，約佔全書所用數詞量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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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較爲詳盡地向讀者推薦《孫子兵法》所特有的哲學智慧與人文意識，意在説明：該書之所以能使人感到言簡義賅、回味無窮，是因爲它的許多認識與結論是超時空的，是有廣泛的實用性的。讀《孫子》書自會有通一竅而達百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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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周知，當今世界最享盛譽的中國古代先哲當推孔子、老子和孫子。這三位先哲的思想既相通又各具特色。老子是一位思辯色彩極濃的人物，他所提出的道，以及圍繞於道的有、無、動、靜等，以及“節欲”、“慎大”乃至保持“樸真”、回歸自然等相關理念，從思維方式的角度審視，都是要人們能全方位地、理性地看待事物，重視事物之正面，尤需重視事物之反面（有學者稱此種思維方式爲“不可行性論證”，它與可行性論證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應當承認，這一“求異”思維（或稱“反向思維”）堪稱人類思維方式裏的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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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孔子與孫子，則又有各自的思維定勢與價值取向。孔子與孫子，均誕生於公元前六世紀，並稱爲“文武雙聖”。孔子教人們如何做人；孫子則通過戰爭之事啓示人們如何做事。對整個人類社會説，二者是相互補充、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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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核心的理念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理念已成爲世界各國的共識，被認爲是人們應共同遵守的“金律”或“金規則”。孫子的核心理念又是什麽？從更高的層面看，我以爲是“計”，即計算或計畫。他説的“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計篇》）是對這一理念的極好闡發。實際上，無論是誰，無論從事何種職業，也無論辦何種事，都要提前策劃，預先部署，都應有周密而詳盡的計畫（“計”），但又不死守計畫（“踐墨隨敵”），都應重視對周圍環境及自己所處的位置（“勢”）的認知，都要有時效觀念（“時”）和競爭意識（“爭”），都要詳盡地瞭解對手的情況（“間”），都要選擇適合於當時狀況的行爲方式（參見《謀攻》、《地形》、《九地》等篇），更要有前景預測及風險評估（“五事”、“七計”、“險”）。總之，計畫周密，措施得當，會事半而功倍；反之，計畫不周，措施失宜，又缺少相應之補救辦法，則會事倍而功半，甚或勞而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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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傳統文化而言，以我之觀察，由於儒家思想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因而從習慣看，比較重視人的道德評價，而輕視人的功利追求。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應當承認，作爲一個有文化、有素養的現代人，既應會做人，又應會做事，才算是一個標準的完善的人，缺了任何一面，都會變成畸形；同樣，就一個國家而論，既重視發揮人們的道德良知，又注重挖掘人們的智力潛能，這個國家才會變得生機勃勃，前景光明，也才會永立不敗之地。單有前者或後者，均難以成功。早在四百多年前，我國明代思想家李贄（1527—1602）就建議把“七書”（《武經七書》）和“六經”（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樂》、《春秋》）結合起來，教導天下萬世子民，實現富國强兵。七十多年前，胡適也盛讚墨家學派的倡導者墨子，説他在中國古代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兼實行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爲墨子不但重人格，重品德，更重實利，重實用，如他認爲打糧食能吃，蓋房子能住，這些都關係到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説墨家所提倡的興天下之利就是“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墨子·尚賢下》），説到底，也是爲富國富民，並主張人的道德修養和人的能力與技巧應結合起來。當我們今天重讀《孫子兵法》時，不妨謹記這些教誨，以便正確評價這部兵法在中國思想史以及在當今現實生活中的位置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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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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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全書體例做一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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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正文以中華書局上海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孫子》（該本爲吉天保輯宋刊本。此本明代刻入《道藏》即南藏，涵芬樓於民國初年予以影印，是爲通行《道藏》本）爲底本進行注釋。另以《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作參校本。凡兩者有重要出入之處，則在相關校注中説明，供讀者參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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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選用清代著名經學家孫星衍之《孫子十家注》爲參校本。此書據《岱南閣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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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設有“辨證”和“疏解”兩項。前者是對書中個别重要的概念與判斷以及學界的不同見解作適當評斷，後者是對注文中某些要點作展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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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在做注時，凡引用《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各家注釋時，不再注明出處，只標《十一家注》。注文中參考與吸收了《武經七書·孫子》等的相關内容，以及歷代注者的有關成果，同時也有本人研究所得。鑒於有關《孫子》的注本大多止於《宋本十一家注孫子》，對宋代以後的學術研究成果鮮有涉及（清代孫星衍《孫子十家注》除外），本書在注釋時，則適當引用了明代學者劉寅《孫武子直解》（明成化二十二年刊本）與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隆慶二年刊本）研究《孫子》的有關成果，補此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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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本書的注文中，徵引的幾種《孫子》書目，皆用簡稱，即：《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稱《十一家注》，《武經七書》稱《武經》本，《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稱《竹簡》本，孫星衍《孫子十家注》稱孫校本，劉寅《孫武子直解》稱劉寅本，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稱趙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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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裏存“完奔齊，以國爲姓，既而食邑於田，又爲田氏”的記載。按：此説在學界多有歧見，因史料無確證，暫存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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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孫武此時的年齡，學者有多重推敲，因無史料確切記載，故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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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斷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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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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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穆志超《孫子學文存》，第219—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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