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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五危：五項致命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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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必死，可殺也：（此方對彼方）一意死拼之將，可能被殺。必，堅持、固執、一定。《論語·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曹操注：“勇而無慮，必欲死鬥，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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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必生，可虜也：一味貪生且怯懦不前之將，可能被虜。張預注：“臨陣畏怯，必欲生返，當鼓噪乘之，可以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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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忿速，可侮也：言將帥急躁易怒，易受對方之挑逗者，可用侮弄與欺負待之。忿，忿怒、生氣。速，快、迅速，此處引伸爲急躁、偏執。李筌注：“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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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廉潔，可辱也：言將帥過於潔身自好，重名節，則極易被流言中傷，可玷辱之。曹操注：“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極是。“廉潔”，《竹簡》本作“潔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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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愛民，可煩也：言將帥若過分憐民、惜民，而不能審度利害，則會因煩勞而被困。愛，在此有憐惜、同情、捨不得之意。煩，煩勞、相煩。曹操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張預注：“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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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此言軍隊覆滅，將帥被殺，必因此五種危害，不可不弄明白。覆，傾覆、覆亡、滅亡。《左傳·隱公十一年》：“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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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新注 行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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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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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變》之後，繼言《行軍》，乃因知九地之變，然後可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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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指行軍佈陣以及軍隊的駐紥。“行”，音“xíng”，原指道路、行走。《詩經·豳（bīn）風·七月》：“遵彼微行。”古時道路縱横交錯，尤其是井田制，形成特有道路規則，因而“行”引申爲行列、隊伍、陣勢。“軍”，指屯兵、駐紥（《史記·項羽本紀》“軍彭城東”，即此）。本篇之着力點在安置軍旅（“處軍”）與觀察敵情（“相敵”），其中，對審視與判斷敵情之方法列舉甚細。曹操注：“擇便利而行也。”王皙注：“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篇中還論及“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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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曰：凡處軍相敵[1]，絶山依谷[2]，視生處高[3]，戰隆無登[4]，此處山之軍也。絶水必遠水[5]，客[6]絶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濟而擊之[7]，利。欲戰者，無附[8]于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9]，此處水上之軍也。絶斥澤[10]，惟亟去[11]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12]，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13]而右背高[14]，前死後生[15]，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16]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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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軍好高而惡下[18]，貴陽而賤陰[19]，養生而處實[20]，軍無百疾，是謂必勝[21]。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22]。上雨，水沫至[23]，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絶澗[24]、天井[25]、天牢[26]、天羅[27]、天陷[28]、天隙[29]，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30]、潢井葭葦[31]、山林蘙薈[32]者，必謹覆索之[33]，此伏姦之所處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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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35]，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36]。衆樹動者，來也[37]；衆草多障者，疑也[38]；鳥起者，伏[39]也；獸駭者，覆也[40]。塵高而鋭者，車來也[41]；卑而廣者，徒來也[42]；散而條達者，樵采也[43]；少而往來者，營軍也[44]，辭卑而益備者，進也[45]；辭彊而進驅者，退也[46]；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47]；無約而請和者，謀也[48]；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49]；半進半退[50]者，誘也。杖而立[51]者，飢也；汲而先飲[52]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53]也。鳥集者，虚也[54]；夜呼者，恐也[55]；軍擾者，將不重也[56]；旌旗動者[57]，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肉食[58]，軍無懸缻[59]，不返其舍者，窮寇[60]也。諄諄翕翕[61]，徐言入入[62]者，失衆也[63]；數賞者，窘也[64]；數罰者，困也[65]；先暴而後畏其衆[66]者，不精[67]之至也；來委謝[68]者，欲休息也[69]。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70]，又不相去，必謹察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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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非多益[72]，惟無武進[73]，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74]。夫惟無慮而易敵[75]者，必擒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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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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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裏出現“力”字處有三篇：一、《作戰篇》：“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鋭，攻城則力屈”；“夫鈍兵挫鋭，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二、《行軍篇》：“兵非多益，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三、《九地篇》：“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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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在不同篇章談“力”，涵義不盡相同，他所説的“力”究竟指什麽，有商討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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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戰篇》的“屈力殫貨”爲例，多數注者認爲此處之“力”指財力、兵力或人之體力，如杜牧曰“財力俱困”，賈林曰“人離財竭”，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至於在人力、財力之背後，還有更爲强大的一種支撑力是社會經濟力，則大多未提。只有《行軍篇》的“足以併力、料敵、取人”和《九地篇》的“併氣積力”兩處，有個别注者涉足經濟力，此人即曹操。他在爲前一篇作注時云“厮養足也”，指經濟力充足，補給無問題；在爲後一篇作注時又云“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所謂“養士”仍是指“供養”士卒，照他所説，原因又是經濟力量强，補給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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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察《孫子》一書，原本就是將兵力、財力和更深一層的社會經濟力連在一起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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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屈力殫貨”爲例。爲什麽會“屈力殫貨”，是因爲“久暴師則國用不足”，也是由於軍隊長期在外作戰（“久暴師”），再加上攻城受挫（“攻城則力屈”），從而使國家財政經濟（“國用”）發生困難。這裏凸顯一點：在兵力（或人的體能）背後，隱藏着更爲强大的一種力量，即社會經濟力。而創造此種强大經濟力的正是人的生産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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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在另一篇，即《用間篇》，告誡君主爲何不可輕易用兵時，又云：“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處説的操事者也是指農業生産勞動者，認爲只要出兵打仗，就會有大量民衆承擔繁重的徭役、賦税，又難以正常地從事生産勞動，也不能創造經濟價值。這是孫子在考慮戰爭準備時最爲憂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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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先秦諸子中，對“力”持相似看法者，尚有管子、墨子、韓非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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