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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就是：尼加人没有乳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畸形遗传造成的，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这太荒谬了！巴利坐在岩石上，不由得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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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缩影，多数时候百无聊赖，兴奋和愉悦却在某个时候不期而至，你以为已经做出了一个振奋的发现，却原来只是一个意外，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你以为文化边界十分明晰之时，却看到各种观念如回旋镖一样漫天飞舞，当你被迫承认“地球村”已经建成之时，土人又会让你绝望地意识到大家都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文化的边界是如此的牢不可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土著人”，与多瓦悠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巴布就是一个例子。你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又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或许，这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之内的角色。这宛如一个疯疯癫癫的角色，嘴里不时嘟囔一些在别人听起来可笑的昏话，又如一个宫廷俳优（尽管这个比喻肯定会让人类学家十分不爽），在滑稽的表演中暗藏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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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曾经描述过他的一次阅读经历，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了一本不知哪个年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杜撰的一个书名，这个分类体系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荒唐），其中充满了令人奇怪的分类，如皇帝所有的、有香味的、乳猪、刚打碎瓦罐的，等等，他顿时放声大笑，声振屋瓦，在笑过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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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奈吉尔·巴利致敬！这本书是他赠予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最好礼物之一，尽管在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中，它可能永远也进不了经典著作的书架，但这显然是最用心、最有心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它丝毫也不输于保罗·拉比诺的那本《摩洛哥田野工作之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真诚、更实在。同样，它也不是一本猎奇之作，当然，即使没有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读者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但愿在捧腹大笑的同时，能够领略到人类学家一直倡导的文化包容之心。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感谢何颖怡女士，不用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汉语译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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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北京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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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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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170016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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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第一部 小泥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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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from a Mud 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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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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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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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去做田野调查？”一次众人带着醉意的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同事抛出以上疑问。那次我们广泛讨论了人类学最新技术、大学教学与学术生涯，结论令人沮丧。就像哈巴德太太[1]，我们清点存货，却赫然发现橱柜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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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十分寻常——受训于高等学府，非经刻意规划，而是机缘使然进入教书行业。英国的学术生涯奠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第一，如果你是优秀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错，书就铁定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做田野调查。其实上述关联统统不成立。优秀的学生有时研究成果可怕。学术表现杰出、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期刊的研究者，有时教起书来愚蠢乏味到让学生以脚投票，像非洲艳阳下的晨露般消失无踪。人类学行业也不乏全心奉献的田野工作者，他们的肌肤被炎热气候烤得干如皮革，牙关因长年与土著奋斗而终日紧咬，但是他们却对人类学理论殊无贡献。我们这些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文弱的“新人类学者”认为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当然，在殖民时代有过实战经验、“无意间搞起人类学”的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祭司。他们可是受尽了沼泽、丛林的试炼与贫困，岂容自以为是的年轻学者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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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他们对无缘做过田野工作的人满怀同情，事实很简单，他们曾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看到了。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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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类学系教了几年学来的正统学说，殊乏学术成就，或许也该改变了。你很难判断田野工作是类似当兵这类的不悦任务，理应默默忍耐，还是这行的“额外红利”，应该欢喜承受。同事的意见帮助不大。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事实上，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事，在田野工作者嘴中道来，如果不掺点民族学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老故事变成老朋友，很快的，田野经验便只留下美好回忆（除了某些奇怪岛屿的状况极度悲惨，叫人无法忘怀也无法消融于幸福感中）。譬如，某位同事宣称与和蔼土著共度了很棒的时光，他们微笑着携带一篮篮水果、鲜花来送礼。如果按照事情发生顺序，这段描述应当补充如下：“那是在我食物中毒后”，或者“当时我的脚趾起水泡脓肿，虚弱到无法站立”。诸此种种不免叫人怀疑：田野调查这回事是否像那些欢乐的战争回忆，叫人扼腕生不逢时，虽然理智上，你知道战争不可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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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个回忆。场合是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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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是这些怪句子，赋予本质乏味的人类学部门珍贵的怪诡气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者的公众形象实在侥幸。众所周知，社会学者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陈腐之言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者曾追随印度教圣者，看过奇特神祇与污秽仪式，大胆深入人迹未达之处，他们全身散发一股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他们本身就是英国怪诞教会的圣者。我岂能轻易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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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良心说，我也考虑了其他好处（虽然几率不大），譬如田野工作可对人类知识有所奉献。乍看之下，这种可能性极低。“资料搜集”（fact-gathering，或译“事实搜集”）的工作殊无趣味。人类学不乏数据，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数据的智能。这行业有所谓的“捕蝶人”，用来形容许多辛苦收集资料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根据地域、字母或任何最新流行的分类法，不断累积资料，却无能解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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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于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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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当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2]的日记出版，揭露他也是有缺点的凡人时，在人类学界激起了义愤[3]。虽然马氏在日记中诚实地说黑人令他愤怒与乏味，而且他深为欲望与孤寂所苦。学界却普遍认为马氏日记不应出版，因为它对人类学造成“伤害”、无故破坏偶像，让大众对人类学先驱失去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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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说法透露出艺术买办者令人发指的虚伪心态，逮到机会，便当予以矫正。抱持这种想法，我开始记录自己的田野工作。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向偏重较高的抽象层次与理论思索，因为唯有在这些领域有所斩获，才可能趋近全面解释。如果一个人只盯住眼前方寸之地，保证他的观点绝对无趣、偏颇。这本书或许能调整其间的不平衡，让学生与非人类学领域者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能感受到些许田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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