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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投入田野工作的想法已经深植我心，不断滋长。我问某位同事：“我为何应做田野调查？”他摆出夸张的姿势，那是他在讲堂上的标准肢体语言，用来应付学生的“何谓真理”或“‘猫’要怎么写”这类提问。他的意思够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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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乎其他人类的秘密，如果有人建议他到他处做研究，就好像说他可和任何人进教堂，就是不能与独特的灵魂伴侣相厮守。以上种种说法，纯属美丽虚构。以我来说，我的论文是研究古英文（印行本或手抄本）。当时我颇自命不凡地说：“我穿越时间而非空间。”这句话虽能稍稍安抚考试委员的不满，他们还是觉得有义务表示异议，警告我从今而后应当致力穿越正常的地理区域。因为背景使然，我并不偏好某一特定大陆，也因为我对地理的认识还不及大学生，也不特别排拒某一特定区域。照我的想法，如果现有的民族志文献反映了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个人意象投射，那么，非洲看来是最无趣的一洲。在伊凡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4]的伟大起头后，非洲研究便迅速走下坡，尾随伪社会学的步伐或继嗣系统的功能整体论，尖声呐喊地被拖进各式“困难领域”，如指定婚（prescriptive marriage）[5]与象征主义的研究，斩获虽甚微，却依然保有“简单合理”的外表。非洲人类学可能是少数研究领域——单调的内容会被美化成优点。南美洲看来颇吸引人，但是同事说在那里工作需面对极恶劣的政治环境；更何况，此领域的研究者似乎都活在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6]与法国人类学者的阴影下。以生活条件来看，大洋洲是轻松的选择，无奈所有大洋洲研究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些土著似乎包办了魔鬼般的复杂婚姻制度。印度很棒，但是想要完成一丁点像样的研究，至少必须先学五年语言，才能奢言有所贡献。远东？我应当远赴此地，看看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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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评估或许流于表面，但是我的许多同行与学生均照此运作。毕竟，多数研究始于对某一领域的模糊兴趣，甚少有人在提笔前便清楚知道自己的论文题目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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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个月，我详细分析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政府动荡与亚洲各地的暴行与破坏，最后倾向选择东帝汶。我至少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而非政治或都市社会化等议题。东帝汶看起来极为有趣，它有各种王国组织与指定联姻体系（prescriptive alliance system）[7]，也就是结婚两造必须有亲属关系。这似乎是人类学铁律，拥有此类现象的文化很容易出现清晰的象征体系。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东帝汶，并开始撰写研究计划案；突然间，报上全是东帝汶内战、种族灭绝、侵略等新闻。白人担心丧命，仓皇而逃，饥荒阴影浮现，东帝汶之行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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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同行迅速会商后，他们建议我还是以非洲为目标，研究许可较易取得，政治较稳定。我将目标转往费尔南多波岛（Bubis of Fernando Po）。对不熟悉此岛的人，我先解释一下，费尔南多波位于西非外海，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是赤道几内亚的一部分。我开始翻找文献，发现费尔南多波恶名昭彰。英国人讥笑它“黄昏时刻，仍可看到邋遢的西班牙官员身穿睡衣”，而且恶臭浊热、疾病丛生。十九世纪的德国探险家批评此地土著为“退化人种”。金斯莉（Mary Kingsley）[8]认为此地蕴藏丰富煤矿。波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9]令众人吃惊，真的去了费尔南多波岛，且活了下来。所有文献都令人沮丧，幸好（至少当时我如此认为），当时费尔南多波的独裁者开始残杀异己，而且异己定义十分宽松。我无法进入费尔南多波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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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一位同事提醒我北喀麦隆有一个被忽略的异教山地民族。我因而认识了多瓦悠（Dowayo）人——我日后的爱与恨，属于“我的”民族。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了多瓦悠人，开始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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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国际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寻找有关多瓦悠的数据，索引里仅有几篇法国殖民官与旅人所写的东西，但是光凭这些数据，便可判断多瓦悠人十分有趣。譬如，他们有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whistle language）[10]、木乃伊，而且素以顽强野蛮闻名。同事给了我一些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传教士名字，还有几位研究多瓦悠语的语言学者，并在地图上点出它的位置。至此，一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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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工作，浑然忘记先前应否投入田野调查的疑虑。眼前两大障碍是：搞到研究经费与研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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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往后两年，我必须时时奋斗方能同时搞到钱与许可，我可能会回到“投入田野调查到底值不值得”的前提。幸好，无知是福气，我开始学习乞讨研究经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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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巴德太太（Mrs. Hubbard）是英国民间传说人物，住在巨大的橱柜里。（编者按：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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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出生于波兰的学者，1915—1918年间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又译“超卜连群岛”）从事研究，被认为是功能学派之父。他把“田野”（field）变成一个实验室，小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成为材料收集的实验，研究者可以针对一个小区或群体的生活做密集的研究及局部的参与。他的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学理论与田野采集之间的主仆关系，在这之前，人类学者多半在书房构思理论，资料来源是将调查表发给传教士、商人、殖民者与旅行者。马林诺夫斯基从特罗布里恩群岛返回英国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十五年间，是英国唯一的民族学大师。许多人认为他是英国人类学始祖。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台北：五南图书（1992年），第602—604页。Roger Keesing：《当代文化人类学》，台北：巨流图书（1981年），第830页。Adam Kuper：《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林诺夫斯基到今天》，台北：联经出版（1988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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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林诺夫斯基身后所出版的《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1967）曾引起轩然大波。日记中揭露了马氏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性爱的匮乏、孤寂，也揭露马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的勃然大怒，更曝露出马氏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与欧洲人士隔离。马氏曾告诉学生说，他视田野工作者的日记为安全瓣（safety flap），它疏导民族志记录者的私人忧郁和情感，使其不杂入其科学笔记中。详见Adam Kuper，前揭书，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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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伊凡斯—普里查德（1902—1972），英国继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之后，最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对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巫术与努尔人（Neur）的鬼婚有精辟研究。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前揭书，第348页；Roger Keesing：前揭书，第362页；Adam Kuper：前揭书，第113—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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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定婚特指在某一特殊亲属范畴里的婚配规定，可能包含禁止与某些人成婚，或者某些人才是唯一婚配对象的规定。某人应娶某一范畴女人为妻者称之为“指定婚”，不论这个规矩是否会遭到破坏。如果只是认为某人从特定范畴娶妻是比较理想的话，称之为“优先婚”（preferred marriage）。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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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始祖。详见Adam Kuper、Jessica Kuper主编，前揭书，第573—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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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定联姻体系是指透过指定婚法则或多次重复的通婚，联结若干继嗣群体或亲族群体的一种体系，让这些群体彼此间保持一种跨越世代的婚娅关系。详见Roger Keesing，前揭书，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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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斯莉（1862—1900），英国探险家，挑战保守传统，进入西非与赤道非洲，也是第一个进入加蓬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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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顿（1821—1890），英国作家与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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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某些民族可借口哨传达讯息，它是“替代性语言”，用以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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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第二章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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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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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初次做田野，少不了得说服奖助审查委员会：我的研究计划是有趣、创新、重要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一个缺乏经验的民族志研究者开始用上述角度对审查委员会大力推销，或许因为经验丰富，委员不免开始怀疑该计划只是中规中矩，延续前人的研究方向。我强调自己的小小研究对人类学存续将产生广泛影响，却落入向素食者吹嘘烤牛肉美味的困境。我试图弥补，却越来越糟。审查截止前，我收到审查委员会来信，表示他们比较在乎多瓦悠的基本民族志数据的建构完成，也就是简单的事实搜集。我重写了申请计划书，补上白痴般简单的细节数据。这一次委员会却担心我的研究对象是从未被研究过的族群。我又写了一次计划书，这次他们放行了。我得到研究补助，跨越了第一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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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钞票与时间的点滴消逝，申请研究许可变得重要无比。大约一年前，我曾写信给喀麦隆有关单位，他们答应在审查结束前一定给我回音。我再度写信给他们，他们要求我寄上详细的计划内容。我照办。我等待。当我差不多放弃希望时，终于收到申请签证的许可，可以准备前往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Yaoundé）。后来，我对熟悉非洲的老手尴尬承认：我居然天真地以为这是我与官僚体系的最后接触。在我当时的想象中，喀国的行政部门是群不拘礼的家伙，以亲切、通情达理的态度处理小量、必要的行政事务。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必定遵循大英帝国的古风，以简单朴实、一对一方式处理行政。说他们人人热心协助，应当不以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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