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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旅行很像在美国西部搭乘驿车，乘客类型颇固定。火车与丛林出租车（bush taxi）乘客看起来都差不多。丛林出租车是非洲乡间重要交通工具，通常是大型的丰田或萨维恩（Saviem）旅行车，原本是十二人到二十人座，但是车主永远可以挤上三十到五十人。如果车子好像挤得要裂开来，权宜之计是加速前驶、紧急刹车，一阵东倒西歪后，永远可以再挤出一两个位子。乘客阵容一定有几个下士或少尉。通常，宪兵可以坐到司机旁最好的位子，而且总是不必付钱。典型乘客还包括几个南部老师，痛恨被派到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教书。无需任何鼓励，他们便自动娱乐乘客，滔滔不绝地叙述在蒙昧无知的北方如何受苦，那里的老百姓毫无上进心，异教徒多野蛮，食物多么难以下咽。乘客中也总有趿着蓝色塑料拖鞋的异教徒女性，敞开胸部奶孩子，这似乎是此间女性一日到头在干的活。再加上几个来自北方半沙漠地区、身材瘦长、手上拎着祈祷所用席子与水壶的穆斯林，就构成了乘客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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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乘客也大致如此。喀麦隆人最欣赏的现代科技之一是录音机，他们可以录下被静电干扰得嘶嘶作响、哔啪嘈杂、声音颤抖不协和的广播，然后以极高分贝一遍又一遍公开播放。北方的穆斯林与南方的基督徒总是激烈竞争空中优先占用权。胜利者可以独家播放他的卡带，不管什么时辰，也不管他爱放的是冗长、平板的西非流行音乐——尼日利亚混合语（pijin）[1]流行歌曲《噢！难忘的母亲》、本地流行歌曲《我是一个杜阿拉欧雷的小孩》，或者是刺耳呻吟的阿拉伯风格甜腻音乐。音乐播放只要稍有空当，即代表奉送对手机会，绝不可以。喀麦隆城市里，本地官员与外交人员住宅区的最大差别在噪音量。非洲人常困惑西方人为何那么爱安静，他们分明有钱可买足够电池，日夜不停播放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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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另一大差别是小便方式。基督徒男性站着小便，使用火车上的便池十分方便。穆斯林男性却是蹲着小便，必须在快速行驶的火车上，把袍子拉开如帐篷，身体半悬出车门外解决，十分恐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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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对面坐着一位德国农业专家，前往北方履行后半段任期。据言，他负责推广外销棉花种植。棉花外销是国家专卖，用来赚取喀国亟需的外汇，中央政府十分鼓励农民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疯狂成功！事实上，农人花太多时间种植棉花，怠忽粮食作物生产，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奇怪的是，德国农业专家对此结果并不沮丧，认为这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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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善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失眠之夜，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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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位年轻人类学者吃着一根根香蕉，心头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趟车程原本号称三个小时，结果足足开了十七个小时。气温慢慢下降，火车爬上高原，我们逐渐靠近恩冈代雷。黑夜骤然降临，车上灯火俱灭。我们坐在阴暗中吃香蕉，用破碎的德语交谈，看着矮小的灌木没入黑暗。当我开始忧惧一辈子下不了火车时，终于到了恩冈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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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疏离陌生的感觉立即袭来，远比我在南方时还强烈。恩冈代雷是南北交界点。因为气候凉爽，又有铁路通往首都，颇受白人欢迎。铁路虽为此地带来变迁冲击，它仍保有大片的茅草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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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走，茅草屋便完全被居民热爱的浪板铁皮屋或金属板屋取代，这种房子在大太阳底下热不可当，还是巨大辐射体，到了晚上，仍和白天一样闷热。以西方人眼光来看，非洲城市的丑陋，这些铁皮屋厥功至伟。这种观点泰半带着民族优越感：茅草屋“美丽如画、质朴原始”，铁皮屋则是“贫民窟”。但是恩冈代雷不像多数非洲城市那么刺眼。暮色里，千百道炊烟袅袅升起，十足西方人眼中的非洲景观。到了白天，你会看到处处成堆的生锈垃圾，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骑着塑料花装饰的50CC小机车，呼啸自垃圾堆蛇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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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我和德国佬正忙着与出租车司机交涉。虽然我已经接受了冤大头的历史性角色，德国佬却与司机恶狠狠杀价，带着熟悉路径者对出租车司机的高度鄙夷。结果我们以最不绕路、最合理的价格被载到天主教会，与德国佬相熟的神父热烈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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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神职人员都以中世纪好客之道接待旅人。有些教会的确会提供食宿，但对象是出差路过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乏味的浪人。他们受够了身无分文、以为可以在非洲白吃白喝的搭便车旅行者。在这些旅人威胁下，好客之道必须禁止，否则到头来，教会就会沦为旅馆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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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急着前往新教教会，我相信他们正在等我。因为公文往返的拖延，我的田野调查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没见过。忧虑萦绕心头，我害怕多瓦悠人根本不存在。地方官的文献不是忠实记述：“多瓦悠”三个字在土语里便代表“没人”？我礼貌地询问天主教会里的人：“谁住在那里？”是的，多瓦悠人确实存在。幸好，天主教会与他们没啥往来，那些人坏透了。在神父开设的学校里，他们是最糟糕的学生。我干吗要研究多瓦悠人？他们生活模式的背后原因？很简单：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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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jin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语，尤其是指当地语言与英法语混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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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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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i soit qui Malin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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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认识传教士之前，年轻人类学者便已摸清他们的底细。除了自以为是的地方行政官与剥削的殖民者外，传教士也在人类学的鬼神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有人拿着锡罐在你面前摇晃，要求你捐钱支持教会的海外工作时，唯一理智可敬的回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你反对教会对外国的介入。传教士行为，文献记录斑斑可循。人类学老师在入门课便告诉学生，是美拉尼西亚教会的暴行与短视才导致船货运动（cargo cult）[1]与饥荒。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教会被控贩卖奴隶与雏妓、巧取豪夺土地，以武力与地狱之火恫吓原住民。教会摧毁传统文化与土著自尊，将全世界原住民矮化成仰赖布施、无助困惑的白痴，让他们成为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奴隶。此中最大谎言是传教士灌输给第三世界的思想体系，在西方世界早就泰半被扬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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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抵达恩冈代雷的美国教会时，内心深处正是这种想法。就连与传教士说话，都好像背叛了人类学：因为自从号称发明田野采集的马林诺夫斯基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人类学者便惶恐沾上与教会打交道的污点。我会小心提防魔鬼诡计，何况我若想省时间，便应与真正的多瓦悠兰住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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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出乎意料，我受到热情欢迎。我发现传教士并非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少数一两个老派传教士除外），相反的，他们极端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相较之下，人类学似乎被捧上了难堪的高位，成为对抗文化误解的特效药——这是我无法衷心接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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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的第一个传教士是朗恩·尼尔森（Ron Nelson），他经营一个教会电台，播音范围涵盖西非洲大部分地区（发射器非属国有的地方）。他和太太散发着一股静谧力量，远非我想象中歇斯底里的上帝卫队（毕竟愿意远渡重洋、驯化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必定是个宗教狂）。我的确在一些较极端的宗教团体看过这类疯子，当我打算带几尊繁生偶像（fertility doll）回欧洲时，他们抨击我将魔鬼带进上帝的国度，这些偶像应当被焚毁，而不是拿来展览。幸好，这类宗教狂是少数，如果我碰到的年轻传教士成为主流，他们将更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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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很讶异传教士完成了许多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语言、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并将祈祷文翻译成当地的符号语言。没有教会的协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经费不小心被非洲银行吞下肚，全靠教会借钱才能开始设立田野站。当我生病，教会治愈我。当我束手无策，教会给我打气。当我的补给品耗尽，教会让我在理论上只供所属人员使用的福利社买东西。对饥饿、疲惫的田野工作者而言，那个福利社是阿拉丁神灯里的宝库，提供便宜的进口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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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毫无心理及物资准备要面对丛林生活的人类学者而言，教会不只是紧急支持站，更是绝对重要的庇护所，实在受不了时，你可以逃进教会，吃肉、说英语、与自己人相处，不用烦恼最简单的句子都要费尽唇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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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会也相当照顾我，他们显然认为欧洲人必须团结对抗美国人。我最喜欢的法国传教士是活力十足、快乐外向的裴贺·翁西（Père Henri），他曾和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2]生活了好几年。据他的同事说，他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向富来尼人传教”。他热爱富来尼人，每天花数个小时与会说“纯”富来尼语的人讨论文法细节。翁西在山丘顶端耶稣会的房间是圣坛，也是图书馆。他录下许多民族志报告人（informant）[3]的谈话，靠着神妙如希思·罗宾逊（Heath Robinson）[4]的机器，辅以手肘推撞、脚踩、膝盖撞击各种复杂开关，完成所有的数据编整、打字、交叉比对。他是那种转速比常人快一倍的人。当他听说我需要一辆车子进入丛林，马上带我快速走访各种门路，包括看了几辆十分便宜、几乎要解体的老爷车。最后我们抵达机场酒吧，老板乍看是典型的法国殖民者，却是伦敦人，他认识某个人，那个人又认识一些有车要卖的人。下午，翁西又带我去看了一些车，并帮我谈妥复杂的保险选择，只要是在太阳底下发生的意外，都在保险之内。最后，我用教会借我的钱买了尼尔森的车子，装满补给品，准备立刻前往田野场。他们也慷慨借了一些工具给我，那是教会扎根多瓦悠兰二十年，辛苦炮制出来的东西。除了语言学数据外，还有亲属关系表（错得离谱）[5]，以及民族志学的零碎数据，足以让我糊弄多瓦悠人——我熟悉他们的文化，要察觉他们是否说谎，易如反掌。我还在英国时，曾和“桑摩语言学研究所”里的两位研究员联络，取得多瓦悠语的词汇表，以及一份动词系统与基本音素的大纲。我自觉准备十分充分了，天真地揣想第二天便可以进入空气干净清新的丛林，对“我的原始人”展开严谨无比的深入分析。就在此时，官僚作风再度将我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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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奋的人。我的主人以对待无知笨蛋的容忍语气温和地透露，在还没弄清楚文件之前，我和我的“宝狮404”哪儿也不能去。到处都有宪兵驻守，他们除了检查文件，啥也不做。你无法预知碰到的宪兵是不是文盲，除非紧急状况，最好不要企图蒙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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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拿着所需文件出发前往县府，展开生平最错综复杂、诡异的追逐游戏。他们告诉我牌照登记费是一百二十镑，经过一番免不了却不算严重的推挤，我拿到宝贵的牌照登记表，送到财政部，他们却拒收，因为上面没有两百中非法郎的印花（用来支付行政费用）。根据此地规定，印花只限当日有效，而且仅邮局的“包裹”柜台有售。但是邮局没有低于两百五十法郎面值的印花，我便贴上两百五十法郎印花。回到财政部，他们却认为此举不符办事规矩，必须交由督察裁决。悲哀的是，督察被“公事饭局”耽搁了，稍晚一定会回来。他一直没回来。我看到一个宿命的富来尼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衙门里寸步难行，靠着穆斯林的信仰对抗逆境。他的重要战役是付电费，从一个办公室冲到另一个办公室，企图抽冷子逮住一个肯办事的人。办事人员对他越来越不客气，我想是在惩罚他的催促，毕竟我也不过才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合格的人盖好章，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公文跑件。第二天我重返财政部，回到最早的那间办公室，将手中的文件交出去，换来一式三份的表格；又经过数个小时的跑文，将这个一式三份的表格换成更多一式三份的表格，然后送到城的那一头盖章（中间只绕了一小段路去买所需印花）。这时，那个富来尼司机依然呆坐财政部，虔诚祈祷，相信唯有上苍的直接干预，他才能获救。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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