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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帝保需要一把新伞。否则，他要如何陪我去参加仪式？我答应一有机会便帮他买伞。祖帝保热切地倾身过来。马寇村的酋长有把红伞，上面有……接下来是冗长的语言学讨论，我们找到多瓦悠话“流苏”该怎么说。他能有一把有流苏的红伞吗？我试试看。情况如允许，他自然可以有把红色流苏伞。祖帝保笑逐颜开。我的“老婆”走了，允诺仪式开始时会通知我。啤酒送抵，祖帝保的两个弟弟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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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帝保是个拘泥礼节的人，将满到冒泡的啤酒倒进葫芦瓢，仪态庄严地啜饮一口，以示酒里并无任何刻意危害宾客的东西。然后他把葫芦瓢递给我。可能是受到他庄严态度的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未如众人预期地一饮而尽，而是喊出祖帝保的名字，举“瓢”致敬。瞬间，一片惊人死寂降临聚会。男孩噤口不言，祖帝保笑容冻结，连苍蝇都止住嗡嗡声。就如所有曾在异文化工作过的人一样，我知道我刚犯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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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多瓦悠文化并无“举杯致敬”的制度（institution）[3]。他们只有咒语制度。一个人如遭到无法忍受的不当对待，便可以诅咒对方，喊出对方的名、饮一口啤酒啐到地上。对方就会越来越虚弱，而后死亡，诅咒者与被诅咒者如有依存关系（譬如是他的儿子），咒语会特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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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帝保与众人呆坐，面露恐惧之色，等着看我把酒啐到地上。他干了什么错事，让我做出如此不道德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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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露出笑容，绝望期盼能消解他们的畏惧，大力解释。大家突然如释重负。我们的角色立即荒谬反转——祖帝保变成民俗学者，我则是困惑无助的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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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村落里，这样做，”我解释：“是祝福一个人长命百岁、多妻、多子多孙。这是我们族人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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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皱眉，“但是你们的话怎么能让一个人长命百岁？”“不是的，不是那样。那只是表达‘祝愿’的方法，表示我们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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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否表示你没喊出名字的人，你希望他们死掉、他们的老婆都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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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你不明白。”我灵光突现：“它是诅咒的反面。它代表许多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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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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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学著名的“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4]的实际运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我们原本对某个习俗只有一知半解，直到双方拼凑后，才窥知全部意义。我不安地发现祖帝保迫使我深入不属于多瓦悠的思维路径。在这之前，我其实对西方人举杯祝祷并无清楚想法，我不知道我们为何如此做、期望这样的举动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启示真是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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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起身，轻步踏着小径离去，身影被高草吞没，只有脚踝的铃铛声阵阵传来。一个新声音猛地打断铃铛声，那是摩托车——多瓦悠人所谓的“铃木郎”（suzukiyo）。村落里出现摩托车，那可不是天天有的事，我们全冲到村子口的仙人掌围篱处，看看是谁来了。摩托车下降到凹地时，引擎声变小了，然后横冲直撞出来，跨骑在上的是一个身背自动卡宾枪的宪兵。祖帝保和我互望，心照不宣宪兵找的不是他就是我。祖帝保迅速收起滑稽洋伞，悄悄溜走，膝盖半弯，以免脑袋瓜露出围篱之上，简直像格鲁乔·马克斯（Groucho Marx）[5]。看来只剩我孤军奋战，大家好像听到匈奴大军入侵，火速逃逸四面八方。宪兵停好摩托车，威胁围观的小孩如果胆敢碰他的车子，就会使出各种肢解手段，宰了他们。他走到村落大门前，面色颇腼腆，放下卡宾枪，与我握手。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他是那天在警察局闲荡的年轻人之一。当我们进入我的茅屋时，我有点担心祖帝保会躲在里面，幸好空无一人。宪兵以法语问道：“人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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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应该是去田里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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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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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才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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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反正我是来找你。但是队长说我们进了村子必须先向酋长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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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一封信，上面盖满印戳与数字。信封里是薄薄一张纸，上面写着“召集会议”。我完全坠于五里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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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是什么意思？”宪兵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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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马上去加路亚的县长办公室。我猜这代表你要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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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乐微笑。今天真是典型的田野场日子。田野工作似乎由两种日子组成，一种是事后完全无法重新建构的一大片时间，因为啥也没发生；交替出现的是活动密集的日子，好像搭乘云霄飞车，在好运与灾难间爬升又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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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啤酒请他喝——我仅剩的库存——试图多刺探点消息。没用，他啥也不知道，但很高兴能脱下靴子、舒坦一下脚巴丫子、盘问有关多瓦悠人种种，好像英国警察在认识辖区的一切。今天，似乎每个人都成了人类学家。他是南方人，提到此间的“原始风俗”不免大摇其头。他坚持让我记录他在南方森林那区接受的割礼，并不断强调结婚时，他老婆照规矩付了他一法郎——补偿他为了给妻子“快乐”而忍受割礼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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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找到极端热心的报告人（虽然来自完全错误的地区），却非得把话题转回“世俗”事务，真是沮丧。“召集会议”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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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是在今早接到无线电指示，队长派他出来找我。他害羞且心不在焉地望着双脚。当然，他可以告诉队长我去森林了，他只好在我门口留了一封信。这能为我争取一点时间，在警察找到我前，我先去找副县长。他甚至可以用摩托车载我一程，只要我答应路上碰到人就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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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众人好奇掀开草织门帘、像有教养的女士躲在布幕后偷窥的目光注视下离去。到了城外，宪兵放我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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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副县长的会面毫不复杂。他正好在家，有空，可以接见我。他挥手叫我进去，倾听我的事件，检查我的护照。他略翻了一下，用手指一戳护照说：“问题在这里。他们给你的是临时签证，而非短暂居留签证。”那的确是我的签证，上面有个胖大非洲女人的头部肖像（此刻，我不免想起“早熟”的恐怖象牙雕饰），旁边盖着死亡判决字眼“有效期限三周，不得加签”。副县长熟练一挥，便将那个不得加签条款刪掉，并在上面盖章。“你最好前往加路亚一趟，”他敦促：“我会写张条子让你带去见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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