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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什么，常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的真正内涵。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论文《反—反相对主义》（Anti Anti-relativism），是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写作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直接地正面讨论这样一个微妙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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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让你全盘接受其他人所做的、你可能觉得不正义或是错误的事情。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有坚定的价值观，它甚至也不意味着作为一名学者（或是诗人、教士、法官），你不能就整个人类的境况，或是在跨文化的框架内，做出真确的，或仅仅是总括性的论断。文化相对主义并不要求你谴责统计数据，嘲弄《世界人权宣言》，接受切除女性阴蒂习俗的存在，或是声称自己为无神论者。这些都是常见的对“相对主义者”的指控——他们否认存在确凿的数据，没有道德底线甚至道德标准。这些都与人类学家利用相对主义开展研究并理解人类境况的实际方式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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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影响着整个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敏感性（sensibility）。它是一条路径，一种风格。它帮助人类学家避免陷入这样一种陷阱，即假定他们自己的某些常识，甚或是建立在广博知识之上的理解，是不证自明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关于正义、丰裕、父权或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观念。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能够去理解在地居民关于正义、丰裕、父权和宗教的地方性看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时常对这些术语感到迷惑。艺术？那是什么？宗教？啊？俄狄浦斯？谁在乎？自由？在我们看来，这可算不上自由。我们已经从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中获得了一些线索。从根本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应该提供一种途径，以帮助我们理解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谓的“土著（na-tive）的观点，他与生活的联系”；其目标是“理解他眼中的他的世界”。15下面我们就将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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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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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从最初的业余爱好，或曰“绅士”的知识追求发展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花了几代人的时间。库欣做祖尼人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还没有人类学系；社会科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大学体系，当时还未完全成型。库欣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在英国，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最终得以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个教授讲席，但他却从未上大学。他能够成为一名人类学家，部分是因为他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贵格会教徒，有财力将自幼多病的他送去加勒比地区，期待那边的气候对他的身体有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绅士探险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他们一起前往墨西哥，其间泰勒尝试动笔创作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文学体裁：异域冒险故事。他以拉丁美洲旅行经历为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成功，并促使他进行更系统、更大胆的研究，也就是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一次大型的“人类学”远行探险则是1898年由剑桥大学组织的，参与者是一些受过精神病学、生物学和医学训练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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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学科代表人物为使人类学进入现代大学体系做出了诸多努力。马林诺夫斯基常被视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尽管他和他的许多学生都不是英国人）。他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业余主义（amateurism），也曾就“方法论的法则和秩序”写过一篇宣言。马林诺夫斯基对维多利亚时期那类英国“绅士探险家”不屑一顾，对善心的殖民地长官和传教士们也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观察，“令一个追求客观、科学视野的头脑感到极度厌恶”。16他定下了一个规矩，要像三十年前库欣做过的那样，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他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就是基于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两年的田野调查工作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大部分时候把他的帐篷扎在努阿加斯海滩上，住在当地居民中间，因为他可不想跟殖民地官邸那些气派的檐廊产生什么关系。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或是影响了几乎所有人类学界的后起之秀，比如E.E.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他们都是地道的英国人），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一个新西兰人），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和迈耶·福蒂斯（Meyer Fortes，这两位是南非人）。弗斯和沙佩拉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做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去了牛津，利奇和福蒂斯去了剑桥。在所有这些大学里，人类学都开始作为重要学科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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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德国流亡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建树，与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成就不相上下，而他做出这些工作用了更久的时间，从1896年到1942年。他的学生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和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这些人中的几位，特别是米德，后来变得家喻户晓，作品广为流传。其他人接着又建立了新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克鲁伯在伯克利教学超过四十年，路威也超过了三十年，赫斯科维茨在西北大学也有着类似的长期职业生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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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这几代学者中，特别是在美国，“抢救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的任务常常是他们最大的驱动力：记录那些将被现代性的扩张逻辑摧毁或同化的、正在消失的族群的生活方式。克鲁伯的一项重要研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他与一个叫伊希（Ishi）的人密切合作。伊希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亚希人（Yahi）族群唯一的幸存者。克鲁伯和他在伯克利的同事们竭尽全力记录下这最后一位“野人”当时可以记起的全部信息。博厄斯本人也因他所记录的浩如烟海的卷宗而闻名。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爱好者可能会津津乐道于博厄斯的“五尺架”，指的是他一生中写下的、足足可以摆满一个五英尺高书架的珍贵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些是关于西北海岸美洲原住民交换系统的经典研究，还有一些是他们制作蓝莓松饼的食谱。虽然博厄斯在类似的论题上缺乏库欣的耀眼天赋，但他却进入了人类学的正典。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学科初期的人类学家都是在他手下接受训练的，还因为他塑造了我们至今仍在遵循，或者说试图克服的人类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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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售出，概不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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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类学撰写导论并不容易——你无法面面俱到。所以，读者需要意识到，你面前的这本书并未涵盖关于人类学的一切。我已经强调过，我将在本书中重点关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而非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另外如上文所述，我将重点探讨从英国和美国发展出来的人类学传统。不过，在此之前有几点内容需要事先提醒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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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分支在最开始时，的确各自形成了相当明确的传统，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和拓展。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是个性极强的人。他们建立了实力雄厚的学术派系，影响广泛而深远。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有读者，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博厄斯的学术遗产可能影响更为深远）。但他们两位并不是人类学领域仅有的重要人物。鉴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视野逐渐打开的方式，如今不太可能出现像过去那样封闭一贯的传统了。我们现在仍然会认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在很多方面有所区别，但有不少美国人在英国教书，也有英国人在美国教书。在顶尖的人类学系攻读博士的研究生接受的完全是多国别和世界性的训练（远远超越了英美世界）。当然还要记住，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是波兰人，而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者是个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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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第二点：人类学研究中，始终存在大量国家间的交流。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英国人A.R.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算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的传人（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绝不会这么说），20世纪30年代他因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而在美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芝加哥大学也从那时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领军力量，而且总是能从美国的学术传统之外招揽到知名学者加入。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在澳大利亚和南非任教过。另一个具有很强的人类学传统的国家——法国，也和英美两国有着联系。特别是因为战时流亡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40年代他居住在纽约。他能够完成对结构主义的重大开创性研究，部分要归功于博厄斯及其学生在案例研究中所提供的丰富民族志材料。尽管他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截然不同，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却别具意义，令人无法企及。1942年博厄斯去世时，列维—斯特劳斯正与他共进午餐。根据那位法国人的描述，博厄斯是在他的怀里停止呼吸的。不过，许多年后，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成了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成果在英文世界的主要倡导者和拥护者，而另一位重要的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也深深得益于他开创的结构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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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其他地区的人类学传统也十分值得一提，比如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和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数十年来一直在做出与其体量相较更大的贡献）。实际上，巴西当代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我们将在之后了解他的一些观点。如今的人类学领域有更多层次的身份认同和关联，比如知名的德国人类学家在荷兰的大学执教，或是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同时领导着声名远扬的、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s）。另一位当今著名的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出生于沙特阿拉伯，成长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英国受教育，在美国成名。简单来说，你在读过这篇序言之后，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学在当今这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的定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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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也不止于学院里的研究。我们已经从前文许多案例的简述中看到了这一点，从剥头皮（再一次重申，我们不推荐这样做）到在海地成立非政府组织。大体上说，我们称之为“应用人类学”的活动，出现在各个行业和不同层级的实践中。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有些人类学家会受雇于美国军方；有一些人会成为职业咨询顾问，或干脆自立门户，为客户的各种问题提供“民族志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帮助住房互助协会识别房客中家庭暴力的迹象，或是为法国化妆品公司制定适于约旦市场的营销方案出谋划策。在哥本哈根大学，你甚至可以去攻读“商业和组织人类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或许进入一家名为ReD的丹麦人类学咨询公司工作。ReD懂得文化的重要性，也明白可以以此获利。他们发表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文章，比如《为何文化对制药业战略至关重要》。ReD的客户关系主管克里斯蒂安·迈兹杰格（Christian Madsbjerg），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次线上访谈中说到，他认为许多企业耗资巨大的营销活动（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门年消耗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产业）都有一个问题，即企业常常不清楚如何“在文化语境中、在日常情境下”理解其产品。而这就是“人类学入门第一课”会告诉你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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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还要提一提那些离开了学院的人。许多著名的、蜚声其他领域的人物，都有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人类学是个很小的学科，我们需要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为它做宣传。查尔斯王子拥有一个人类学学位，著名记者、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吉莉安·泰德（Gillian Tett），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电影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也曾研习人类学。巴拉克·奥巴马的母亲安·邓纳姆（Ann Dunham）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家。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英国前副首相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持有人类学学位。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项目踢出来了，但这可能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虽然有许多人类学研究成果改变了世界，但文学史册里多了《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和《猫的摇篮》（Cat’s Cradle）这样的作品也不错。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肯尼亚独立后的首位总统，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除了政治上的贡献，他还呈上了一项经典的关于基库尤人（Kikuyu）的人类学研究《面朝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所以他很早就是位“本土人类学家”了）。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阿富汗总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还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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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是一门表面看起来几乎没有实践和职业价值的学科。这意味着其价值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变得越来越需要被解释和被澄清，甚至偶尔会带来关于学科存废的恐慌。但是，人类学为思考现代社会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路径。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吉莉安·泰德说她进入财经新闻领域得益于她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当时正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不久。“我认为人类学正是从事金融业所需的教育背景，”她说，“首先你被训练要从整体的视角，观察各种社会和文化如何运作，你会去观察各部分之间如何联动。而在金融界，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人类学教育背景，你会试着把金融放到文化语境下。银行家们倾向于认为，金钱和牟利就如地心引力一般无处不在，认为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但事情并非如此，金融领域中的一切行为都与文化和交流相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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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着马歇尔·萨林斯的经典风格，再加上一点让人想到凯瑟琳·扎罗姆语体更通俗的著作的语气，泰德正在努力倡导的，是一种人类学的感受力（anthropological sensibility）。无论你是关注伦敦的金融市场，或是其他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者是印度教的仪式，或是为什么有些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失败了而有些成功了，或是如何在香港卖汉堡，又或是如何理解土耳其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找到和帮助那些住在社会福利住房里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选择整体性的思考方式，试着理解其中的文化动力学，都会让你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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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一章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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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学最重要，也最难概括的概念。我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精炼的定义，但请让我退而求其次，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故事，来试着传达一些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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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在津巴布韦，当时我是一名本科交换生。尽管我的研究主要在城市里进行，但我仍在奇文希（Chiweshe）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奇文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位于从首都哈拉雷（Harare）向北开车大约一小时的距离。它因起伏的群山和陡峭的岩石而闻名，其间点缀着一些茅草搭建的棚屋，每一个棚屋都是一个家户（在本地人使用的绍纳语[Shaona]中被称为“musha”）。交换期间，我在奇文希的一个家户里住了一周，并很快就和寄宿兄弟菲利普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曾多次重访他们的“mu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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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于菲利普一家并非繁忙的农耕时节，因此我们度过了一段闲暇的时光。我们几次登上他家的后山，纵览低处的原野，还能看见成群的狒狒懒洋洋地在周围游荡。他的英语不太流利，我的绍纳语在那时比他的英文还蹩脚，所以我们的交流非常简单。我们就像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地方的人常做的那样，互相介绍各自的家乡。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而我想了解津巴布韦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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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简单的、由文化差异推动的谈话中，有一次菲利普问我是否喜欢板球（cricket）。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问话：“你喜欢板球么？”作为一名认真学习了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并且非常清楚板球运动在津巴布韦是多么流行的学生，我脑中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一群男人穿着白色运动服站在一处，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类似于棒球棍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将球投出去（我现在知道了，正确的术语是“抛出”）。但当时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跟它比起来，就连棒球都会显得节奏紧凑，惊心动魄（我还有个模糊印象是板球比赛会因为天气阴沉而暂停，而且一场比赛经常要持续好几天）。但就像任何一个初到异国他乡参加交换项目，并且识大体、明事理的学生那样，我客套而礼貌地对菲利普小声说：“喜欢。”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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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刻跳起来说：“太棒了！”然后示意我跟着他下山回到家里。我想我可能会拿到一根球棒或是一只球（如果不是一件白色运动衫的话），然后我们两个随便打一打。到家后，他立刻钻进了厨房棚屋。他的妈妈和祖母似乎永无停歇地在里面为全家准备一轮又一轮的餐点。当时我对厨房这个地点没想太多，因为许多美国人也会把运动器械放在厨房附近，或者放在屋子后面。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既没拿球棒也没有球。他拿着一只金属小碗，里面是（我绝没有看错）一只蟋蟀（cricket）[3]。它已经被油炸了。菲利普脸上露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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