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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唐顿庄园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和他们的仆人分别展现和宣扬了不同版本的社会秩序。有些仆人，甚至有些伯爵家庭的成员渴望自由和变革的新世界：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世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古老的习俗和看法，也就是说整体论，不但让他们得到安慰，而且还代表一种平和的正义。总的来说，贵族庄园的怀旧形象通常会占得上风，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本分并明白这一点，但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在良好地运行着：仆人们像家庭的一员，同样受到尊重和照顾。他们在自己的餐桌上也能尝到奶酪和葡萄酒，并被许诺退休后能得到一间自己的村舍居住。他们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伯爵家在伦敦的家庭律师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贵族们会关心，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责任，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那些“家佣”（厨师、女佣和男仆）和佃农租户，甚至住在附近的村民也被确实地包括在内。格兰瑟姆伯爵常常以一种近乎整体论者的语调说，他的唯一职责就是照顾唐顿；他是这座宅邸的管家，而不是那种怀揣强烈个人主义占有欲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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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这部剧集围绕价值观——责任、荣誉、自由和忠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起起落落展开。而所有的这些都源自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夺最高价值观地位的竞争。渐渐的，在六季剧集故事的展开过程中，贵族制度的整体主义被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所取代。但并不是没有人为逝去的东西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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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顿庄园》可能是一个比杜蒙描绘的印度更富表现力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价值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它确实比《阶序人》更好地展示了人们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生活这部戏剧的。然而，有一些人类学研究很好地利用了杜蒙的理论思想，而且也没有牺牲生活的细节和戏剧性。其中之一涉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小群体，该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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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道德煎熬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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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敏人（Urapmin）是一个大约390人的族群，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部地区。由于被绵延的高山和茂密的森林阻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纵观整个殖民时期，我们会发现许多美拉尼西亚人族群很少与外界直接接触——明显比南亚、非洲和南美大部分地区（亚马孙河流域是个例外）的族群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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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乌拉敏人也从未受到过大规模传教活动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乌拉敏人男子在一所地区性的教会学校接受了教育，回去之后，他们的布道在社群中引发了大规模的皈依。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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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当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开始研究乌拉敏人时，他并没预料到会发现这种重生的热情20。他原本打算研究当地仪式神秘性的传统，这是关于美拉尼西亚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大群虔诚的基督徒，许多传统仪式都被他们抛弃了。这是一种极具神恩特色的基督教形式，罪恶和救赎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乌拉敏人放弃了他们的传统仪式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禁忌。他们认为，要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就需要推翻他们的异教实践；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需要遵循他们理解的基督教戒律，做合教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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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基督教的合法性和救赎的强调要求一种新的人格模式。因为救赎（至少在这种保守的福音派传统中）必须是个人的，它必须在某人的心中被真诚地接受。正如一个乌拉敏人所说：“我妻子不能将她内心的信仰掰下来分我一块。”21个人主义成了一个最高价值观。这在许多生活领域都奏效了，当地教会也蓬勃发展。但正如罗宾斯同样观察到的，这与前基督教时期他们对社会性的理解相悖，在他们之前的理解中，成为“个人”是无法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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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几位杰出的研究美拉尼西亚的人类学家所讨论过的那样，传统上，美拉尼西亚人的最高价值观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整体主义，而是“关系主义”。这意味着美拉尼西亚人最看重的是与他人建立关系。对他们来说，良好生活的关键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关系，而不是像新罕布什尔州人认为的那样，是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或者像喀拉拉（Kerala）人认为的那样，是成为某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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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价值观一样，关系主义也有它的挑战。一个人建立的关系越多，就越容易危及现有的关系。任何关系要想有意义，都需要经营和精力。但是，要想不让旧相识感到被忽视，你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经营和交流，与新的人建立关系。但对于乌拉敏人来说，这些挑战被理解为“任性”（wilful）行为（渴望建立新关系）和“规矩”（lawful）行为（承认现有关系需要定期经营和照顾）之间的张力。因此，任性和规矩是居于关系主义这一最高价值观之下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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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给任性留下的空间很小，而且要求新形态的“规矩”。乡村事务中的任性行为往往会导致紧张、愤怒和嫉妒，所有这些都被理解为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因此，在旧制度里，人们曾经接受的某些生活事实（至少在适当的程度上接受）变成了绝对的罪恶，这导致了一种痛苦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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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敏人的情况被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虽然在一些生活领域，传统价值可以让位于基督教价值观，但在亲属关系和婚姻，以及粮食生产和村庄间的关系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在这些关键领域，关系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乌拉敏人不得不接受罗宾斯所说的“双轨”（two-sided）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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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关于价值观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乌拉敏人这个个案不仅是在理论价值方面，而且在基督教、文化变迁和道德这些更具体的主题方面，已经成为其他许多人类学家讨论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罗宾斯提供的一些更详细的民族志描述中，乌拉敏人的个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实际上几乎可以令我们感受到，“价值观间的竞争”对我们之所以为人有多么重要。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像乌拉敏人社群那样虔诚或像他们那样充满冲突；在一个390人的高地社群中，这种冲突比在更大和更多样化的社会里更容易被激发，也更容易持续和显露。我们也不总是能够讨论类似双轨文化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遥远角落发生的事情绝非不寻常的或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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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强调了人作为一种创造意义的动物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我们组织生活的方式上，还是在我们衡量生活质量的方式上，价值观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价值观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虽然它们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决定或可预测的，但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适合某些形式的社会组织。像唐顿庄园这样的事物，在个人主义精神占主导的地方永远无法存续。这就是为什么它消亡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优秀的电视剧题材。当我们了解人们的价值观时，我们也在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生活的结构和背景：他们的政治制度、宗教感情、家庭和社会关系、经济网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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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价值观不能被简化为仅仅等于其社会效用或“功能”。正如乌拉敏人的个案所表明的，有时人们坚持某些价值观，即使这会令他们遭受道德煎熬。衡量意义的标准不止一个，而且一种平稳顺遂的生活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往往不符合任何合理定义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这一点我们可以转向下一个话题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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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四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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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莱索托（Lesotho）的马沙伊（Mashai）村里40%的牛死亡。这个地区当年遭受了严重干旱，牛群填不饱肚子。当地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风险。由于畜牧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巴索托人（Basotho）生计的核心，所以当地人并非对此风险一无所知。一位当地官员呼吁村民们尽早把牛卖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但在干旱最严重的6月和7月，莱索托许多地区的牛的出售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人们拒绝止损。正如某人告诉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那样，这是因为牛“是最重要的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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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旱灾期间，弗格森正在马沙伊村进行田野调查。他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的意思，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牛的神秘性”（the Bovine Mystique）。这种神秘性并不意味着被无条件接受的神圣性和不可亵渎性。牛的确是特殊的，没错，但神秘性既与牛本身有关，还与牛是如何影响社会和家庭关系有关。牛之所以有价值，尤其是对男人们来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由于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村民大多前往南非的矿山做移民劳工，因此在家里拥有牲畜能够提醒别人他们的权威。第二，牛是建立和维持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关键。也许众多原因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巴索托有“彩礼”习俗，即男方家庭将牛送给女方家庭，作为婚姻约定的一部分。总体上说，牛的拥有者可以将他的牲畜借给社区里的其他人，人们也确实期待他们这样做。这种资助救济系统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第三，当一个人从矿山工作回来后，社会嵌入系统就变得更加重要；对他来说，牛是一种养老基金，其重要性超过了他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社会保障。最后一个原因是，亲属关系和家庭的规则决定了，虽然牛是家庭总财富的一部分，但男性对其使用和处置拥有最终发言权。弗格森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一个男人带着钱回家，他家庭中的很多人——包括但不限于他的妻子——都可以分享这笔钱。如果他把钱换成牛，情况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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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好几个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这种神秘性显然具有性别属性，它首先符合男性的利益。更普遍地说，弗格森希望消除人们认为非洲农民不理性和不会理财的偏见。问题不在于村民们需要学习有关发展的基础知识，不下雨时会发生什么，或是市场供求规律。他们的做法背后是有自己的逻辑的。弗格森还想表明，这种“神秘性”不是什么古老、传统、神圣和不容置疑的习俗。很明显，它是巴索托人参与的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围绕全球贸易商品组织起来的雇佣，以劳动经济为主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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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神秘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价值和上一章所讨论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这里我们从更侧重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莱索托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一直让人类学家很感兴趣的议题：交换。所以为了理解人类学中关于价值的讨论，从交换问题开始将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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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更熟悉摇滚乐而非牲畜的人来说，强调牛的神秘性只是重复了披头士乐队曾在他们的歌中捕捉到的那种情感——《爱是非卖品》（Can’t Buy Me Love）。有些东西——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不能被降格为商品的买卖。爱情不同于一罐豆子；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牛也是一样。这是“价值观”（爱、信任、声望和安全）最能影响“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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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乐队歌曲所传达的真意，或者说巴索托人所拒绝出售的东西，由于当代世界中相反的潮流趋势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趋势最简单的描述是，世间万物皆有价；而最愤世嫉俗的描述则是，一切事物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们还没有把爱情货币化，但我们对待教育的态度肯定已经在往这条路上走了。在西方的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被人以一种道德上十分严肃的口吻称为“顾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交了高额的学费）。这样的用词，常见于大学行政人员发放的文件材料中，教授们每次看见都心头火起。在教室里学习莎士比亚跟从当地经销商那里买一辆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活动——在任何方面都不一样，无论是特征还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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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东西”所涵盖的范围——无论是牛，还是爱情，还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学生论文，抑或是你的祖母在1923年买的银胸针——长久以来一直让人类学家为之着迷。特殊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检验那些主导着重要社会行为的规则，比如交换背后的规则，从而探讨社会关系的架构。就莱索托的牛这个案例而言，用牲畜交换金钱，恰恰会破坏这里社会关系的结构。弗格森认为，即使牛所提供的社会财富（通过把牛借给别人，或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建立家庭间的联盟）因干旱而大为减色，但是这种社会财富仍然远比出售它们可能带来的经济财富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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