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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政权的垮台本应为南非人带来新的经济机会。例如，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愿景。然而，现实却给人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主要阶层。而那些爬上成功阶梯的人也付出了代价，他们经常会欠下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的巨额债务。彩礼也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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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詹姆斯（Deborah James）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南非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气候。她写道，随着黑人开始渴望成功，南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8在彩礼（更广泛地说，婚姻）方面，严峻的经济状况，以及礼品经济和资助——救济纽带的衰退，让一些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和野心勃勃的人对“攀登”社会阶梯的行为产生了矛盾的情绪。家庭往往仍然坚持将支付彩礼（包括牛）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这可能导致年轻男子不得不为此举债。这种做法进一步搅乱了现代商品文化与传统习俗之间的联系，使“传统习俗”在这个正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更难维持。我们可以说，以牛为载体的“好”债务正被以钱为载体的“坏”债务所取代。为此感到忧心的不止年轻男性；詹姆斯在她的研究中讲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逃避结婚，因为她不想同婚后第一天就欠了银行和她父母钱的丈夫一同迈入婚姻生活。“于是，浮现出来的现代（彩礼）场景，无论它的本意是想确立什么样的长期道德纽带，都同时包含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限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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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债务与坏的债务是人类学价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数十项研究成果，比如詹姆斯和耶斯克的研究，分别追踪了不同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是经济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和得到重新配置的方式。这些进程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从南非到蒙古。它们是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试图解决的相同问题的一份当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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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思考价值概念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债务在阐明我们的经济事务与道德生活之间的联系方面特别有用。正如我们所见，在莫斯的传统中，所有的市场都是道德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道德都被市场化了——格雷伯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对这一点的探索中。在田野工作中，他首先从地方层面上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和权威，探究了一个高地村庄里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些人是贵族后裔，另一些人是奴隶的后代。20这一案例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发现了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在格雷伯到来之前），奴隶的后代是如何篡夺对大部分土地的权利，并声称可以驾驭超自然的力量来源的。虽然这一早期的民族志著作没有明确以债务作为其理论框架，但它预示了格雷伯后来对债务、价值、道德和权威的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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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考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得到了全面的表述，这是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最接近畅销书的作品。《债》不是一本民族志，但它利用了民族志记录，同时结合历史、经济学和个人思考——从威斯敏斯特夏季派对上的闲聊到马达加斯加集市上购买毛衣的复杂过程——来探索和挑战关于交换和经济关系本质的一些长期存在的迷思。21格雷伯的一个主要论点强调了我们在本章中探讨过的一些东西：从互惠角度看待每一次交换，使我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变得贫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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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互惠就是完全的和最终的，那确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今天用钱买一条面包的好处之一是，我们不需要关心收银员明天是否幸福和健康。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完全和最终的交换既不被保证也不被期待；换句话说，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换，有时我们所渴望的是债务——也就是说，我们渴望建立或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雷伯认为，这意味着“交换”这个词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倾向于把交换看作“只关于双方价值的对等”——可以把不同的事物相互抵消。2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彩礼这笔“债务”从来不会被完全偿还，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经常是用牛而不是现金来交易的；现金作为一种结算方式太清楚明白了。它太精确，太不具个人色彩了。这也是库拉圈中的交换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原因——物品总是在流通之中的，它们的个体价值从未被公开质疑；它们交换的时间点错开了，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延迟几分钟。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继续传唱《爱是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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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五章 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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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虑的所有这些概念中，血统（Blood）有一些特别之处。这是唯一一项你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与“血”相比，文化、权威或理性在哪里？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到哪里去找“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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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的真实性对人类学研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甚至可能是普世的性质，永远提醒着我们人类的体质组成。另一方面，这些共性容易导致我们无法更深入透彻地思考自身的组成和关联所具有的文化面向。血统的真实性往往会让我们在定义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变得过于自信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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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人类家族的血缘和亲缘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这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至今仍因其成就而广受赞誉。的确，摩尔根在研究中使用了社会进化论的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此方法在科学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但他在亲属称谓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美洲原住民中的研究，为理解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亲属称谓系统提供了一个模板。事实上摩尔根的数据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他确实为这一领域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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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的关注焦点，换种方式概括来说就是“血缘和婚姻制度”，也就是血亲和姻亲的意思。血缘在他的亲属关系研究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这本书在实际意涵和比喻层面都处处体现出对血缘的关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把家庭称为“一个血族”（a community of blo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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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强调，激起了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的兴趣和愤怒。他是摩尔根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大卫·施奈德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的亲属关系：一种文化叙述》（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的小书，旨在驳斥摩尔根的论点。2虽然距施奈德的观点发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许多方面，他强调的内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我们发现亲属关系的概念以生物学和自然为基础，同时又处在更广泛的“现代性”框架内的地方。如施奈德所说，美国人认为“血缘关系”是根本的和永恒的：祖父母、姨妈、叔叔和表亲等等。[23]美国人也强调血缘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当解释某些行为或个性特征时，他们会说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虽然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但它往往带有字面意义的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新奇的比喻所具有的跳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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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情境里，亲属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它们也可以通过婚姻形成。但婚姻关系是主观的和可解除的，而血缘关系不是，并且它们更一般性地界定了亲属概念的范围。当我们谈到“继兄弟”时，我们说的是，这里的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当我们谈到“半姐/半妹”时，我们说的是两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父/母，她们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妹。血缘是身份认同的终极形式，所有的其他关系都要根据它来分类。施奈德甚至一度说过，在美国文化中，血缘关系呈现出“近乎神秘”的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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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奈德的分析中，这种文化体系最显著的方面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等级。生物学——血缘——总是最真实的，是其他关系的基础，而如继兄弟姐妹和亲家关系等则要排到后面，更不用说教父教母或结拜兄弟了。[24]在这个“美国体系”，或者我提议我们可以更一般性地称之为“现代观点”中，亲缘关系和生物学在某一点上趋于一致。亲属关系实际上是关于生物学和生育事实的。亲属制度的术语总是要由生物学来规定。对施奈德来说，这就是摩尔根的人类学和美洲原住民民俗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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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关于自然统治的故事里被添加了一些脚注，或者说是被写下了新的篇章。毕竟，成为现代人，部分意味着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例如新的生殖技术（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缩写为NRTs）。体外受精（卵子不是在子宫里而是在试管里受精）和妊娠代孕（由一名女性孕育另一名女性的受精卵）只是科学挑战生物学极限的许多方式中的两种。有什么能比试管婴儿更具有“文化”色彩吗？同性婚姻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等级秩序。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线总是在变动之中。亲属制度是理解这一事实的良好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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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施奈德本人并未直接讨论这一点，但他所探讨的亲属关系的逻辑与种族的逻辑也有关联。我想过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但在这里首先要对施奈德并未提及种族一事做个解释。事实上，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他完全没有提及种族这一点与我们如何理解他使用“美国人”这个标签有关。尽管施奈德的分析有许多优点，但其中也显示出将“文化叙述”（他的术语）从社会状况、个人关系和个人生活中抽离出来有多么困难。施奈德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中产阶级白人”的访谈。4他接着指出，他的其他数据来源包括关于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一些其他少数群体，以及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国内所有不同地区的人的资料。他也很清楚，他的研究路径所着眼的象征和意义是处在一个高度泛化的水平上的。但即使在稍低一点的水平上，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现实中存在各种差异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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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卡罗尔·斯塔克（Carol B.Stack）的经典研究《全是我们的亲戚》（All Our Kin）。这项研究关于一个名为“公寓”（The Flats）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该社区位于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市（这项研究与60年代施奈德的研究同时期进行）。斯塔克的研究表明，在“公寓”里，人们并不像施奈德的研究中提出的那样，将血缘关系视作最基础的人际关系：她描述了基于照顾和支持的实际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个人亲缘”最终是如何胜过了血缘关系的。5尽管如此，她同时还指出，“公寓”里的家庭都知道，他们的“民间”关系体系不被国家承认，这一点又确实支持了施奈德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助于澄清施奈德的模式所呈现的是美国亲属关系的标准模板：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事实应该是这样（根据国家、科学专家和道德权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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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On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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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将更深入地思考人类学对理解人类所做出的一个根本贡献：它被恰当的称为“种族神话”6。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那个意义上的种族（race）概念，在科学上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白人种族”，没有“非洲种族”，没有“中国人种族”，任何一个平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种族”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些“种族”之间可被识别的区别都是文化上的区别。然而，我们不能对“种族”的社会事实坐视不理，也不能完全依靠遗传科学的证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通过追踪这些种族的区分标准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是如何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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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各个文化系统中，血缘和种族往往密切相关。纵观美国历史，血量法案（blood quantum laws）和“一滴规则”（one-drop rule）曾被用来定义（即建构）人们的种族身份。一滴规则是其中更为人所知，也更臭名昭著的那个：它规定，只要你继承到了“一滴”非洲人的“血”（即你的所有祖先里有一个是非裔），那么你就是“黑人”。一些州把这条规则作为法律的基础，旨在维护某种种族纯洁的观念。弗吉尼亚州登记官在1924年《弗吉尼亚种族纯洁法案》的序言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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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该州有10000——20000人或者更多的人是近乎白人的人，已知他们是与有色人种的混血。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真实的白人，但这仍然足以阻止他们成为白人……然而，这些人在现实中并不是白人，根据这项法律的新定义他们也不是……（以及）即使在他们身上所有明显的混血特征都消失了，他们的孩子的相貌也可能回归到明显的黑人形态上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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