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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与此相关，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做过的事情：追溯词语的词源。“在它最古老的、来自拉丁语的用法中，‘savage’的意思是……”我在第二章写下过一些非常类似的内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意味着我认为，或者我认为你会觉得，一个词的真正含义也与它的原始用法有关。在我使用一个词的时候，这个词的一些隐藏的原始形态往往会让人觉察到。例如，“宗教”（relig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religare，是“联系”的意思，以及religio，是“神圣/崇敬”的意思。啊，没错！宗教是关于社群的——以及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还有那些神圣的东西。这就概括了宗教的关键要素。当然，在西方，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着特殊的威望（这反过来显示出我们对古代有特别的重视）。这也说明意义的形而上学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持续存在。我们当中那些坚定的无神论者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觉得，只有天主教的主教才能认为“婚姻”有一个“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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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事实上，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和一位无神论者有关——喜剧演员兼作曲家蒂姆·明钦（Tim Minchin）。他是那种把“不信”当作使命来传播的无神论者，而不只是那种独善其身的无神论者。有一次，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即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他在一个文学节上对满场观众说道：“我希望我的女儿明天死于车祸。”19现场顿时能听见许多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他这样说，充分体现了英语意识形态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所讲的话应该是真诚的；我们倾向于把语言看作真理的媒介。你要说你真正想表达的。强调这一点不是他说这些话的本意，但他的话仍然体现出了这层意思。他真正想说的是关于我们语言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认为我们讲的话不仅可以对他人产生实质影响，而且可以对事态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如果你说不出好话，就什么也别说。”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了一些事情，然后担心它不会发生时，我们就会说“摸木头”或者真的去摸木头[30]。“他会得到这份工作的！摸木头。”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摸木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咒语式的表达，“魔法”的效果。这正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想要挑战的。明钦试图将听众们从充满迷信、语言意识形态化的昏昏欲睡状态中解脱出来。他试图说服他们（a）没有超自然力量在那里一直听着，只等着你说出一些鲁莽的话；（b）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话对此后的事态发展均无任何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狂热的无神论者认为祈祷是不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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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语言人类学家都为绘制现代西方社会语言意识形态的宏观地形图做出了贡献。20他们认为，简单地说，我们在当代西方发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有两大类型：本真性（authenticity）意识形态和匿名（anonymity）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方面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但在最近关于加泰罗尼亚语言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的一项重要研究中，人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凯瑟琳·伍拉德（Kathryn Woolard）在她近期的一部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著作中所说的“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21我想在下一节中回到对这项研究的详细描述，但现在让我们先来关注一般性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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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意识形态与我们在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内容有关。它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暗示着我们的语言表达了我们作为个体和整体的某种本质。“本真声音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标识了说话的人是谁，而不是所说的话是什么。”22在流行文化中，有一些关于这类刻板印象的经典案例：这位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其风度和他悦耳流畅的甜言蜜语联系在一起。这位深刻的俄国诗人，其深邃的思想和用语言捕捉冬日阳光所显露出来的事物的能力，与她的诗句息息相关。但强调本真性的动力往往来自身处少数人群的地位。例如，它一直是魁北克和布列塔尼（Brittany）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在少数族群社区，特别是在贫困的城市地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阶级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可以从人的口音和发音中体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语言的语域都与当地的社群特征挂钩，牢固地根植于一个地方，并经常表达一种特殊的特征或感性。我们可以从伦敦东区（Cockney）口音、纽约居民或西海岸说唱的特殊表达，以及索韦托（Soweto）俚语的特性中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可能猜到的那样，这种本真性是无法被习得的。你要么有本真性，要么没有。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一些人试图“获得本真性”或想要“放下身段”“和普罗大众打成一片”。主流政治人物经常在这方面出丑。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托尼·布莱尔都因为他时不时地想从带有牛津和威斯敏斯特特权阶层的一本正经的英语口音，滑向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真实的民众和工人阶级式的“码头英语”而受到嘲笑。在这些时刻，他试图听起来像个来自巴兹尔登（Basildon）的男孩，虽然每次他这样做，都似乎只是让自己更加惹人讨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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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意识形态就是隐藏在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合法性背后的东西。英语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语言。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期望它标记具体位置，而是期望它超越任何具体位置——成为一种属于所有地方，同时又不属于任何地方的语言。因为英语成了全球通用语，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尤其是在英国——曾不得不出于这种全球性的认可，而放弃一些最强烈的对本真性的要求。诚然，很多人，也许特别是美国人，都喜欢一口纯正的英式口音。但是那些讲英语的美国人会认为自己和休·格兰特甚至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同样的程度上“拥有”英语。这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领域的正常运作是极为关键的。在这里，它不仅仅是关于像英语或西班牙语这样的全球语言，而且是关于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如何在一个包括不同群体或社群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印度尼西亚语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为了在一个有300多种语言的岛屿国家创造一种共同的沟通媒介，而人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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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可以理解的那样，本真性和匿名性这两种意识形态常常适用于同一种语言；区别取决于间隔的程度或上下文语境。如果你来自埃塞克斯（Essex）的巴兹尔登，你完全有可能：（a）因为托尼·布莱尔试图说起话来就像他是在你家隔壁长大的那样而感到厌烦；（b）同时支持联合国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因为你会承认它平等地属于每个人。事实上，如果联合国秘书长以葡萄牙语、韩语或阿肯语（Akan）发表公开讲话，特别是向国际或全球听众发表公开讲话的话，可能会被视为分裂或排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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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伍拉德所说的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这意味着所讨论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自然的、给定的。换句话说，本真性或匿名性的权威并不被看成是人为选择、政治工程或经济环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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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们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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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我们看到了诉诸身份认同话语数量的上升，那么从那以后，其他的转变也发生了。就研究而言，人类学家仍然经常会发现一种期望或预设，即文化身份认同就是这样的——它们不能真正地被改变。异国情调仍具有很高的溢价；马赛人仍然可以在野生动物园营地里找到兼职，为英国游客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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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1世纪初期，一种更具表演性的身份认同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这一点不仅在《第二人生》化身们所在的虚拟世界中显而易见，而且在一个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也就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中，也能发现这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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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欧洲并不总有一个好名声。除了某些例外，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都是右翼分子，而且往往是极右翼：例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等。这类政党公开地或以吹狗哨[31]的方式进行仇视异族的勾当。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理解，是那种20世纪特有的、“流在血里的东西终将显露”式的，而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建立在本真性和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英国国家党甚至会反向使用帝国话语来补充自己的论点：他们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说，伦敦的陶尔哈姆莱茨区已经被第三世界移民“殖民”，而“原住居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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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则不同。1978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垮台后，西班牙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加泰罗尼亚从此成为17个“自治社区”之一，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并享有高度自治。就人口而言，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大的社群之一，也是最富裕的之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有别于西班牙语（或用西班牙人自己的叫法，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它不像人们有时误认为的那样，是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加泰罗尼亚语的权威性就建立在前文描述的本真性意识形态之上。加泰罗尼亚人这一身份属性被认为是天生的，而不是被塑造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本地根基和“母语”的极度重视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灵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后者中的本真性是可以被创造的，而不只是个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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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拉德于1979年，也就是后佛朗哥时代的初期，开始研究加泰罗尼亚身份政治。对语言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个非常明智的田野点选择。加泰罗尼亚语作为一种语言，有着庞大而稳定的母语使用者群体；它在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被用以彰显加泰罗尼亚的独特性。此外，由于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实力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而言更加雄厚，因此其语言和身份具有一定的声望价值。但加泰罗尼亚语母语者不仅仅是整个西班牙大背景下的少数族裔；在自治区内部，也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1900年之后才移居到这里。即使在今天，这里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加泰罗尼亚语作为第一语言；而有55%的人以卡斯蒂利亚语为母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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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治初期开始，加泰罗尼亚的新政府就实施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以增强一种明确的民族认同感。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教育系统实行的。20世纪80年代，学校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开设加泰罗尼亚语课程，一开始是作为选修课，但最后政府要求学校以其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到了21世纪前十年，大部分课程都是用加泰罗尼亚语授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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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教育政策对伍拉德所说的加泰罗尼亚“身份认同计划”（project identity）的重要性，她花了大量时间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也就不足为奇了。1987年，伍拉德在一所高中里研究了一个班级的青少年，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班的学生在观念上是亲近加泰罗尼亚的。学校招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孩子，所以来自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家庭的孩子都在一起上学。其中讲卡斯蒂利亚语的学生往往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子女或孙辈。伍拉德的发现大体上证实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情况，即认同政治是用本质主义的术语来界定的。讲加泰罗尼亚语和讲卡斯蒂利亚语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后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不被认为是本地人（即使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在与青少年的谈话中，伍拉德听到他们说卡斯蒂利亚语比加泰罗尼亚语更粗鲁、无礼、没有教养。“这么说吧，说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25尽管这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即操卡斯蒂利亚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表达了一种被组织（和同侪群体）边缘化的感觉。一些卡斯蒂利亚语使用者也说到过，当他们用加泰罗尼亚语讲话时，会感到一种尴尬和羞耻，好像他们是在假扮什么人，好像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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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伍拉德重新找到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见到时还是学生的那批人。在大多数母语为卡斯蒂利亚语的人身上，她感觉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当年曾经表达过有被排斥在民族主义者“身份认同计划”之外的感觉。而现在，这些已经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几乎都开始认同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并且越来越自信地说着这种语言，甚至有种主人翁的感觉。他们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伤害并没有消失：他们感到的排斥是有意义的和真实存在的。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把这归结为青春期必经的心理磨难。此外，对他们来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的身份认同并不一定与更大意义上的政治项目或政治宣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强调这只是个人行为，并嘲笑强烈的民族主义表达。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看法已经变成“两者并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模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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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伍拉德返回这里之后，她不仅找到了许多最初的田野调查对象；她还在同一所学校做了一次重复研究。她发现情况已经和前一次完全不同了，在其中，形成身份认同方面的障碍并没有消失，但它现在与你在家所说的语言无关了。这一次，青少年不再像1987年时那样认为语言是身份的组成部分；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失去了这一标识性功能。当伍拉德问及他们是如何判断彼此的身份时，没有一个年轻人把语言当作一种标识物。一切都取决于个人风格：衣服、音乐和其他青春期少年关心的事物。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已经变得更加匿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作为一种身份，它对选择采用它的任何人开放，首要标准是强烈认同身份本身的独特性。“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伍拉德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人们这样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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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拉德很清楚这种温暖人心的陈述背后掩盖了什么；加泰罗尼亚的局势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还听到当地讲卡斯蒂利亚语的人说，他们感到不自在和不被接受，他们仍然在被边缘化。就更不用说最近从非洲和其他地区涌入加泰罗尼亚的一波波移民了。但无论是在人际层面、微观层面，还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这种转变都是显著的。2006年至2010年间在任的加泰罗尼亚总统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的加泰罗尼亚语很差，因此经常受到嘲笑。但他确实当上了总统。从2010年起，加泰罗尼亚人开始抗议，要求脱离西班牙其他地区，获得独立。2012年9月，超过150万人在巴塞罗那街头游行，争取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的权利”。横幅上写着“Catalunya, nou estat d’Europa”——当然是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意为“加泰罗尼亚，欧洲的新国家”）。但在那次游行和随后的许多竞选活动中，走在队伍前列的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和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说卡斯蒂利亚语的本地人也和他们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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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马什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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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那次法院判决并不是马什皮部落理事会的末日。他们坚持不懈，并于2007年在印第安事务局（BIA）的一项裁决中成功使联邦承认了他们的部落地位。在《最终决定》（Final Decision，简称FD）中，BIA长篇大论地引述了1970年代的判决，表示与当时的意见相反，现在他们认为文化独特性不是承认其为独立社群的必要标准。在这方面，FD对支持辩方的专家证词作了坦率的评估：这些既不重要，也不现实。这是无关紧要的，是因为BIA规定他们“不要求申请人保持‘文化独特性’才能被划为印第安部落或社区”。因为期待某种文化不发生任何改变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FD尤其表示怀疑，它提到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要想得到法官的赞同并得到陪审团意见的支持）“需要未经改变的文化，包括维持传统宗教和基本完整的社会自治，不受非印地安社会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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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位著名的法律人类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文化与权利的论文，她在论文中指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29一方面，文化总是在变化和流动之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界人士和联合国早就认识到，我们对权利的理解也需要改变、修改和扩大。自1948年那部聚焦个体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国际社会逐渐批准了一系列以儿童、妇女和原住民社群等更具体和明确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宣言和公约。另一方面，尽管有这些不同的认识，但在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决定领域，文化和权利往往像之前一样，仍被视为彼此对立的和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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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BIA关于马什皮的《最终决定》的作者是否读过很多人类学文化理论，但任何人类学教师都会欣喜若狂地看到这样一种驳斥意见，即反对印第安人必须拥有“不变的文化”，才能被承认为一个具有基于群体的权利的独特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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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的意义，对马什皮的社群意识和身份认同来说绝非无关紧要。自它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以来，部落理事会一直把文化放在它对主权和认可的争取活动的中心位置。1993年，一个“语言寻回计划”启动了。它的创始人说：“恢复我们的语言，是修复文化缺失和伤痛的一种方法。能够理解和说这种语言，意味着可以像我们的祖辈前人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看待世界。这只是让我们与我们的人民、地球以及造物主赋予我们的哲学和真理保持联系的一条道路。”302009年，部落理事会设立了一个语言部，以此来“承认语言对于保护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精神福祉的核心作用”。31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语言的本真性意识形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现在也同时认识到，本真性是必须被积极培养的，它无法凭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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