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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阿格拉玛在开罗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个人法院和法特瓦理事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注意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模式。虽然这两个机构都处理人们关于家庭事务的问题，但理事会比法院更受欢迎，形象也更正面。此外，虽然法特瓦中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没有约束力，但与法庭那些正式的、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裁决相比，人们更愿意遵循这些建议。哪怕是在法特瓦违背了寻求建议者的利益或愿望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如果有人不喜欢谢赫提供的一个法特瓦建议，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换另一位谢赫来咨询。但在阿格拉玛的经验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家庭坚持遵循谢赫给出的法特瓦，尽管这让他们在就一些土地的继承问题上与亲戚的激烈争执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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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玛发现的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谢赫在应用伊斯兰教法时的灵活度。谢赫聆听，但他们也问问题。他们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更广泛的情况。他们还试图判断一个人。这位需要法特瓦的人头脑清楚吗？那位需要法特瓦的人真心实意地感到悔恨吗？因此，很可能有两个问题相同的人得到完全不同的建议。在一个案例中，离婚后想要重新和解的夫妇可能被告知他们不能这么做；在另一个案例中，另一对这样的夫妇可能被告知可以复合。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也取决于两个人的行为举止。同一名谢赫自己在不同的时候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有时严厉，有时开玩笑，有时责骂。一切都要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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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灵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处理道德和生活这类枝枝蔓蔓难以说清的问题时，有些时候谢赫会采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阿格拉玛观察到的一个案例中，一个曾两次与同一个女人通奸的年轻人被告知，当他再想这样做时，他应该以“做秘密的事”（即手淫）来代替。这个年轻人大吃一惊，因为手淫是makruh（应受谴责的）。“没错，”谢赫说，“但是通奸是haram（被禁止的），更糟。”22这种建议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谢赫对他们提出的建议负有一定的责任。法特瓦建立了一种关系，以某种方式将谢赫和法特瓦的寻求者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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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玛关于法特瓦的人类学研究涉及人类学记录中更广泛的问题和动态，超过了关于宗教虔诚的范畴。每当我们考虑权威的问题时，我们同时很可能也在考虑伦理问题。法特瓦显然是关于道德的。他们帮助穆斯林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埃及的法特瓦理事会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道德修养之路”。23而个人法庭没有履行这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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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权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与某些组织机构而不是其他组织机构保持一致，为什么某些价值观被认为是首要的或至高无上的。在第九章我将回到道德这一主题；近年来，它已成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不过，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想通过研究人类学记录中的一个近乎神话的案例来探讨上述各点，这是平等主义社会的一个极限实验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唯一的权威往往是没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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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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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不仅因为对血亲和姻亲的兴趣才对易洛魁人的亲属关系进行研究；他还着迷于政治权威如何在母系制度中发挥作用。谁说了算，依据是什么？对于社会进化论者来说，这些都是他们借以计算文化发展阶段的关键问题。在社会进化论失去影响力之后很久，这些问题仍使人类学家着迷。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分支——亲属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我们前文中考虑过的，对中国和埃及的研究也是政治人类学领域的贡献，更具体地说是对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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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人类学家如何理解政治组织和权威方面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都是一个核心参照点。在此之前，当涉及政治组织时，人类学家常常把社会分解为两种类型：“国家”或“无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可能有不同的细分类别。阅读文献时，你会读到“原始国家”、“现代国家”和“复合国家”等等。无国家状态有其自身的多样性。在一部以非洲政治制度为重点的经典著作中，编者们区分了（1）政治权威建立在亲属关系，特别是家系的基础上的社会；（2）那些“政治关系与亲属关系紧密相连，亲属关系结构与政治组织完全融合的社会”。24当今大多数人类学家都避免了“融合”（fusion）的概念，因为它表明存在一种叫作“政治”的东西和一种叫作“亲属关系”的东西，并且它们可以融合在一起。我们从对血统的讨论中知道，亲属关系和政治不是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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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融合在一起，第二种情况中的“无国家”在权威和权力运作的问题上更引人深思；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发现了人类大家庭中最接近平等主义的东西。在一些小规模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我们很难发现权威和歧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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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旺人（Chewong）是马来半岛上的一个规模很小的原住民群体，属于在马来西亚被称为欧瑞阿斯利（Orang Asli）或“原住民”的几个本地群体之一。挪威人类学家西涅·豪厄尔（Signe Howell）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总共与他们一起生活了20个月，共同在热带雨林中谋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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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旺人——或者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朱旺人——是那种即使是在最后现代的、最没有维多利亚时代习气的人类学家心里也能激发出一丝惊奇的社会。[37]在豪厄尔来这里做田野调查之前，没有外来者在他们中间生活过。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除了20世纪30年代驻扎在该地区的英国公园管理员。“人类学家工具包”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被证明对豪厄尔有用——在研究如此偏远的人群时，这种情况倒也并非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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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厄尔的叙述能让我们一窥自己的过去吗？不能。能让我们瞥见未经修饰且纯洁无瑕的人类本性吗？不能。但它确实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学家有时称之为“激进改变”的可能性。朱旺人的生活就像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等级、地位和权威在其中几乎都不存在的生活。社会关系是平等和自主的。26就像艾斯艾赫人不愿在足球比赛中取胜一样，朱旺人刻意避免竞争，如果某个人在某项特定任务上表现得更好——因为体力、灵巧或是其他什么——这一点从来不会得到评价或强调。孩子们不玩竞争性游戏。谈到性和性别角色，虽然他们公认两性之间有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此外，朱旺的神话和宇宙观强调两性平等；在他们的创世神话中，两性同时以同样的方式被创造，男性和女性都参与抚育孩子，父亲由母亲教导如何用母乳喂养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平等观念和平等参与养育儿童的意识体现为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实际上，男性和女性轮流承担养育工作。男性通过在怀孕期间一直和妻子性交来养育孩子。每一次性交都给胎儿提供精液，它在词语的意义上相当于母乳的对应物，被认为是胎儿发育所必需的。然后，在婴儿出生后，就由妇女接管，提供她的母乳。怀孕期间，男性和女性遵守同样的饮食禁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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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旺人来说，就像对其他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一样，等级制度和权威与其说是令人憎恶的，不如说是难以理解的。[38]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之前提到的玛丽莲·斯特拉森那种观点：用我们自己的分类标准以及道德去理解他人时，会有其局限性。权威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朱旺人中间。斯特拉森可能会说“那些妇女的问题”似乎也是如此。如果斯特拉森试图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批评与美拉尼西亚人理解他们自身的“独特本性”之间找到平衡的话，在豪厄尔的研究中，这样的平衡行为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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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第八章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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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次“本地人的观点”这个表述。这无疑是最常见的、关于人类学所追寻的到底是什么的总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悠久的总结，即“本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它关注的不是眼睛，而是大脑。不是人们如何看待事物，而是他们如何思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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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人类学所有的奠基人物都在以某种方式关注理性。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来说，强调思想和头脑可能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持有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就是持有一个意见，具有一种想法，以特定的方式“看待”一些东西。弗朗茨·博厄斯所说的“文化的眼镜”也是这个意思。诚然，感知对他的文化观很重要，但思维和心智能力也是与之相辅相成的概念。他于1911年出版的《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这一点；此外，这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通俗可读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公众知道这部分内容至关重要。投身于思维研究也巩固了那个最接近“人类学教义”的观念：人类的心灵统一性。人类学家从来都不觉得将文化和感官与思维分开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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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们处理思想和认知问题的时候了，我想通过将一些不同的人类学理论线索串联到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线索都涉及“当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并且都抛出了人类学家曾提出过的问题中，最具哲理性和让人挠头的那些。说到理性（reason）时，我们经常会发现的是人类学与一个更令人生畏的r字开头的词——现实（reality）——的暧昧关系。在引入现实概念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它是如何与语言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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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想象两个汽油桶：一个标有“空”的字样，另一个没有。哪个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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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消防安全检查员就发现，在工厂和仓库工作的人往往会认为装满油的油桶更危险，因此在它们周围会格外小心。他们会注意不在这些油桶附近吸烟，对它们轻拿缓放等等。但实际上，空桶更危险，因为空桶里虽然没有汽油，但很可能会保留易燃易爆的汽油蒸气。在“空”桶周围吸烟，你可能会砰的一声被炸飞出去。检查员总结说，问题在于桶的标签。他认为，将它们标记为“空的”，导致工人们只是将他们对这个词通常意义的理解延伸到了这里，用来判断周边的风险水平。“空”在一般语境下意味着“无，没有”，就像我们认为“空枪”和“空洞的威胁”意味着没有危险一样。但是在这里语言让我们的期待落了空，语言犯了一个错误；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如检查员所写：“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对语言所做的分析比语言本身更能反映现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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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检查员名叫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他是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一名优秀员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和业余人类学家。在所有采取人类学路径的语言学研究者中，他可能是将语言、思想和现实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阐述得最清楚的。语言不是我们通往世界的清晰窗口，思想也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而发生的过程。这与我们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不是很相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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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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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不在康涅狄格州各地出差，维护消防安全，沃尔夫就会通过文本研习霍皮语（Hopi）、玛雅象形文字和古阿兹特克语（Aztec）的语法和词汇。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自学成材的语言学家，尽管他也确实受教于博厄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萨丕尔本人在他的领域就是一位先驱。沃尔夫曾在萨丕尔担任教授的耶鲁大学担任过一年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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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在1939年发表的最著名的论文《习惯性思维和行为与语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中提出，我们所说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知和行动的方式。他自他所从事的保险业工作中援引了一系列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沃尔夫的结论远比我们在语言符号（“空桶”）和客观状态（充满易燃气体的桶）的不匹配所导致的人为错误的个别例子中所能得到的要深远得多。这种不匹配本身就可以揭示一些美国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他们将（太多的？）信任给予了书面文字。沃尔夫的意思是，语言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和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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