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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简短的作品中，拉图尔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颠覆了人类科学。《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几乎如同一篇布道，训诫“我们”关于当代西方的失败，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从科学史到亚马孙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从气候变化（即使在1991年，这也是头条新闻）到柏林墙的倒塌，拉图尔通过追溯我们自17世纪开始的、与过去决裂的故事来定义我们是谁。这些决裂不仅是与国内的传统，也包括与国外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故事中，上帝死了（或者至少被从整体图景中划掉了），科学崛起，民主政治占据了主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浮现出来。在这个秩序中，过去混乱、蒙昧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非西方的他者——被抛在了后面，人们开始以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处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关系，但关系双方都坚守各自的阵营，不会因彼此渗入而使得双方难以区分。毕竟，这是我们祖先的失败之处，世界上也还有很多人仍在继续同样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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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认为，这是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但这不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到保持自然和文化的区隔和纯洁性；我们从未完全摆脱魔法的诱惑，坚定地站在科学一面。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现代仪式的顶峰，它脱胎于自由民主和启蒙价值的丰富传统——然而它同样也依赖于文字的神秘力量，这是我们可能也会在印度教仪式中发现的。记住，生意就是生意；这无关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将生意与人际联系完全分开。礼物是礼物，商品是商品，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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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举一个重要的例子，以回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来：宠物。我们养宠物；宠物是动物。然而，你不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或动物行为学家，就知道许多宠物主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宠物主人，当然至少是那些善良而体面的宠物主人——以非常人格化的方式对待它们的动物：给它们起名，与它们交谈，为它们拍照，给它们买东西（玩具、毛衣和保险），疯狂地爱它们，并且当丧钟敲响时深深地哀悼它们。也有一些人，其中大多数碰巧没有宠物（特别是没有狗；狗显然是西方世界最好的宠物），认为这种对待宠物的方式是在公然违反自然——文化的区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将本该专门指向人类的东西（爱意、金钱、时间和社会生活）倾注在非人类之物的身上。但是，如果这些头脑冷静的人在对待狗和其他生物的态度上是现代的，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达不到现代的要求。（也许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医生，或者他们向圣徒祈祷，或者他们厌恶坐飞机，因为它看起来太“不自然”，或者他们只吃自己亲手杀死的动物肉，而不是像他们本应该做的那样，去购买被切割成大块的或者绞碎后再用塑料薄膜包裹起来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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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自然/文化之分下承受着最大压力的并不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吊车尾的人，而是引领现代化浪潮的人。如果你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会自己补袜子，或者拥有一家家族企业，那么你没有完全现代化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医生和道德哲学家也会受到不够现代的感情的影响，正如我们从一项有关器官捐献的人类学研究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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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上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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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是一位医学人类学家，就职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她最初的研究方向是日本传统医学，之后又开始对器官捐献感兴趣。因为她发现在日本关于器官捐赠的辩论走向与在加拿大和美国非常不同。8不同点是在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发生真正的辩论，特别是在医疗技术进步导致“脑死亡”现象日益普遍的前提下。当病人脑死亡时，保持器官继续运转的身体功能往往尚且完好，因此他们的健康器官有可能被采集。另一方面，在日本，洛克注意到不仅有很多人反对器官捐献，而且许多人，包括一些医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拒绝承认应该根据人类是否存有脑功能来判定其是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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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告诉我们，在北美，器官捐献活动和将脑死亡作为人死亡的标志之所以成功树立起来，要归功于早期人们将其宣传为一种终极礼物的努力：“生命的礼物”。[46]虽然这种用词借鉴了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和献祭传统，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还要归功于出现于早期现代时期的认知转变，当时死亡从一个宗教问题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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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从国家政权（如美国、加拿大或英国）的角度看来，死亡是由医生而不是牧师判定的，是医生或医疗机构拥有法定的权力和义务宣布死亡。当然，牧师或宗教人士在葬礼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请记住，葬礼上不会发生任何法律事件。国家不要求你举行葬礼。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场合，葬礼可以由任何人主持；不一定要有一位被授予神职的宗教人物。如果你愿意，可以由你叔叔吉姆来主持，或者由小丑芝宝（Zippo the Clown）主持。这种“死亡的医学化”反过来又鼓励我们将身体视为一具肉体——视作一件物品或多个物品的总和，其中包含可以在其他仍然活着的人的身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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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在这里也很重要，考虑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很多内容，理解大脑作为思维引擎为何对定义人之为人如此重要并不困难。在北美，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由、自主和选择权对人们都很宝贵——是他们“活着”的目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良知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思考、没有意识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能作为自由的能动主体存在，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谈到脑死亡时，我们所用的比喻很能说明问题。脑死亡就是处于一种“持续植物人的状态”。在更日常的语境中，可能有亲戚会告诉你，他们宁可死也不愿做“植物人”。也许你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们在假日晚餐结束后，话题开始转向严肃的生活问题时，或者是在得知社区中有人出了车祸，头部严重受伤之后，与所爱的人讨论的那类事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有思考的能力，有自我感知的能力，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在北美，脑死亡将身体从一种文化的事物转变成了非文化的事物。脑死亡使我们降格进一种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人”存在的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生命的礼物”赠送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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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则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传统。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基于日本文化和世界观对完整性和独特性的长期关注。日本毫无疑问是个现代国家：它是八国集团（G-8）经济体之一，其人口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发展先进——也许比美国或加拿大在科技方面更先进、更创新。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他者（Other），它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与西方相关联的，是被西方影响的结果。那么，有助于解释日本和北美之间的差异的并不仅仅是文化，还有文化政治。在关于脑死亡的辩论中，公众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日本传统”来挑动“你我有别”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正如洛克所指出的，从上面的简短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北美的文化和文化政治也在发挥作用，只是他们的动员更加成功，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些似乎是常识或事实。但是把脑死亡的人看作“活着的尸体”并不是既定的或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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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指出了许多日本人态度中的几种价值取向。她告诉我们，在日本，死亡不被理解为瞬间发生的事情，也不被理解为二元状态之间的铰链——死亡是一个过程。此外，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将认知能力特别拣选为人格的唯一载体；他们认为身体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理解是，个人不是自主的；他们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家庭。在日本，家庭成员甚至家庭中的个人都不愿意把死亡视为纯粹独立的或脱离集体的东西。最后，尽管专业化医学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但医学在日本并没有获得如同它在北美那样的威望和权威。死亡没有被完全医学化，身体也没有被相应地自然化。这使得他们很难将心脏、肝脏或肾脏视为类似于“东西”的事物。洛克甚至发现，一些医务人员弱化了他们做决定的权利。一位医生告诉她说：“我认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死亡时大脑中发生的事情，至少就我而言，只有医生才能理解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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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黎巴嫩关于新生殖技术的争议（第五章），一台呼吸机、一碗冰和一个手术室足以引出关于自然与文化、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的根本性问题。“活的尸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何如拉图尔所说，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具没有死的尸体”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拉图尔称之为“杂合体”[hybird]）。我们对如“死亡”这样在生物学上毫不含糊的、自然的事物刚有了清晰的理解，这个理解就发生了转变。死亡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和伦理学上的新争论，将确保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被重新发明和重新定义。从医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划分是否能够被固定下来是值得怀疑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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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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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对自然概念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他们被赋予的科学权威。科学家当然很受尊敬。英国2015年的一项民调将“医生”列为最受信任的职业；科学家排在第四位，教师和法官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排第五位的是美发师）。11在美国类似的调查中，护士、药剂师和医生排在前三位，高中教师紧跟其后。12请记住医生、护士和药剂师都受过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的训练。很明显，科学是一个饱受美誉、被认为有价值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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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把人类学称为一门科学，事实也是如此。但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有时它被称为“软科学”，与“硬科学”相对）。这意味着它具有较低的社会价值；它的主题是文化和社会事物。在自然科学或硬科学看来，它必然被视为主观性的或诠释性的，或者至少不是客观的。事实上，当今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根本不把自己的研究视为一门科学；许多人觉得和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一起比和生物学家或地质学家一起要更自在。早在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就反对将人类学视为一门科学，他提倡历史学的模式更适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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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像博厄斯这样的人物批评社会进化论者的模式是糟糕的科学。糟糕之处在于：（1）错误地将人类文化当作人类的身体一般来对待；（2）不顾一切地向科学献上简直堪称令人尴尬的赞美，认为科学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答案。社会进化论者试图把方钉塞进圆孔里，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批判意识。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没有放弃科学的模式本身；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对科学的推崇几乎可以和泰勒或赫伯特·斯宾塞比肩。但在20世纪的进程中，人类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对客观性的宣称必须是有条件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宣称显得虚假，因为没有任何关于身体、世界或宇宙运作的知识是可以脱离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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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当今许多物理学家对话，他们不太可能用“客观性”来描述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此而言，许多物理学家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使用现实这个概念。同样，结构工程师、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科学家也常常明白，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或者说，实证知识并不只是凭空涌现并闪耀着光芒的。更何况，我不认识任何人类学家属于卢德派（Luddites）[47]，或是认为青霉素是一种“社会事实”或“文化建构”，或会不穿合适的防护服就去照顾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或是否认双门冰箱和空中旅行的影响力和便利性，或者对气候科学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双门冰箱和乘飞机旅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毫不担心。然而，科学的社会权威也可能导致盲点和奇怪的描述，有时甚至会在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本性等重要问题上产生彻头彻尾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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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命的事实”进行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麻烦之处。1991年，人类学家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生殖的文章，探讨了美国生物教科书如何将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到卵子和精子的生殖角色上。13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惊人案例，说明了有多少性别化的，甚至性别歧视的语言被用来建构对科学记录的理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文化思维能强烈地塑造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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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发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正面的眼光看待男性对生殖的贡献，用负面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生殖的贡献，而不是相反。她发现，标准表述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方面是将卵子发生（oogenesis，卵细胞的产生）描述为“低效的”。有一本教科书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浪费”（wasteful）。在女性的一生中，从她卵巢中产生的大约七百万个卵子生殖细胞中，的确只有四百个或五百个会成为完全成形的卵子并被排出。好的。然而，与精子的产生相比，这个数字只是沧海一粟。据谨慎估计，一个男性一天可能会产生一亿个精子；其一生中将总共产生超过两万亿。然而，这在教科书中从来没有被描述为浪费，或是不正常。如果有谁提到这种情况，也被认为是男性旺盛生殖力的标志。但是，为了方便论证，我们假设每对夫妇平均养育两个孩子，那难道不是应该认为女性比男性少“浪费”了很多东西吗？女性每生产200个卵子，就会生一个孩子，比例是200比1。而对男性来说，这个比率是1万亿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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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描述中的另外一个性别主义之处，与卵子的被动性和精子的主动性有关。根据常规描述，卵子差不多是无所事事的；而精子肩负着“穿透”卵子的“使命”。马丁甚至找到了一本书，其中用下面的话来描述卵子：“一位沉睡的新娘在等待她伴侣富有魔力的吻，这将给她注入灵力，使其具有生命。”14碰巧，这些书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授精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卵子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精子也并不像先前想象得那么“有力”。这个过程开始被理解为构成了某种化学反应，需要同时依赖卵子和精子二者的贡献。然而，马丁发现精子仍然被认为是更活跃的那个伴侣。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发现也只是转移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强调的重点。卵子开始被描述为“捕获”（trapping）精子。可怜的小精子！卵子从亟待拯救的落难少女变成了更像狐狸精或塞壬海妖之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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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还指出，如果之前这些还不够危险的话，在这个微观层次上使用戏剧性的人格化比喻，有可能把我们对人格的理解进一步推向躯体层面。别管大脑和它所引发的关于生命定义的所有争议了。如果将其逻辑推到极致的话，科学教科书的语言暗示，人类学真正的主题应该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让特罗布里恩德岛民见鬼去吧，这种方法把精子也当成了土著。落难的少女。身担重任的男性。“这些刻板印象现在被写入了细胞层面，这是一个强力的举措，让它们看起来如此自然以至于无法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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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胞被证明是属于20世纪的。我们现在的关注点比这更加微观。马丁所描述的整个逻辑最近被顺理成章地投射到基因上，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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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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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绝对核心的元素。它对生物人类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的许多研究方向都特别重要：关于种族、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症）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史的辩论，甚至还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战争的压力如何影响怀孕妇女的基因表现的研究。16然而，对于一些作者，包括一些高调的进化心理学家及其追随者来说，遗传学已经变得类似于一个秘密解码器，这种解码器最终不仅可以解析人类的组成，也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了解了基因，我们就能了解人类。自然孕育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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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人类学家苏珊·麦金农（Susan McKinnon）对这一转变，也就是认为遗传学是一切的关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如她所展示的，它最终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那些作者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人类基因组的秘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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