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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西伯利亚人的基因，来自两个部落谱系，一个是中亚部落，一个是欧亚部落。虽然我们用M45标记推测出了早期中亚大草原上的猎手们的迁徙，但当时当地生活的许多男人的Y-染色体可能没有M45标记，他们很可能有欧亚M9Y-染色体。这是因为，一个新出现的标记，不会立即达到被取代的标记曾占有的比率，比如古老的M9谱系。我们研究所有Y-染色体标记，都在过去的某个点起源于一个男人，所以，在他所在人群的男人总数量中，它最初的速率是1，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基因漂移的作用―基因速率的无序变化是所有人群的特征，它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最早来到南西伯利亚的人群中，有些人携带着中亚人的M45标记，有些携带着更古老的欧亚M9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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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欧亚人沿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欧亚部落的另一些人沿着天山的方向，向东、向北迁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通过“准噶尔裂谷”（成吉思汗正是由此入侵中亚的），进入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移民很有可能沿着大草原公路一直向北，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中国西部大沙漠，他们绕道经过南西伯利亚。我们现在有幸能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这些移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M175，这个标记只能在东亚找到，在西亚和欧洲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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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现在欧亚M9谱系的M175标记，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使用绝对时间检测法，它出现在大约3万5千年前，与朝鲜、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时间相一致。另外还有几个标记也可以追溯到M175(特别是M122,它将在第8章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的东亚，这些有“亲戚关系”的Y-染色体谱系的比率为60%-90%。在前面，我们把含有共同成分的汤放在一起比较，同样的道理，今天生活在兴都库什山和喜玛拉雅山以东的大部分亚洲男人，他们的“配方”里都有M175标记，是它形成了东亚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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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到达东亚时，他们发现这里生活着他们的远亲直立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大约100万年了。杜皮斯所发现的“缺环”在这里也有发现，即“北京人”。但一个令人不解的谜，是在这里没有发现10万年历史的人类化石，在直立人和4万年前到达东亚的现代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断层，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可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比如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直立人化石，它在中国的北方，离北京很近，即使在今天，那个地区在冬天依然很冷。大约在25万年前到15万年前，由于上上个冰川期的作用，中国北部的气候比现在要严酷得多。在周口店没有发现晚于25万年前的化石，说明这一猜测是合理的，那些直立人很有可能被极度的严寒赶走了，或者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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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大约100万年里，生活在东亚的直立人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变化，这也是自然环境稳定的结果。与其他的原始人类相隔较远的距离以及保持相对稳定的气候，使直立人以相对固定的方式生活着，而不是被迫采取变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产生了“大跃进”。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提出了“地区连续性”的进化模式，否认东亚的智人起源于非洲，认为他们是由当地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但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交融的现象—如果有，他们生活在4万年前的后代不可能逃过考古学家的眼睛。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证据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了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且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杜波斯的“人猿”走人了进化的死胡同，他们完全被现代人替代了。如果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那么它会是一个简单朴实的故事。但事实上，生活从来就没有简单过。在一些东亚的人群中，海上移民的谱系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复杂的状况。在蒙古，海上移民谱系出现的频率是50%，在亚洲东北部，这一谱系的存在也很普遍。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谜底很有可能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的海上移民，在几千年内逐渐向内陆迁徙，南部的M130染色体比北部的古老，也证明了这一推测的可能性。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海上移民遇到了欧亚部落的后代，东亚人口中同时存在的欧亚谱系和海上移民谱系，证明他们之间发生过较大范围的部落融合。从基因图谱中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像一双“钳子”或“筷子”，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走的是北方路线，他们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由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进入东亚，而走南方路线的海上移民部落，他们迁徙的时间比欧亚部落要早，约在5万年前。今天东亚存在的谱系证明了古老的南-北区别。路卡•卡瓦利-斯福扎曾和中国同行合作，对东亚人数十个非Y-染色体多态性进行了检测，他们发现中国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之中，比如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多地是地理上的，而不是民族上的。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后代，几万年前两个部落从不同方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人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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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的中东部落来到了这块大陆的最东边，在旅途中出现的新的标记，形成了广泛分布的欧亚部落、印度部落和中亚部落。和今天一样，中亚的山脉在4万年前的迁徙中是一大障碍，它们对当时的迁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艰难历程表明，现代人要进入欧洲还要绕更大的圈子。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现代欧洲人的配方里，含有众多的成分证明他们是中东部落的直系后代。下面，我们就开始追踪最早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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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 第7章 石中之血Bloodfroma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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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翁放出鸟，让它们去刺穿黎明的墙。有一只鸟啄开了一个洞，因此太阳的光第一次照封在大地上。在清晨的光芒里，他在地面上撒下海豹的骨头，这些骨头就现出人的形状：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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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科奇人“创世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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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时，我和我以后的妻子住在旧金山，我们每天往来于旧金山和斯坦福。选择每天长途跋涉，是因为我们愿意住在城市，这里充满了形形色色流动的人群。我们住在瑞特蒙德区，那儿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莱特街上中国商店鳞次栉比。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为了打发时间，我总是一路听着广播。199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当时我正行驶在25号公路上，当我听到播报的一条新闻时，差点和迎面开来的一辆巴士撞在一起。我在路边把车停下来，一字一句地听完了那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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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新闻报道的是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慕尼黑大学的史旺特•帕博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刚刚发表了第一个尼安德特人DNA排列顺序！这项成果无异于人类学研究中的“圣杯”，通过它，我们便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以回答那个最古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是尼安德特人，还是某个入侵而来并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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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安德特人的化石是1856年在尼安德谷中被发现的，是最早被发现的原始人类的祖先。尽管人们最初只是勉强接受了人类进化的理论，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因研究，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假如线粒体DNA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非洲的共同祖先，那么出现于2万5千年前的欧洲人怎么会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呢？对此人类学家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如密歇根大学的迈尔福特•伍博夫坚持认为DNA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欧洲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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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章中我们看到，从正在生活的人群之中进行取样、收集数据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推测，这种研究方法惟一的问题，是在研究中需要应用一些理论，以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DNA的顺序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理论，尽管有一代一代人的基因积累和进化现象的支持，但理论毕竟只是理论，我们永远不能让时间倒流，返回到过去以验证这些推断是否完全是真实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研究早已逝去的祖先的DNA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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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旺特•帕博是远古DNA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和他的伯克利、慕尼黑的同事们（包括因线粒体“夏娃”的研究获得声望的阿兰•威尔逊）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检测远古遗骸的DNA使时间倒流―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他们尝试建立一部DNA的时间机器，通过它找到我们的直系祖先。一开始研究者只是检测埃及木乃伊的DNA，很快，人们开始尝试检测几百万年前的化石。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侏罗纪公园》正是在这个领域里的过分想像―从唬拍中的吸血昆虫体内都能提取出完美无缺的恐龙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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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提取出几千万年前的DNA，但如果现代DNA对样本的污染程度很低，有时从年代较近的样品中，比如一些在几万年里得到相对完美地保存的样品中提取DNA也是可能的，如冰冻的猛玛象的尸体、在高山、沙漠中发现的木乃伊等。即便如此，这一研究也只局限于线粒体DNA。进行这种研究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生命的死亡，分子也随之分解，一个细胞分解为大量的细胞，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有一个细胞依然会存活下来，由此可以想像从这样的分子中提取DNA有多么困难。但是，当那个从某个片断中成功提取出的DNA，开始真实地用第一人称向我们讲述古老的故事时，所有艰辛的工作都是值得的。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帕博和他的慕尼黑小组就如何选择和提取DNA建立了一套可信赖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专家。慕尼黑小组的成就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差点在旧金山开车与巴士相撞。他们选择的样品是最早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骨头，在慕尼黑小组抚摸它们之前，这些尼安德特人的骨头在波恩的博物馆陈放了近140年。帕博抓住了机会，他的研究生迈撒斯•克林斯的博士论文含有关于DNA分析方面的内容。在一年多冗长乏味的时间里，克林斯在对错之间反复摸索着，最后他终于提取到了足够的线粒体DNA，可以组成一个105基对的顺序。当他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时，他所看到的景象是非同寻常的。克林斯这样写下他眼中4万年前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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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一个时，我能够认出它的替补（DNA顺序变化）。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奋背阵阵发凉。在一个区域里有8个替补，而大多数区域通常有3-4个。“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排列。”我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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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单独的骨碎片中提取成分，经过艰辛的复制，又在不同大陆的实验室对结果进行了验证（确保试验结果不是慕尼黑实验室里的污染物引起的），最后，克林斯确定他得出的排列顺序是真实可靠的。通过多次重复这一程序，他最终从化石中得到了327基对的线粒体DNA顺序，足以在统计学上就进化演变做出意义重大的评估。得出的顺序很显然与现代人的线粒体DNA不同，而且也不同于猿类的，但表明它来自一个50万年前与现代人拥有共同祖先的原始人。这个时间，与研究原始人群迁徙的古人类学家所预设的时间相一致，它证明了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且尼安德特人随后被“智人”取代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之间发生了融合。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得出的线粒体的排列顺序，没有一个与克林斯得出的顺序相联系，在人类所有发现的基因变异中，没有一个能够上溯到尼安德特人，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直系祖先。在欧洲其他两地，也对尼安德特人的化石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表明尼安德特人彼此常是近亲，但与现代人的血源关系非常遥远。基因数据中得出的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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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对1万2千个亚洲人Y-染色体的研究，现在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终于可以为多元起源学说盖棺定论了。很清楚，在过去的5万年间，走出了非洲的现代人取代了我们的原始远亲。尽管依然有少数人类学家坚持人类进化的多元起源论，但他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现代分子生物学最终将卡尔顿•库恩的幽灵埋进了历史深处。现在，你可能正在想是谁代替了尼安德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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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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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两个法国少年不顾教区牧师的忠告，又一次走进卡伯瑞兹的一个山洞（从图卢兹向东北方向驱车两个小时）。1920年，牧师曾带着他们进入了这个洞，这一次他们打算把它走遍。他们发现这里的一切非同凡响，里面的壁画向他们展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山洞后来被命名为派许摩尔洞，被法国古洞窟艺术专家安博•哈瑞•勃鲁威尔赞誉为那个地区的“西斯廷教堂”。勃鲁威尔对法国的十几个山洞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揭示了3万年前的丰富的艺术传统，并以独特的笔触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欧洲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山洞壁画中的形象，与欧洲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一样，虽然很抽象，但表达了明确的概念。乔万特山洞壁画经推测距今有3万2千年的历史，它是法国境内最古老的艺术。最近，在靠近意大利北部维罗纳的弗曼尼山洞发现的壁画，距今约有3万5千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壁画。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复杂主题和创作能力，与此前在欧洲的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仿佛是最早的欧洲人留给我们的时间舱。这些真实的特写，尘封在不为人知的山洞深处，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它们才渐渐被人发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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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居住在山洞中的欧洲人是天才的艺术家，他们的文化与尼安德特人的显然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切标志着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欧洲的开始，预示着现代人将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壮大。面对他们遗留的不同工具，从这些充满艺术性的创造物中，我们能够依稀看到工具制造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想像的力量。但是派许摩尔、乔万特、弗曼尼山洞壁画的作者们，这些最早的欧洲艺术家是西欧人的祖先吗？为什么他们在3万5千年前突然出现在这个地区？我们仍然要从基因数据中解开这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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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看到，当时中东在地理位置上与欧洲最接近，但中东部落的基因在现代欧洲人的基因中留下的印记十分有限。M89形成的Y-染色体谱系，4万5千年前是中东的主要谱系，但它在西欧的分布并不普遍。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从中东进入欧洲看起来是如此容易，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了大约1万年后，现代人才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决定入侵西欧呢？要解开这个谜，回答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人从何而来，我们需要检测西欧人的基因标记，找出它们什么时候出现以及来自哪一支欧亚谱系。在第5章一开始，我说过我的Y-染色体来自于M173，很显然这一标记并非独我所有，事实上，在整个西欧它出现的频率很高。有趣的是，在西班牙和爱尔兰，也就是说在最西部，它出现的频率最高，在男性人口中超过90%。因此，M173是西欧的主要标记，大多数男人属于这个谱系。这样高的频率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大多数的西欧男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第二，这个谱系的兴起意味着另一个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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