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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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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现代区分语言的方法，但他在那时已经注意到，在谱系和语言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他在书中写道“假如我们有一本完美详实的人类家谱，那么从人类种族的谱系关系之中，我们可以对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做出最精确的分类。”卡瓦利-斯福扎说过，当他1988年对基因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达尔文的这个假设的价值，后来，受到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同事的启发，他才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许，认识到语言能反映人群彼此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每一人都是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到语言，因此至少在我们能看到的时间段内，语言可以被视为基因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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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追溯更久远的过去，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语言之间有没有更深的联系，它们是否可以被包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语言的“亚当”和“夏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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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章里我们已经认识了约瑟夫•格林伯格，他相信在语言之间，肯定存在着更深层的联系。1963年他出版了《非洲语言》，在书中他将百余种非洲的语言归类到4个显著的大语系之中，他的这个研究使他在语言界声名远扬。早期对语言进行深入分类的尝试，现在已经被语言学界广泛接受了，这一成功鼓舞了格林伯格，他开始更深人地研究语言之间的广泛关系，特别是欧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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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发现，许多语言，包括印欧语系内的分支语言，它们彼此具有共同的结构成分，这些显著的共同之处不可能是因为巧合。对非专业人员来说，这些共性是微不足道的（如名词的复数形式，加后缀-k或者加-t)，但对语言学家来说，它们意义重大。莫瑞特•容贺伦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起源》中阐述，他在格林伯格所定义的大欧亚语系中，找到了许多分支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他把这样一个大语系称为“乡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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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个语言大系，我们会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在为印欧语言寻根时，我们找到了考古和基因方面的证据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还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吗？很不幸，回答是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分支众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口几乎贯穿整个欧亚大陆。因为这个大语系可能具有2万年以上的历史，如此古老、分布广阔的语言，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性不可能清晰易见，而且在这里惟一能给我们提供帮助的Y-染色体标记只有M9，但是在另一个欧亚大语系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人口中，同样能找到这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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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语”的第一个分支是美洲的纳-德内语系（如纳瓦霍语）以及中国汉族与藏族的汉藏语系。现在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在这两大语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否具有更深人的联系目前还无定论。因为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范畴正像它的名字所显示的，包括高加索语，也包括巴斯克语和布鲁沙斯基语，我们可以想像，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到落基山脉，说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人群星星点点、各自独立地分布于欧亚大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的差异极大。因此，美国语言学家约翰•贝斯通在德内-高加索语系中分出了一个亚语系，它包括巴斯克语、高加索语、布鲁沙斯基语和已经灭绝的闪族语。它与我们假设的“地中海语系”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关于这一语系在过去的1万年里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从基因数据中找到证据，它很可能与农业扩展联系在一起。尤其有意义的是，它包括闪族语在内，因为这个语言代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无论是谱系还是文化，它和起源于“肥沃的新月”的农业文明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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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因数据证实，在西方，德内一高加索语系的使用人群之间有相互联系，和说东方语言的人群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汉藏语系和德内一高加索语系各自有独立的基因联系。在我们追溯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移民时，M130曾经指引着我们的方向，现在它又出现了，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M130存在于包括中国人的东亚人群中，这表明东南亚的人群曾向北扩展。有趣的是，在北美讲纳-德内语的人群中，也能找到这个标记，但是在同样使用纳-德内语的南方人群里，却找不到它的踪影。这表明在东亚人群和北美的一些部落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基因联系，这一联系发生在距今1万到5千年之间，那时第二次移民浪潮涌上了美洲。在这里，基因证实了谱系间的联系，告诉我们两个人群大致分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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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万年前就己经分离的语言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一成果激发了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开始走得更远，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即世界上所有语言有一个共同起源。莫瑞特•容贺伦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相信德内-高加索语是现代人出非洲时所使用的语言，而随后的欧亚语是从中东呈放射状扩展开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假说模式找不到基因证据，这有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传播带动了语言的扩展，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基因流人的痕迹，这种现象的确发生在一些印欧语的分支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欧亚语和德内-高加索语并不真的存在，研究者只是收集到了一些具有不规律的类似性的语言。或者，在语系之中存在着语言的子集，特别是在能找到基因证据的语系之间（如汉藏语和纳-德内语），虽然这些语言表面上彼此不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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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人类的语言正是在人类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它起源于非洲，随后扩散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做出这一判断，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具有普遍性，而且语言在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印欧语等已经被确定的大语系在较短时间里的变化，从中可以类推出人类所有的语言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语言起源的信号―如果有的话―都已经湮灭了，留给我们的，只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巴别塔”。同样，在过去的500年里，英语也在不同的方言里不断变化着，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所有的语言中。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它们会完全失去最初的形式。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还不清楚，尽管容贺伦等语言学家声称他们能够在2万年的时间段里发现语言的相似性，一些语言学家认为6000年的时间足以使一种语言变得面目全非。寻找语言的“亚当”和“夏娃”，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随后基因数据也加人到了论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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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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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传播中，语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扩散或改变。不幸的是，在考古学的领域里，从人群的迁徙之中寻找文化变化轨迹的研究已经过时了，现当代的考古学家关注于本土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或本土文化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只有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论者才会为一种文化寻根。但是，从基因数据中显示出，在有些情况下，文化的确是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扩散的。如果基因变化图谱和文化传播图谱相一致，像在德内-高加索语系中出现的情形，那么很有可能，有些文化是随迁徙的人群得以传播的。相反，文化传播也可以完全不依赖人群迁徙，农业扩展到欧洲西北部的过程，正是一种纯粹文化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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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遗传学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是受到限制的，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叙述历史时，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和语言的帮助，事实上我们最独特的贡献是追踪谱系的发展形成，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为人类的迁徙提供证据，比如M17和游牧文化的传播，同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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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圣经》记载．亚当和他的子孙本来说的是一种语言当他们打算造一座塔直通天穹时．上帝便下来把他们的语言搞乱．使他们彼此都无法文流．这座塔于是被命名为巴别塔也可以据此反驳一些文化传播的假说。研究文化，语言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它有文字记录；即使没有，也可以通过系统的研究找出语言之间的彼此关系。大部分语言都具有书面语言，少数口头语言的精确性程度还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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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中期，种族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它认为世界各地人们肤色的不同，是由于根本的生物性不同所决定的。这正是卡尔顿•库恩所坚持的观点，据此他把人类划分为几个相对没有联系的人种。正如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早期对人种的划分中，种族的定义中包含着许多文化上的歧视。比如列沃斯这样描述美洲的“亚种”土著人：“顽固、自满、散漫，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红线’”。很显然，这一描述不是以人类的生物性为基础的，否则，今天所有的美洲原居民都会感到他们的脸上画着遗传“红线”。混淆种族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尤其是在优生学的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找到了什么样的“科学根据”。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有些情形下，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也许那些已经作古的优生学家们，会遗憾他们当时没有基因的武器来证明种族差异。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只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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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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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邦人生活在泰国北方和缅甸，他们没有邻居巴东人那样著名，因为巴东人有一个极其独特的习俗―用黄铜圈把脖子神得又细又长，但对人类学家来说，他们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民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截然不同。在世界各地，70%以上的社会实行从父居制，在这样的社会模式里，财富由男性控制，继承权是在男性血亲之间传递的。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后，妻子要跟随丈夫生活，在丈夫的家族里获得新的身份。在欧洲，妻子婚后改随夫姓的习俗，正是从父居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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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居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男性保持稳定，而女性要加入新的家庭或部落。这似乎与人的本性相反，比起女人，男人难道不是更愿意过动荡的生活吗？但这就是大多数社会的规则。而克伦邦人的习俗恰恰相反，在这里，控制财富的是女人，有继承权的是女儿，男女婚后，男人会住进女人的村子，为她们耕田种地。人类学家称这种社会模式为从母居，即女性保持稳定而男性迁居。这一社会模式仿佛一部有趣的机器，它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文化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影响。就像一个有预谋的实验，它为我们提供了与大多数社会模式相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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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有关人类迁徙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工具是Y-染色体。这是因为，比起其他的基因标记，人群与人群之间Y在频率上的区别更明显。正如迪克•莱文廷在研究中发现的，人类的大多数基因的多样性是共有的，只有10%-15%的多样性可以用来区分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但对Y来说，用以区分不同的多样性为30%-40%。多样性越多，提供的信息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通过Y，我们得以描述人类迁徙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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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用Y来研究人类的彼此关系时，反复多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它把一群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联系起来。要知道，用极少的几个DNA多态性，就能够不可思议地回答出一些人类迁徙的地理问题。你可以这样想像，人类的基因就像是一个“回答20个问题”的游戏，大多数遗传系统，包括血型和线粒体DNA，它们需要问上20个问题才能得到一个大致粗略的答案，比如得知一个人来自哪个大陆等。但对Y-染色体，它只需要问几个问题，就能分辨出那个人来自次大陆的哪个地区。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Y-染色体是一个地方化的谱系，它可以用来定义人们来自哪一个特别的区域，是一个研究人类迁徙完美工具。但是它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呢？要解释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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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马克•希尔斯坦德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解读Y之谜的论文，他此后成为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和迪克•莱文廷的研究生。他研究了14个非洲人群的Y-染色体标记，发现有一小部分基因变异，在对人群进行区分时，它比其他的基因标记突出得多。在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被地理距离分开的人群之间，Y-染色体频率的变化比线粒体DNA等其他遗传系统都要高。希尔斯坦德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女人比男人的流动性大，把她们的线粒体谱系分散到了邻近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相似的mtDNA分布图谱。同时，由于男人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他们的Y-染色体在不同的人群中各自独立，向下繁衍。对这一发现，卡瓦利-斯福扎风趣地用妙语评价为：“威尔第写过‘女人善变’，看来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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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斯坦德的论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吸引了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似乎一夜之间，它要颠覆男人是好色游荡之徒的古老观念，男人的角色是固守一地，而不是四处游荡。但是，事实上它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即女性在形成一个群体中的作用较小。在一个从父居的社会里，你的母亲是谁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在家庭和部落中的从属关系、你的继承权都取决于你的父亲。希尔斯坦德所发现的，是文化对人类基因变异图谱有着重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一个地区如何处理婚姻和财富，经过数百代的累积后，在男性或女性一方，便会产生重大的基因变异图谱的不同。印度的种姓世袭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证据，这里Y-染色体的频率差异比mtDNA高出得更多，表明女人能够在种姓之间移动，而男性完全被限制在种姓划定的界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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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检验希尔斯坦德的理论的，是对从母居的社会的基因模式进行研究，看是否能得到与从父居社会相反的模式，即Y-谱系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而mtDNA的差异频率较高。2001年，马克•斯通基与同事发表了对克伦邦人的研究论文，同时他们也研究了与克伦邦人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从父居部落，他们的研究结果，为希尔斯坦德的理论提供了证据，证明在大多数从父居的社会，会产生以地理区域为界的Y-染色体变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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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证实了Y-染色体谱系的地方化，它同时解开了另一个奇怪的谜，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我们的共同祖先Y-染色体“亚当”，比mtDNA“夏娃”要年轻的多，难道“亚当”从未见过他的“夏娃”？从父居可以解释在两个人群之间，为什么Y-染色体是最容易将他们区别开的基因系统，但是它无法回答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出现的时间不一致。事实上，地球上每一个人群的Y-谱系，都能回溯到一个大约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共同祖先“亚当”。但是，研究那些谱系发展保持着清晰脉络的人群，他们的基因历史回溯到非洲时，很快，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基因显示非洲“亚当”在非洲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千年，之后就离开了那块大陆。该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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