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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家族而言，亨廷顿基因的突变发生率似乎会更高一些。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的CAG的重复次数恰好低于临界值（比如说，在29到35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数值越过临界值，与其他具有相似重复次数的人相比，要容易得多。原因很简单，与基因序列的碱基组成有关。对比下面这两个人：一个人有35次CAG重复，后面跟着一堆CCA和CCG。如果复制DNA的机器滑了一下，多加了一个额外的CAG，则重复次数就加了一次。另一个人有35次CAG重复，接着是一个CAA，然后是两个CAG。如果复制DNA的机器滑了一下，把CAA误读成了CAG，其结果就是多重复了三次，而非一次。因为后面已经有两个CAG在那里等着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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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有关亨廷顿蛋白基因中CAG这个词的细节，好像有些跑题。不过，仔细想想，这些知识在5年前几乎都不为人所知。那时，亨廷顿基因还未被发现，CAG重复序列尚未被鉴定出来，亨廷顿蛋白还是个未知物。没人猜到它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会有所关联，对于突变率和突变原因更是完全不了解，也没人能解释父亲的年龄为何会对孩子的症状有影响。从1872年到1993年，人们对亨廷顿氏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遗传性的。从那时起，有关亨廷顿舞蹈症的信息爆炸式地出现了。相关信息太多，以至于需要在图书馆里泡上好几天才能一窥究竟。自1993年以来，有将近100位科学家发表了有关亨廷顿基因的研究论文，并且都是关于一个基因的（是人类基因组中6万到8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如果你仍然需要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53年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那亨廷顿的故事怎么也该说服你了吧。基因组学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信息太过丰富，如果说生物学的其他分支开辟的是一条小溪，那么基因组学所给予的，就是整条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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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一例亨廷顿舞蹈症得以被治愈。我所讲的这些值得大书特书的知识甚至都没有对这种病的治疗提供任何建议。如果说这些知识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CAG这个无情的简单重复令那些寻求治疗的人感到愈发地无望。大脑中有1000亿个细胞，要怎样做才能把每个亨廷顿基因的CAG重复序列都缩短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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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韦克斯勒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在马拉开波湖畔住着一位妇女。有一天她来到韦克斯勒的小屋做检查，以查看自己是否罹患此病。她看起来身体很好，但韦克斯勒知道，早在病人自己发现症状之前很久，通过某些检查就可以发现亨廷顿舞蹈症的细微征兆。果然，这个女人表现出了这样的前兆。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当医生做完检查后，她反复地问医生结果如何。她得这种病了吗？医生反问她：“你觉得怎么样？”她觉得自己没事。医生没有告诉她真正的检查结果，只是提到在给出诊断之前需要更好地了解患者。这个女人一离开房间，她的朋友就冲了进来，近乎歇斯底里地问医生：你们跟她说了什么？医生们复述了他们所说的话。“感谢上帝。”这位朋友说。她解释道：这位女士曾对朋友说，她会询问诊断结果。如果患了亨廷顿舞蹈症，就会立马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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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着实令人感到不安。首先，这不过是个虚假的圆满结局而已。那个女人确实带有突变，无论是主动处置还是等待召唤，她已被判了死刑。即便专家们善言相待，她仍无法逃脱厄运。当然，她有权选择如何面对她患病这个事实。可是，如果她想据此采取行动、选择自杀，医生就有权隐瞒真相吗？然而，医生没有告知真相，也算是做了“正确的事”。对于一个病人，最痛苦的不是得到一份致命疾病的检测结果，而是明知道自己有病，却无药可医。医生与其例行公事般直截了当地告知病人检查结果，倒不如说一个善意的谎言，让人觉得自己没事。假设这个女人还能有5年毫不知情的幸福日子，又何必告诉她，令她惶惶不可终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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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目睹自己的母亲死于亨廷顿舞蹈症，她就会知道自己有50%的机会得这种疾病。但这是不对的，不是吗？对于个体而言，得病的机会不是50%。她要么是100%患病，要么就是处于零风险，这两者的概率是相等的。因此，基因检测所能做的就是揭示风险，并告诉她，表面上的50%对她而言，实际上是100%，还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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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韦克斯勒担心科学正扮演着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角色。提瑞西阿斯是一位底比斯（Thebes）的盲人先知，他因为无意中看到了雅典娜在洗澡，而被刺瞎双眼。后来雅典娜后悔了，却无法恢复他的视力，便给了他预知未来的能力。然而，看到未来却是一种悲惨命运的开始，因为他可以看到未来，却无法改变未来。提瑞西阿斯对俄狄浦斯（Oedipus）说：“具有智慧，却无法从中获益，这不过只是一种悲哀罢了。”或者用南希·韦克斯勒的话来说，“如果无法改变命运，你还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吗？”自1986年以来，许多有可能患上亨廷顿舞蹈症的人本可以通过检测来确定自己是否携带有致病突变，但他们却选择了置之不理。只有大约20%的人选择去做检测。奇怪的是，不做检查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3倍。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男人更关心他们自己，而非他们的后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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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有患病风险的人选择去做检测，其中所涉及的伦理也是错综复杂的。如果家庭里的一名成员接受了检测，实际上便是给整个家庭里的人做检测。要知道，很多父母都是为了孩子才勉强去做检测的。而且，即便是在教科书和医学知识宣传册上，对亨廷顿舞蹈症的误解也比比皆是。有的会告诉携带有致病突变的父母：你的孩子中或有一半会患病。但这是不对的，应该说每个孩子有50%的概率会得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检测结果的告知方式，也要极为注意。心理学家发现，相比告知有1/4的概率会生下患病的孩子，当人们被告知他们有3/4的机会生下一个不患病的孩子时，感觉会更好。尽管两种表述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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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舞蹈症是遗传学里的一个极端例子。它是纯粹的宿命论，完全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好的生活方式、优良的药物、健康的饮食、相亲相爱的家庭或大笔的财富，都于事无补。命运只取决于你的基因。就像纯粹的奥古斯丁会会士所宣称的那样，你上天堂是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你的善行。它提醒我们，基因组这部浩瀚巨著，或会告诉我们有关自身的悲观一面，让我们学到一些关于命运的知识。并非那种我们可以改变的命运，而是像提瑞西阿斯那样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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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希·韦克斯勒之所以痴迷于寻找这种基因，是因为她希望在找到该基因后对其进行修复，从而让疾病得以治愈。毫无疑问，相较10年前，她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写道，“尽管目前只能预测而无法预防，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前路漫漫……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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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韦克斯勒自己呢？20世纪80年代末，她和姐姐艾丽斯与父亲米尔顿多次坐在一起，商量是否应该去做检测。几次争辩都剑拔弩张，没有定论。米尔顿反对去做这项检测，因为检测结果并不是100%的准确，仍有误诊的可能。南希原本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做检测的，但在这种可能患病的现实面前，她的决心一点点消失殆尽了。艾丽斯将这些讨论记录在了一本日记里，后来汇编成了一本名为《命运的筹划》的书，以示反省。最终，两姐妹都没有去做检测。如今，南希的年龄和她母亲被确诊时相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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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exler, N. (1992). Clairvoyance and caution: repercussions from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In The code of codes (ed. D. Kevles and L.Hood), pp. 211-4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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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5号染色体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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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如芒，浮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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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珍珠，深潜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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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爱》（约翰·德莱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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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们，是时候给你们泼盆凉水了——此书的作者一直在误导你。他反复使用“简单”这个词，唠叨着遗传学的本质是多么的简单。他说，“基因只不过是一种用简洁语言写就的一句散文”，且为自己这个比喻而感到洋洋得意。3号染色体上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基因，一旦被破坏，便会导致尿黑酸尿症。此外，在4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如果被延长，就会导致亨廷顿舞蹈症。你要么带有突变并罹患某种遗传病，要么没有突变健健康康，无须东拉西扯，也用不着统计数据，胡编乱造更显多余。遗传是数字化的，全是微粒遗传：你的这颗豌豆要么是皱粒的，要么是圆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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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误导了。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是有着微妙差异，需要定语修饰，视情况而定的。孟德尔遗传学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中的遗传现象，基本相当于运用欧几里得几何学去理解橡树的形状。除非你非常不幸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重型遗传疾病——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不幸，否则基因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是渐进的、局部的，而且还得考虑到其他因素混在一起所发挥的作用。你不会像孟德尔的那些豌豆一样，要么人高马大，要么体型矮小，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你的皮肤也不会像豌豆那样，要么皱纹要么光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并不奇怪，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把水想象成是由许多被称为原子的小球所组成的，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如若把人体当成是一个个孤立的基因所组成的产物，也是不对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基因之间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在你的脸上可以看到你父亲的样子，但也有些你母亲的影子，而且你又和姐姐长得不一样。你自己的长相有其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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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讨论多效性和多元论。你的外貌并不是由一个“外貌”基因所决定的，而是受到多个“外貌”基因和非遗传因素，尤其是时尚潮流和自由意志的影响。如果想要构建一幅比先前章节更为复杂、细致的“灰色”画面，一睹基因真容，那么5号染色体会是个好的选择。但我不会讲得太深，得一步步来，所以我先讲讲这种疾病，尽管它的病因尚不明确，也绝非“遗传”病。号称“哮喘基因”的几个主要候选基因就位于5号染色体。提起这些基因，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专业术语——基因的多效性，它是指多个基因的多种影响。研究表明，很难简单地把哮喘的发病原因归结到基因身上，毕竟个体差异很大。几乎所有人都得过哮喘，或对其他某些物质过敏，只是发生的时期有所不同。至于人为什么会得哮喘，为什么会过敏，众说纷纭。与此同时，一个人的政治观念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科学观。那些负责治理污染的人，倾向把哮喘患者的增多归结为污染；那些认为人类变得太过娇弱的人，把哮喘归结为集中供暖和全覆盖式的地毯；那些不信任义务教育的人则把哮喘归结为孩子在学校操场得了感冒；那些不爱洗手的人则将它归结为过度清洁。换句话说，哮喘更像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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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哮喘只不过是诸多“特异反应性”中的一种，大多数哮喘患者也对其他某些东西过敏。哮喘、湿疹、过敏和过敏反应，都属同一种综合征，都是由体内的一种“肥大”细胞所引起的，而这种细胞受一种名为免疫球蛋白E的分子所激活和触发。每10个人中就有1个会出现某种过敏，不同的人症状不同。有些人对花粉过敏，只是感到些许不适；有些人是因蜂蜇或误食花生而引发过敏，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如果能找到导致哮喘增加的根源所在，也必定能解释其他的特异反应性。对花生严重过敏的孩子，如果长大之后这种过敏症状逐渐消失了，那么他们得哮喘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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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每一种关于哮喘的说法都会受到质疑，也包括“哮喘患者越来越多”这个说法。有一项研究表明，过去10年间，哮喘发病率增长了60%，患者死亡率增加了2倍，花生过敏者增加了70%。几个月后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同样言之凿凿地说，哮喘患者的增加只是个假象。随着人们对哮喘更为了解，他们更愿意一出现轻微症状就去看医生，而医生也更愿意把曾视作感冒的案例诊断为哮喘。在19世纪70年代，阿曼德·特鲁索（Armand Trousseau）在他的《临床医学》一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来谈哮喘。书中描述了一对孪生兄弟，他们住在马赛和其他地方时，患有很严重的哮喘，但搬到土伦（Toulon）之后，竟然不治自愈了。他觉得这很奇怪。特鲁索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谈哮喘，可见哮喘在当时并不罕见。不过，经过综合考虑可以得出，哮喘和过敏的情况正在日趋严重，究其原因，就是两个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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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什么样的污染呢？我们大多数人吸入的烟雾量要远少于我们的先祖——他们用木柴生火，烟囱又简陋。因此，一般的烟雾似乎不太可能是导致哮喘增加的原因。一些现代的合成化学物质会导致哮喘发作，且症状危急。这些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物质被装在油罐车里在乡间运来运去，有时会泄漏到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诸如异氰酸盐、1,2,4-苯三酸酐和邻苯二甲酸酐这样的化学物质，都是新的污染物，或会引发哮喘。如果一辆运输异氰酸盐的车在美国某个地方发生了泄漏，当时在现场疏导交通的警察终生都将饱受严重哮喘之苦。然而，就化学物质来说，大剂量地短暂接触，与日常生活中的少量接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小剂量接触会引发哮喘。事实上，社区里的有些人，从未接触过这些化学物质，也一样会得哮喘。那些从事传统工作的人，尽管技术含量低，同样可能会患上职业性哮喘，比如马夫、咖啡烘焙师、理发师和金属研磨工。职业性哮喘的已知病因有25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诱因，是不起眼的尘螨粪便，占比近乎一半。这种生物和我们一样，喜欢在有集中供暖的室内过冬，以我们的地毯和被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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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肺脏协会给出的哮喘诱因清单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花粉、羽毛、霉菌、食物、感冒、紧张情绪、剧烈运动、冷空气、塑料、金属蒸气、木材、汽车尾气、吸烟、油漆、喷雾剂、阿司匹林、心脏病药物。甚至还有一种型别的哮喘，其诱因是睡眠。任何人都能在这个清单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依据。例如，有人认为哮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病，因为它会在一些刚刚城市化的地方突然出现。位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金马（Jimma），是一个在过去10年中迅速崛起的小城市，而住在那里的人们也已有10年的哮喘病史。然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的确，市中心通常受汽车尾气和臭氧污染更为严重，不过卫生条件也要相对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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