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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建立假说，再通过实证和反证来进行检验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学的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遗传决定论者及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决定论者，都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偏向性选择一些实证证据，而对本应积极进行的反证漠不关心或视而不见。这些专家竟比外行人还不着调，实在是令人惊愕。一直以来，普通人都知道后天的教育同与生俱来的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智商发展同样重要，可是专家们却持荒谬立场，走向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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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它或许是指思维速度、推理能力、记忆力、词汇量、心算能力、精神力量，又或许只是一个人对智商追求的渴望，以表明自身足够聪明。聪明人在某些事上会显得过于愚钝，如缺乏常识、处世呆板、走路不避灯柱等。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能在一瞬间判断出传球的最佳时机和方式，来一记妙传，虽然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很差。要知道，音乐、流利的语言，甚至是理解他人思想的能力，很难兼备。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力证多元智商理论，认为人的智商是多元化的。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人的智商从本质上可分为三类，即分析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分析能力是指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处理由他人所提出的明晰问题的能力，答案是唯一的，且与日常经验或个人兴趣无关，简而言之，就像学校的考试一样。实践则需要自己去认识和阐述问题本身，它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与日常生活相关，答案可能还不止一个。在巴西街头，你会发现一些在学校数学成绩很差的孩子却对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到的数学了如指掌。如果裁判员仅凭智商这一指标来预测赛马成绩，无疑是不靠谱的。一些赞比亚儿童在只用画线或圈点作答的智商测试上表现出色，但在需要用纸笔作答的智商测试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对于英国的儿童而言，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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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侧重分析能力的培养，智商测试也是如此，这一点毫无疑问。智商测试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在其本质上都会偏向于某些类型，不过测试结果确实也能反映出一些规律。如果比较人们在不同类型智商测试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有着一致的变化趋势。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于1904年首次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发现在某个科目上表现出色的孩子，往往在其他学科上同样表现出色。不同类型的智商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存在某种紧密联系，斯皮尔曼称其为“一般智商”，简称为“G”。一些统计学家认为“G”只是统计上的一种巧合，是衡量不同类型智商测试结果的方法之一。还有一些人认为“G”只是代表人们对谁“聪明”、谁“不聪明”的主流看法。然而，毫无疑问，用“G”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商是最有效的，对于预测孩子日后在学校的表现，其准确性几乎无与伦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证实了“G”的客观性，如人们在执行信息浏览和检索任务时，其速度与他们的智商成正比。一般智商在不同的年龄段相当恒定：在6岁到18岁之间，人的智商发育突飞猛进，但相对于同龄人而言，智商的变化却很小。事实上，婴儿适应一种新刺激所需的时间长短与其之后的智商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我们或可在孩子才几个月大的时候便预测出他成年后的智商，但前提是孩子未来的教育环境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智商的高低与学校的考试成绩也是密切相关的，高智商的孩子似乎能更多地汲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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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教育的宿命论观点是合理的。就拿数学或其他学科来说，不同学校、不同国家之间成绩良莠不齐，这足以体现出教育的作用。“智商基因”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它需要环境的刺激才能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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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就是几项智商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这个定义看起来有点傻，我们暂时先接受这个定义，来看看它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由于智商测试在过去很粗糙、不准确，现在也不够完美，更谈不上客观，但不同类型的测试结果却出奇的一致，这着实有点不可思议。通过马克·菲尔波特（Mark Philpott）的“不完美测试的迷雾”[5]如果能发现智商与某些基因存在一定联系，那就更能说明遗传因素对智商有着很强的影响。此外，现在的测试已经做了很大改进，受试人的测试结果受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业知识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因此其客观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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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生而进行的智商测试在20世纪2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还没有证据证明智商具有遗传性（不过是智商测试从业人员的一种假设）。如今，情况已发生改变。暂不论智商是什么，智商具有遗传性这一假设已在双胞胎和被收养的儿童这两类人身上进行了测试，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结果都令人吃惊——所有研究均显示遗传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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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流行做法是，双胞胎一出生便被分开抚养，尤其是送给不同的人家来收养。这么做并非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但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其隐蔽的科研目的而这样做的，即用以检验和（希望）证实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那种观念——塑造人格的是养育方式和生活环境，而非基因。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两个纽约的双胞胎女孩贝丝（Beth）和埃米（Amy），她们一出生便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送到了两个家庭进行抚养。埃米的养母是一位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的穷人，埃米长大之后也成为一个神经过敏且内向的人，这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测。不过，最后细细看来，贝丝也是如此，尽管贝丝的养母是一位安详、乐观且有爱心的富人。当贝丝和埃米20年后再次见面时，竟发现她们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别之小，难以分辨。这项研究结果不仅没有表明后天因素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而证明了先天的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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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研究双胞胎分开抚养的，是环境决定论者，但随后持相反观念的学者也开始了对双胞胎的研究。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就是个代表人物，他从1979年开始，在世界各地找寻那些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性格和智商的测试，根据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的关系统计智商测试结果，得到如下这个表格（表格中数字后省略了百分比单位，数字代表的是两个人之间的智商相关性，100意味着两人智商完全一样，0则意味着两人的智商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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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测试结果显示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因为拥有相同的基因，来自同一个子宫，来自同一个家庭，智商相关性最高，已经近似于同一个人做两次测试的情况。异卵双胞胎虽然来自同一个子宫，但他们基因的相似性并不比非孪生兄弟姐妹高。然而，可能是受到在子宫或早期家庭生活中所经历事情的影响，其智商相关性要比非孪生兄弟姐妹的高一些。令人惊讶的是，亲生父母不同却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孩子，他们之间的智商相关性为零，说明在同一家庭环境下智商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影响。[7]直到最近，人们才认识到子宫的重要性。有一项研究表明，在智商相似性上，双胞胎有20%可以归因到子宫环境，而两个非孪生的兄弟姐妹只有5%。孪生与非孪生的区别在于孪生是在同一时期共处一个子宫。子宫里发生的各种情况对我们智商的影响是我们出生之后父母对我们教育所起作用的3倍，这部分即便没归结到遗传，也属于一种早已成为过去、不可更改的“后天因素”。反而是属于先天因素的那些基因，一直到青少年时期都在持续表达。所以，是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因素）要求我们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的智商妄下定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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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确实很奇怪，它违背了我们公认的常识，但还是可以用遗传来解释同一家庭中孩子与父母智商的相似性。我们的智商难道不会被童年时期所接受的书本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当然会受到影响，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目前研究对象仅限于双胞胎和被收养的孩子，还没有人比较过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对孩子智商的影响。对双胞胎和被收养孩子的研究虽强烈支持孩子智商与遗传相关，但研究纳入的样本数量太小，故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误导。他们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极少有穷人或黑人家庭，考虑到所有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所接触的书籍及受教育方式大致相同，也许就不足为奇了。对跨种族收养者进行的研究发现，孩子的智商与其养父母的智商之间有很小的相关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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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影响仍然很小。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你的智商大约一半由遗传决定，不到1/5由你与你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家庭所决定，剩下的受子宫环境、学校教育及其他诸如同龄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这个结论也存在误导性。一个人的智商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遗传因素对它的影响同样也会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基因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什么？应该是减少才对吧？不是的。遗传因素对儿童智商的影响占比约为45%，而到青春期末期会上升到75%，所以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先天智商会逐渐凸显出来，而其他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会选择适合自己天性的环境，而非通过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这证明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遗传对智商的影响并非在受孕时就固定下来了，环境对智商的影响不会一直累积下去。智商是遗传的，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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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漫长的争辩开始之前，弗朗西斯·高尔顿曾做过这样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他提到，“这就像很多人把木棍扔进小溪里，看着它们随波逐流。有的被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物所阻挡，拦了下来。有的受周遭纷繁环境的影响，加速前进。他或许会将其归咎于每一个事件，认为每个都很重要，并且思考木棍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一系列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意外所共同决定的。但不管怎样，所有的木棍都顺流而下，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们的速度几乎相同。”让孩子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会对他们的智商得分产生巨大影响，但只是暂时的。在小学毕业之后，那些参加过启蒙计划的孩子并没有胜过那些没参加此计划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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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这个研究仅限于单一社会阶层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遗传的作用。如果你也认可这样的观点，那么你会发现平等社会的遗传作用显然要比不平等社会更大。事实上，人们将精英社会定义为一个由基因决定成就的社会，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这颇具讽刺意味。人们旋即用同样的逻辑来考量身高问题：过去，营养不良导致许多儿童成年后达不到应有的遗传身高。如今，随着儿童营养状况的普遍改善，个体之间的身高差异更多是由基因造成的。因此，我怀疑遗传在身高方面的决定作用正在上升。但这一观点对于智商就不适用了，因为社会中的一些环境变量，如学校好坏、家庭习惯或者富裕程度，这些都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但如果认为在平等社会中基因的贡献更大，就未免有些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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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商遗传因素的评判，只适用于评估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不适用于群体。在不同的人群或种族中，遗传对于智商的影响看起来大致相同，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仅凭两个人的智商差异约有50%可以归因到遗传，就类推到黑人和白人之间或白人和亚洲人之间平均智商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不仅在逻辑上是不对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从经验上看也是错误的。最近出版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9]一书，虽然支持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存在差异，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差异存在遗传性。跨种族收养的案例证据也表明，被白人抚养长大的黑人的平均智商和白人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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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智商有50%是可遗传的，那么必定有一些基因能对其产生影响。我们可能并不知晓到底有多少个基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影响智商的这些基因是可变的，即基因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不同的版本。遗传或许影响智商与遗传决定智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实际上影响智商的最重要的基因完全有可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因遗传就不会造成遗传差异，因为基因是相同的。正如我同大多数人一样，每只手都有5根手指，是因为遗传指令规定的就是得有5根手指。但如果我在世界各地寻找有4根手指的人，就会发现所找到的95%以上都是在事故中失去了手指。所以我会发现4根手指的出现几乎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受遗传因素的影响非常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因与手指数量无关。正如基因可以决定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体征，一个基因也可以决定不同的人拥有相同的体征。罗伯特·普洛明对智商基因的寻觅行为，只会找到不同的基因，而发现不了那些没有变异的基因，因此可能会漏掉一些关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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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明发现的第一个智商基因名叫IGF2R，位于6号染色体长臂上，乍一看不大可能是候选的“智商基因”。在普洛明将其与智商联系起来之前，它为众人所知是由于与肝癌相关，所以称为“肝癌基因”或许更为恰当，这也恰恰说明了通过所引起的疾病来给基因命名是多么不可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考虑这个基因的抑癌功能和对智商的影响究竟哪个为主、哪个居次。事实上，它们都有可能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有着非常单一的功能，只不过是把磷酸化的溶酶体酶从高尔基复合体和细胞表面运送到了溶酶体中。它只是分子水平的运输车，看起来与提高人的智商毫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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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2R是个异常庞大的基因，总共包含7473个字母，其中有义信息散布在基因组里由98 000个字母所组成的一段上，中间被一些无意义的序列，即内含子打断了48次，就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间插入了48段广告一样，怪烦人的。在基因内部存在一些重复片段，其长度不是固定的，或许会对不同人的智商差异带来影响。它看起来似乎与胰岛素样蛋白和糖分的分解相关，这正好与另一项研究的发现有关，即高智商的人在大脑中利用葡萄糖的效率更高。高智商的人在学习玩俄罗斯方块的电脑游戏时，上手之后，同低智商的人相比，其体内葡萄糖下降的幅度更大。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或许也给普洛明的研究带来了一线曙光。不过这个基因即便被证明真的与智商相关，也只是影响智商的众多基因中的一个而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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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仍然认为研究双胞胎和被收养的孩子过于间接，不足以证明遗传对智商的影响，但他们对直接研究伴随智商水平的波动而相应变化的基因无可辩驳，这也正是普洛明的发现的主要价值所在。该基因的一种类型在智商超常的艾奥瓦州孩子中出现的比例是常人的2倍，这不可能只是个偶然，但它对智商测试影响不大，平均只能增加4分，所以它肯定不是什么“天才基因”。普洛明在艾奥瓦州智商超常的孩子身上已经发现了十余个这样的“智商基因”。智商具有遗传性这一观点重新回归科学界的同时，也引起不少的担忧和质疑，不禁使人回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让科学蒙羞的优生学理论。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对遗传决定论的严厉批评，他说道：“一个人的智商部分受遗传影响，即使是一个智商低的人，其智力通过恰当的教育也是有可能得到提高的，当然也可能不会。所以仅凭遗传的作用，还不能对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妄下定论。”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也正是症结所在。人们在看到遗传证据时，并非都会成为宿命论者。发现孩子患上了由基因突变而引发的阅读障碍症，并不会让老师因此而放弃这个孩子，恰恰相反，这更加激励着他们去开发一些针对这种孩子的特殊教育方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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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著名的智商测试先驱，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比奈特别强调，他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奖励有天赋的儿童，而是对天资较差的儿童给予特别关注。普洛明声称自己就是个智商测试的受益者。作为芝加哥的一个大家族32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人，他把自己的时运归功于在智商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以至于父母把他送到一所学术氛围更浓的学校学习。美国对这类智商测试的喜爱与英国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历史上曾短暂有过针对11岁以上孩子进行的强制性智商测试。该项测试依据的是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这项测试臭名昭著，将非常聪明的孩子送进了二流的学校。相反，在崇尚精英教育的美国，类似的考试却是那些有天赋的穷人取得学术成就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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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的遗传性可能还隐含了一些其他的意味，比如，它证明了高尔顿试图一劳永逸地区分遗传与后天养育的影响是行不通的。既然大多数高智商的人比低智商的人耳朵更对称、体形更匀称，那就推论脚、踝、腕、肘的宽度和手指长度都与智商存在相关性，这显然是极其愚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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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又重新开始了对身体对称性的研究，因为它可以揭示生命早期的身体发育情况。人体内某些器官是不对称的，但有规律可循，比如，大多数人的心脏位于胸腔左侧。但也有些不对称性不是那么明显，且无规律可循，比如，有的人左耳比右耳大，有的人右耳却比左耳大。这种所谓的波动性不对称程度，反映出身体在发育过程中承受的压力变化，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感染、毒素或营养不良等。高智商的人拥有更匀称的身体，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在子宫内或胎儿时期受到的发育压力较小，或者是他们对这些压力的抵抗力更强，而且这种抗压性或许是可遗传的。因此，智商的遗传性很可能并非由“智商基因”直接引起，而是由那些抗毒素或抗感染的基因间接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那些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因引起的。所以一个人遗传的不是智商，而是特定环境下发展出高智商的能力。如果这样，又如何能将影响一个人智商的因素区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呢？坦白地说，是做不到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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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效应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新西兰的政治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世界各国人民的智商水平都在以平均每10年约3分的速度在不断提高，很难确定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或许同身高增加的原因一样，都归因于儿童营养状况的改善。当危地马拉的两个村庄连续多年按儿童身体需要（ad-lib）即时供应蛋白质补充剂时，10年后测得的儿童智商已经显著上升，这就是弗林效应的缩影。但在营养良好的西方国家，智商得分仍旧同样增长迅速。这也不能归因于学校的教育，因为中断学业对智商产生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并且那些能让智商测试得分增长最快的题目，是测试抽象推理能力的，而这恰恰是学校所不教授的。科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认为弗林效应的原因在于现代日常生活中少了枯燥的文字信息，更多的是复杂的视觉图像——卡通、广告、电影、海报、图形和显示器上的其他内容，所以孩子们所经历的视觉环境比以前丰富得多，这有助于提升他们解决与视觉有关的智商测试题的技能，而这正是智商测试中最为常见的题型。[13]但是，乍一看，这种环境影响很难与双胞胎研究所表明的高智商遗传性相吻合。正如弗林自己提到的那样，智商在50年间提高了15分，这意味着要么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要么当今世界上到处都是天才。由于我们当前并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因而他认为智商不能测出任何先天因素。如果奈瑟尔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今世界的环境有利于促进一种智力的发展，即视觉图像识别能力。这对“G”而言是一个冲击，但它并没有否认不同种类的智力中至少有部分是遗传的这一观点。在过去200万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的祖先很好地传承了当地的传统，人类大脑通过自然选择已经有能力发现这些传承的技能，并加以掌握。孩子所经历的环境是受基因和其他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的，孩子自己找寻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环境。如果爱好机械，就会对机械方面的技能多加练习，如果是个书虫，就会去找书来读。基因可以创造出爱好，而非才能。毕竟，近视的遗传性很强，但遗传的不仅是眼球的形状，更是读写的习惯。因此，智商的遗传不仅包括先天能力，还有后天能力。到此，由高尔顿引发的有关智商遗传性的世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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