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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基因位于7号染色体上。1997年，来自牛津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在7号染色体的长臂上发现了一个总是与特定型语言障碍同时出现的遗传标记。虽然这个证据只是从英国的一个大家族里得到的，但结论一目了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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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型语言障碍到底是什么，争辩得非常激烈。有人认为这只是大脑的整体病变，影响到语言产生的多个方面，主要是影响用嘴发声和用耳听声的能力。根据这个理论，病人在语言方面遇到的困难来自这些感官问题。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个理论非常具有误导性。许多患者的确存在着听力和发音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更加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对语法的理解和使用存在问题，而这与任何感官缺陷无关。争辩双方都能达成一致的是，媒体把这个基因炒作为一种“语法基因”，有点过于简单化，太不理性，很丢媒体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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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围绕着一个英国的大家族展开，我们在此称他们为K家族。这个家族一共有3代人。1个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女子与1个正常的男子结婚，两人育有4女1子，除1女外，其余4个孩子都是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而这些孩子又结婚生子，总共生了24个孩子，其中10个孩子为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4]。很多心理学家都认识这家人，其他科学家则为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希望借此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他们的血液，在7号染色体上发现了这个基因。这个科研团队与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有合作关系，两者都支持“综合病变论”，认为K家族成员的语法能力缺陷是由他们的听说问题所造成的。和他们持相反意见的主要是加拿大的语言学家玛瑞娜·戈普尼克（Myrna Gopnik），她是“语法病变论”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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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戈普尼克首次提出，K家族和其他类似病症的患者在理解英文的基本语法规则方面存在障碍，他们不是不能理解语法规则，而是需要专门的用心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规则，但对于正常人而言，这些语法规则是一种本能。有这样一个案例，戈普尼克向某人展示一幅画着卡通动物的图片，图面上配有“这是一个Wug”的标识，然后给他们一张画有两只这种卡通动物的图片，问道“这是……”，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Wugs”，但是对于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他们很少能回答得出来，即便是回答出来了，也要经过深思熟虑，看起来他们并不知道英文中大多数词的复数规则是在其末尾加一个“s”。但是，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可以记住大多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只是碰到以前没有见过的新词时会被难倒，此外，他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即在那些我们正常人不会加s的词后面加s，比如“saess”。戈普尼克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认为这些患者是把每个单词的复数形式都作为一个新的单词来记，但他们记不住相应的语法规则。[7]当然，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不仅仅是在名词的复数形式方面存在问题，还在过去时态、被动语态、词序规则、后缀、词汇组合以及所有这些本该知道的英文语法规则方面存在问题。戈普尼克研究了英国这个患病家族，首次公开了她的这些发现，但立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一位批评者认为将问题归咎于语言处理系统，而非基础的语法规则，要合理得多，因为有语言障碍的人在使用英文时本身就很容易用错复数和过去时态这类语法规则。另一位批评者则认为戈普尼克没有说明K家族成员有着严重的先天性语言障碍，而这种语言障碍本身会削弱他们运用语言、音素、词汇、语义及句法的能力。他们很难理解一些复杂和不常见的语法结构，如可逆被动句、定语后置、关系从句、插入语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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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都有些片面。首先，K家族并不是戈普尼克发现的，她怎么敢对这个家族的疾病情况妄下结论？此外，批评声中也有一部分和她的观点一致，那就是K家族成员对所有的句法结构都有障碍。如果说语法障碍一定是由口语表达障碍所引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口语表达障碍与语法障碍往往同时出现，这无疑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戈普尼克并没有轻言放弃。她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希腊和日本，在那里，她设计了各种巧妙的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希腊语中“likos”代表狼，“likanthropos”代表狼人，狼的词根“lik”从来不会单独出现。大多数讲希腊语的人潜意识里都知道“likos”如果与一个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如“-anthropos”）组合在一起时需要去掉”-os”，留下“lik-”这个词根，但与一个辅音开头的单词组合在一起时则只需要去掉“s”，变成“liko-”词根。这个规则听起来十分复杂，但即便是说英文的人也能很快掌握，正如戈普尼克所指出的，英文中也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组词规则，如“technophobia”（技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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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希腊人不能掌握这个规则，他们可以学会“likophobia”或“likanthropos”这样的词汇，但很难分辨出这些词汇的词根和后缀这些复杂结构。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们需要掌握比常人更多的词汇量。戈普尼克指出“必须把这些人当作没有母语的人”，他们学习母语就像我们成年人学习外语一样，需要死记硬背语法规则和词汇，非常费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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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普尼克承认，一些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在非语言智商测试中得分较低，但也有一些患者的得分会高于平均水平。给一对异卵双胞胎进行非语言智商测试，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孩子的得分高于不患病的那个孩子。戈普尼克还承认，大多数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在听说方面同样存在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并且语言障碍和听说困难同时存在只是一种巧合。例如，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能够掌握“ball”和“bell”的区别，但生活中却常在该用“fell”的时候错误地用成了“fall”（两者是同一个词，只是语法上有别）。同样，他们也能够分辨押韵的词，如“nose”和“rose”。一位批判者称外人根本听不懂K家族成员的语言，戈普尼克对这样的质疑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她花了数小时跟他们一起聊天、吃比萨、参加家族庆祝活动，发现与他们的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为了证明语言障碍与听说能力之间没有关联，她还设计了一个笔试，例如，下面这两个句子：“He was very happy last week when he was first.”（他上周得了第一名，他很高兴。）“He was very happy last week when he is first.”（他得了第一名，他上周很高兴。）大多数人能够一眼看出，第一个句子合乎语法规则，而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则认为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很难想象这个问题与听说能力能有什么关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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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研究听说能力的理论家仍然没有放弃。最近，他们又指出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还存在“声音掩蔽”方面的问题，他们很难注意到被前后其他声音所掩蔽的纯音，除非把正常人能听到的这个纯音音调再提高45分贝。换句话说，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很难识别出隐藏在一串重音中的轻音，所以他们很可能会漏掉单词末尾诸如“-ed”这样的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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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足以解释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的所有症状，包括语法规则障碍的问题，这印证了更有趣的演化论观点：大脑中负责听说能力的区域紧挨着负责语法能力的区域，在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体内，两者都有受损。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如果发生异常，就会在妊娠晚期对胎儿的大脑造成损伤，从而导致特定型语言障碍。通过磁共振成像，可以确认脑内这种损伤及其大致位置。不出所料，损伤发生在专门负责语言形成和表达的两个区域之一，即布罗卡区或韦尼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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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的大脑中正好存在两个对应的区域。与人类布罗卡区对应的区域负责控制猴子面部、喉部、舌头及口腔肌肉，与人类韦尼克区对应的区域负责辨别声音和识别其他猴子的叫声。许多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所面临的语言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正是不能很好控制面部肌肉和聆听声音。换句话说，人类祖先最先演化出的语言本能，起源于大脑中控制发声的区域，该区域仍保留了控制面部肌肉和辨别声音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负责语言本能的区域，使人类天生能够将语法规则附加在所使用的词汇之上。因此，尽管还没有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能够学会拥有语法结构的语言，我们还是得感谢那些多次被障眼法所骗的训练师，是他们勤奋工作，试遍了各种可能的办法，才终于让我们知道黑猩猩和大猩猩是学不会语言的——语言与发音和语音处理密不可分。（其实有时也并没那么密切，比如聋人是用眼和手作为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模块。）因此，大脑中这一部位的遗传性损伤，会影响语法、听力和表达这三方面的能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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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威廉·詹姆斯猜测人类的各种复杂行为是基于在人类祖先的本能之上增加了新的本能，而非以学习替代本能。上述案例可能就是这个猜想的最好证明。20世纪80年代末，一群自诩为演化心理学家的科学家重新拾起了詹姆斯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以及心理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现在，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改为研究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如何造就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据此，当一个人在快乐时会微笑，在忧虑时会皱眉，所有文化背景下的男性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些也许都是出于人的本能，而非文化的原因。或者说，人们之所以普遍追求浪漫的爱情，并持有宗教信仰，可能是出于人类的本能，而非传统的影响。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曾假设，文化是个体心理的产物，而非文化造就了个体心理。此外，把先天本能与后天培养对立起来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人只有拥有了内在的学习能力，才能去学习，至于学到什么是由内在因素所制约的。例如，教猴子（或人）怕蛇比教它怕花要容易得多，但还是得教。怕蛇是一种需要后天学习的本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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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心理学中的“演化”并不一定指血统的变迁，也不是指自然选择的过程本身，虽然这两方面都很有趣，但它们进行得太慢，目前还无法用现代化手段去进行研究。这里的“演化”是指达尔文理论的第三个特点，即适应的概念。人们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来识别复杂的生物器官的作用，就像研究复杂机器的作用那样。史蒂芬·平克喜欢从兜里掏出一个专门用来去橄榄核的小玩意来解释“逆向工程”的原理。勒达·科斯米德斯则更喜欢用一把瑞士军刀来解释同一过程。这两种工具只有在面对特定的对象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毫无意义，比如，一定要说明这个刀片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在描述照相机的工作原理时不提及它的拍摄功能，这样的讲解就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描述人类（或动物）的眼睛时，如果不提到它的视觉作用，也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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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和科斯米德斯都指出，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大脑。人类大脑拥有不同的模块，就像瑞士军刀拥有不同的刀片那样，不同的模块具有各自特定的功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脑的复杂性是随机的，而大脑不同的功能不过是大脑复杂物理机制的副产品，人类只是出于幸运，才获得了这些功能。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乔姆斯基依然对此钟爱有加。没有证据能支持这么一个假说：微处理器的网络越复杂，它所能实现的功能就越多。事实上，认为人类大脑是一个由神经元和突触连接而成的多功能网络，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误导性。据此，人们使用神经网络的“联结主义”方法去研究上述假说，却发现这个假说站不住脚。要想解决已有的问题，就需要预先设计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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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讽刺的是，“自然设计”（design in nature）的概念曾一度是反对演化论的最有力论据之一。事实上，整个19世纪上半叶，正是有关“自然设计”的观点阻止了演化论的发展。“自然设计”最具代表的倡导者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曾有过这么一段名言：若在地上发现了一块石头，你或许对它从何而来毫无兴趣。若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手表，你必会联想到钟表匠。因此，生物体拥有更为精细完美的构造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达尔文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使用同样的论据，却得到相反的结论，表明佩利是错的，从而捍卫了自己的观点。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有一个“盲人钟表匠”，名叫“自然选择”，它从生物体的自然变异出发，循序渐进，历经数百万年，经历数百万个生物体，便可以像上帝一样使生物体变得复杂，以适应环境。所以，这一证据很好地支持了达尔文的假说，使复杂适应性成为支持自然选择的最有利证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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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拥有的语言本能明显就具有这种复杂的适应性，这是一个精密也不乏美感的体系，有了它，个体之间才能清晰地交流复杂的信息。不难想象，它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它使非洲平原上人们可以相互分享详细而精确的信息，这对其他物种而言是不可能的。“沿着山谷走一小段路，然后在池塘前面的树那里向左拐，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杀死的长颈鹿。要避开长满果实的树右边的灌木丛，因为我们看到一只狮子钻进去了。”听懂了这两句话的人才可以生存下来，成为自然选择中的幸运儿。当然，要听懂这两句话，就需要掌握许多的语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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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证据证明人类的语法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有证据显示，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某个基因对语言本能的形成起了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暂不得而知。有些基因的主要作用似乎是直接让人发展出语法本能，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仍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即使有证据支持7号染色体上的这个基因与语法能力的形成相关，一些社会科学家依旧倾向于认为这个基因的直接作用是使大脑有了理解语言的能力，而它在语言本能方面的影响只不过是副作用而已。一个世纪以来，大家普遍认为本能是“动物”所特有的，人没有本能，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如果将这种说法与詹姆斯的观点（有些本能得靠学习和接受外部刺激才能建立起来）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学说就要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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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紧跟演化心理学的观点，尝试利用人类行为“逆向工程”的方法去了解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演化心理学是一门非常成功的新学科，它给许多领域带来了与人类行为研究相关的全新见解。作为6号染色体那一章节的主题，行为遗传学旨在达到大致相同的目的，不过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全然不同的，以至于会相互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行为遗传学寻求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并试图将这种差异与基因联系起来；而演化心理学寻求的是人类行为的共性，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特征，并试图解释这种行为中的一部分是如何成为人类本能的。因此，它假定不存在个体差异，起码对于特别重要的行为是如此。这是因为自然选择的任务就是消除个体差异，如果基因的一种形式比另一种形式好得多，那么较好的基因形式就会迅速普及，而较差的则会很快被淘汰掉。所以，演化心理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行为遗传学家发现某种基因存在不同的形式，那么这个基因就不会很重要，而只能起次要作用。而行为遗传学家则反驳道，迄今为止被研究过的每一个人类基因都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演化心理学的论断肯定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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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或许会慢慢发现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一个研究的是常见的、具普遍性、具特定物种属性的遗传学；另一个研究的则是个体差异的遗传学。两者都有可取之处。所有的人都有语言本能，而所有的猴子则没有。然而，这种本能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即使是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仍然远比沃肖（Washoe）、科科（Koko）、尼姆（Nim）或其他任何久经训练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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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非专业人士而言，仍然难以认同行为遗传学和演化心理学的结论，最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基因，一串DNA“字母”，怎么就造成了一种行为？将蛋白质的形成同学习英文过去时态的能力联系起来，其底层机制是什么？我承认，乍一看，两者之间确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更多的是需要信念，而非理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行为的遗传与胚胎发育的遗传并无本质区别。发育中的胚胎大脑里存在一系列的化学梯度，形成了神经元的路线图，可以设想一下，大脑中的每个模块都是参照这个梯度发育成熟的，而这些化学梯度本身就可能是遗传机制的产物。基因和蛋白质已经确定了它们在体内的位置，虽难以想象，但无疑是事实。在讨论12号染色体时，我将提到这样的基因是现代遗传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行为基因的概念并不比发育基因的概念奇怪多少。尽管两者都让人颇费脑筋，但大自然从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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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英文中，一般情况下表达过去时，直接在动词词尾加-ed即可。但“go”这个单词属于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其过去形式是“went”，而非常规意义上的直接在词尾加-ed，即“goed”。——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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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带有其他语言特色的混杂语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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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直译过来，其意思是“幸灾乐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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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言障碍的病因复杂，如果是具有家族遗传病史的语言障碍患者或是伴有智力发育异常的患者，可以考虑通过基因检测（如觅因可®单基因遗传病基因检测）查找遗传病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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