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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稳妥的观点，但是被不恰当地运用了。纳菲尔德委员会是在使用双重标准。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基于所谓的证据，对精神疾病做了“社会化”的解释，给这些人和基因检测泼脏水。这种思想大有市场，而其他一些诊断虽有真凭实据，但仅仅因为它们是基于遗传解释所做出的，就被伟大而正义的生命伦理学冠以不合法的帽子。为了扶持社会化的解释，并为打压遗传解释找个理由，纳菲尔德委员会甚至声称APOE4检测的预测能力非常低，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说法，因为E4/E4和E3/E3之间的风险相差了11倍。[9]正如约翰·马多克斯以APOE为例所评述的那样，[10]“人们有理由怀疑，医生在向病人透露不受欢迎（敏感）的基因信息时有些犹豫不决，因此可能会让病人错失宝贵的治疗机会……但是这种犹豫不决可能有点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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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阿尔茨海默病是无法治愈的，但已经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部分症状，也许还有一些可以阻止它的预防措施，尽管这些预防措施的效果还不是非常确定。知晓应不应该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应对它不是更好吗？如果我有两个E4基因，我会很想知道，这样我就可以作为志愿者去参加药物试验了。对于那些沉迷于会增加自己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活动的人来说，这项检查无疑是有意义的。例如，现在比较明确的是携带两个E4基因的专业拳击手会有风险罹患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因此最好建议携带两个E4基因的拳击手不要再打拳击了。每6个拳击手中就有1个在50岁之前罹患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尽管两种疾病的微观症状相似，但所涉及的基因不同。还有很多人，包括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在内，发病年纪会更小。E4在那些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拳击手中尤为普遍，而在那些头部受过伤，之后又在神经元中发现有斑块存在的人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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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手所面临的疾病风险，那些头部会受到撞击的其他运动员同样会面临。有些传闻表明，许多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会过早地衰老，比如英国足球俱乐部的丹尼·布兰奇弗劳尔（Danny Blanchflower）、乔·默瑟（Joe Mercer）和比尔·佩斯利（Bill Paisley），近来出现了这些状况，令人痛心。神经科医生已经开始研究此类运动员中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有人计算过，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一个赛季中平均会有800次头球，这对头部的损伤可能是巨大的。一项荷兰的研究发现，足球运动员发生记忆衰退的情况确实比其他运动员更为严重；挪威的一项研究则发现了足球运动员脑部受损的证据。所以E4/E4纯合子至少可以在其职业生涯开始时就知道自己是否更容易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建筑师没有把门框做得足够高，不利于高个子通过，因此作为一个经常会把头撞到门框的人，我也常常想知道我的APOE基因是什么样子，也许我早该去做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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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检测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很有价值的。目前至少有3种新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正在研发和测试中。其中一种治疗药物他克林，现在已知它在携带E3和E2患者中的效果要比在携带E4患者中的效果更好。人类基因组的差异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个体差异，人类多样性携带了大量信息。然而，目前的医务人员显然倾向于针对群体而非个体进行治疗。对一个人适用的疗法或许对另一个人无效，能挽救一个人生命的饮食建议可能对另一个人毫无益处，不过，总有一天，除非医生测出你有哪一种或哪几种基因，否则他不会给你开药。这项技术已在开发之中，有一些小公司，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昂飞公司，就可以将完整的全基因组序列放在单个硅芯片上。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个这样的检测，且医生的电脑可以从中读取任何关于基因的信息，从而更好地为我们量身定制治疗方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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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已经意识到这么做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专家们对APOE检测过于谨慎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假设我是一名携带E4/E4的职业拳击手，那么，我患心绞痛和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要比一般人高得多。假设今天我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见保险经纪人，为我安排一份新的人寿保险（伴随它的还有我的抵押贷款），或者买一份健康保险来应对将来可能的疾病。我需要填写一张表格，并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是否吸烟，饮酒情况如何，是否患有艾滋病以及我的体重，我是否有心脏病的家族病史（这可是一个遗传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旨在将我归到特定的风险类别，以便给出一个既能保障保险公司利润但又仍具有竞争力的报价。自然而然，保险公司很快就会要求查看我的基因情况，想知道我是E4/E4，还是有一对E3。因为保险公司会担心，我也许是因为近期做了一次基因检测，知道自己注定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才来买保险的，为的是坑保险公司一大笔钱，就像一个计划纵火的人提前为房子买好保险一样。不仅如此，保险公司还可以为基因检测结果没问题的那些人提供折扣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所谓的“采樱桃谬误”[2]，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苗条、异性恋、不吸烟者的人寿保险费用比年老、肥胖的同性恋吸烟者更便宜。这个逻辑对于拥有两个E4基因的人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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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已经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基因检测表现出了兴趣，因为这种疾病对保险公司来说可能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在英国，医疗保险基本上是免费的，保险公司主要关注的是人寿保险），所以保险公司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当该行业开始向同性恋者收取高于异性恋者的保险费时，这引发了大众对保险行业的愤怒，因为这从侧面反映出保险公司认为同性恋者患艾滋病的风险更高。有了前车之鉴，保险业变得谨言慎行起来。如果大量基因的遗传检测成为常规项目，那么保险行业的基础（风险共担的概念）将遭到破坏。一旦精确地了解自己的命运，人们就会收到能覆盖一生所需确切医疗费用的保单报价。对于那些遗传基因不好的人，他们会成为保险业的下层阶级，保费高昂。出于对这些敏感问题的考虑，1997年，英国保险业协会同意，两年内不得把做基因检测作为参保的条件，同时当抵押贷款少于10万英镑时，保险行业也不得要求投保人提供已经做过的基因检测结果。还有一些公司进一步表态，基因检测不在其考量的范围之内。但是，这种“羞涩”，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也许不会持续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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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而言，基因检测实际上意味着可以交更少的保费，但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竟然如此强烈呢？确实，与许多事情不同，在遗传上，运气的好坏在有特权的阶层和弱势的阶层之间是平均分配的——富人可以花更多的钱来买保险，但是无法买到优质基因。我认为，这涉及了“决定论”的核心。一个人是否吸烟和饮酒，甚至去做有可能导致他患上艾滋病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其自愿行为。但他在APOE基因上是否拥有两个E4，根本就不是由他自己可以决定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基于APOE基因的歧视就像肤色歧视或性别歧视一样。非吸烟者拒绝与吸烟者缴同样高的保费，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是在为吸烟者提供保费补贴，但是如果拥有两个E3基因的人拒绝对与拥有两个E4基因的人缴纳相同的保费，那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和偏见了，因为后者没有犯任何错误，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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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主使用基因检测来筛选未来员工这一问题上，倒没有太多可担忧的。即便市面上出现了多种检测，用人单位也不会太感兴趣。事实上，一旦我们习惯了“基因决定了我们对环境风险的易感性”这一说法，那么对于雇主和雇员而言，某些基因检测可能会变得有价值。在一项会暴露于已知致癌因素的工作中（例如，救生员处在阳光暴晒的工作环境下），如果雇主雇用了p53基因缺陷的人，将来雇主可能被追责，认为他忽略了工人的建康，因为这个基因有缺陷的人群更容易患癌。另外，用人单位出于私心，可能会要求求职者进行基因检测，以便选择更健康或性格更外向的人（这正是开展求职面试时用人单位的目的），但已经有法律禁止这类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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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会有另一种危险，那就是保险基因检测或者招聘基因检测这类令人害怕的做法，会阻碍基因检测在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然而，还有另一个令我更加感到恐惧的事情：政府对使用基因的方式指手画脚。我特别不愿意与保险公司分享我的遗传密码，倒是希望医生能够了解并使用它，不过我坚定地认为这些都应该是我个人的决定。基因组属于个人资产，而非国家财产。至于我跟谁分享基因信息，我是否可以进行检测，都不该由政府来决定，而应由我自己来做主。有一种可怕的家长式倾向，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必须得有一个政策，政府必须制定规则，规定一个人可以看到多少自己的遗传密码，以及可以向谁展示这些信息。对于遗传信息来说，它是你自己的，而不是政府的，这一点应该牢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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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波克拉底誓言总共只有数百字，但是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其核心是向世人公示了四条戒律：对知识传授者心存感激；为服务对象谋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严格保守秘密，即尊重个人隐私、谨护商业秘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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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樱桃谬误，是指单方论证或隐瞒证据，即在大量数据或证据中，选择性地只呈现出支持你论点的例子，忽略或者隐瞒与你的论点相左的证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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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20号染色体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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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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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烤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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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格兰的烤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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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布街歌剧》（亨利·菲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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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无知。科学好似一个饥饿的熔炉，需要我们去周遭无知的森林中取来木柴去喂饱它。在此“砍伐”的过程中，被我们称为“知识”的空地就扩大了，但是空地的面积越大，它的边界也就越长，我们所能感触到的无知也就越多。在基因组被发现以前，我们不知道在每个细胞的核心都有一份长达30亿个字母的文件，对此文件内容我们更是一无所知。而当我们开始翻阅这本书时，我们发现了无数新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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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主题充满未解之谜。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对已知的知识感到乏味，真正驱动他进行科研的是向未知挑战，以揭示那些先前研究中尚未发现的谜团。无知的森林比已开垦的空地更为有趣。20号染色体上，就有一片神秘的“灌木丛”，令人恼火也让人为之着迷。仅仅是因为有人揭示了它的存在，便已授予了两项诺贝尔奖，但人们始终无法解开它的奥秘。1996年的某一天，它成为科学界最具挑战且炙手可热的政治话题之一，这似乎是在提醒着人们，深奥的知识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而这一切，都与一个名为PRP的小基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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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从羊开始讲起。在18世纪的英国，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发起了农业革命，这其中就包括莱斯特郡的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贝克韦尔发现一种可以快速改良牛羊牲畜品种性状的方法，即挑选最优品种及其后代进行交配，从而选择性地富集人们喜欢的优良性状。用这种近亲繁殖的方法培育出的绵羊生长迅速，羊毛又密又长。但是近亲繁殖有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经过此方法培育的绵羊在养殖后期会逐渐表现出精神错乱的症状，这种情形在萨福克羊中尤为明显。病羊会不停搔痒，走路跌跌撞撞，奔跑步态异常，随后逐渐表现出焦虑、不合群等症状，并很快死去。羊所患的这种不治之症（羊瘙痒症），会使得每十只母羊中就有一只因此而亡，所以是个大问题。羊瘙痒症跟随萨福克羊以及少量其他品种的羊，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病的病因一直是个谜。它看起来不像是遗传性疾病，但又无法追溯到其他病因。20世纪30年代，当一位从事兽医领域的科学家在测试针对另一种疾病的新疫苗时，在英国引发了一场羊瘙痒症的疫情。疫苗的一部分成分是由羊脑提取物所制成的，尽管已用福尔马林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灭活，但疫苗仍具有一定的感染性。从那时起，兽医学家达成一种共识（先不说这种观点是否狭隘），认为羊瘙痒症既然是可传染的，那么一定是由微生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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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微生物又是何方神圣呢？福尔马林杀不死它，清洁剂、沸水和紫外线照射也同样对它无能为力，甚至于能阻挡最小病毒的过滤器都拿它没办法。它在被感染的动物体内不会引起免疫反应，有时候，从注入含有该微生物的物质到动物开始发病，有着很久的延迟。不过如果将它直接注射到动物大脑中，就会缩短发病延迟的时间。羊瘙痒症筑起了一堵令人困惑的无知之墙，击败了整整一代致力于攻克此问题的科学家。类似症状甚至出现在了美国的水貂养殖场和落基山脉国家公园里的野生麋鹿和黑尾鹿身上，令一切变得愈发地扑朔迷离。实验证明水貂对羊瘙痒症具有抵抗力。到了1962年，一位科学家把这个问题归到了遗传假说上。他认为，也许羊瘙痒症是一种可传染的遗传性疾病（一种前所未闻的组合）。已知的遗传病有很多，由遗传因素决定是否易受感染的传染病也不少——比如霍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传染性颗粒能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的种系间传播的观点，似乎有违所有的生物学定律。然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该假说的科学家詹姆斯·帕里（James Parry）立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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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同一时间，美国科学家比尔·哈德洛（Bill Hadlow）在伦敦惠康医学博物馆的一个展览中看到了患有羊瘙痒症的羊的受损大脑图片。这些图片与他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极为相似，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他意识到，羊瘙痒症即将与人类扯上说不清的关系了。比尔·哈德洛所想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有一种可怕的会导致大脑衰弱的库鲁（Kuru）病，侵袭着一个名叫弗雷（Fore）的土著部落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女性。刚开始，她们的腿会打战，走路摇晃，然后整个身体开始摇晃，说话开始吐字不清并且会突然大笑起来。随着大脑从内向外逐渐受到侵蚀，患者会在一年内死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库鲁病成为导致弗雷部落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它杀死了如此之多的女性，以至于男女比例失衡，变成了3比1。除了女性，儿童也会感染这种疾病，但成年男子受到感染的情况相对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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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明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在1957年，两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的西方医生文森特·兹加斯（Vincent Zigas）和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Gajdusek），很快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原来，弗雷部落的人去世后，女性会在葬礼仪式上肢解死者的尸体，据传，尸体最终会被吃掉。然而，葬礼上食尸的行为已被政府明令禁止，并且这种行为臭名昭著，几乎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因此，这使得有些人怀疑它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但是，盖杜谢克医生和他的团队收集了足够多的目击者证词，毫无疑问，弗雷部落的人并没有撒谎。当部落的人用混杂的语言描述1960年以前举行的葬礼仪式时，他们所说的“katim na kukim na kaikai”，其意思就是“切碎，烹饪，吃掉”。通常来说，女性和儿童会吃掉死者的器官和大脑，男性吃掉死者的肌肉。而巧合的是库鲁病在女性和儿童中最常见，往往出现在死者的亲属里，而且在姻亲和血亲中都会出现。自从食人的习俗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后，库鲁病的发病年龄逐渐提高了。值得一提的是盖杜谢克的学生罗伯特·克利兹曼（Robert Klitzman）鉴定了3组死亡病例，每组都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参加过库鲁病死者的葬礼。例如，1954年，在一个名叫尼诺（Neno）的女性葬礼上，15名参加仪式的亲戚中，有12名死于库鲁病。其余的3人，1人由于其他原因很早便去世了，1人因为与死者的丈夫结了婚而不被允许吃死者尸体，还有1人声称他只吃了死者的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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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哈德洛在发现库鲁病病人的大脑和患羊瘙痒症的羊的大脑很相似时，立即给新几内亚的盖杜谢克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随后，盖杜谢克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进行探索。如果说库鲁病是羊瘙痒症的另一种形式，那么通过颅内注射的方式，便有可能把它从人传到动物身上。1962年，他的同事乔·吉布斯（Joe Gibbs）开展了一系列实验，试图用弗雷部落中因库鲁病而死亡的患者大脑，去感染猩猩和猴子（这种实验是否符合现在的伦理道德规范，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头两只猩猩在注射后的两年内得病死了，它们的症状和库鲁病患者的症状很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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