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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平浪静了一阵子。内政大臣赫伯特·格拉德斯通（Herbert Gladstone）对此不为所动。但是，当1910年温斯顿·丘吉尔继任时，优生学终于在内阁里有了一位铁杆的拥护者。早在1909年，丘吉尔就以内阁文件的形式将艾尔弗雷德·特雷德戈尔德（Alfred Tredgold）的一篇支持优生学的讲演稿分发了下去。1910年12月，丘吉尔在内政部就职后写信给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倡导尽快推进优生学的立法工作，并在结尾处写道：“我认为，在年底之前我们就得切断并堵住精神失常的源头。”为防止有人质疑他这段话的意思，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Wilfrid Scawen Blunt）写道，当时丘吉尔已经私下主张使用X光和手术来对精神不健全的人进行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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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和1911年的宪法危机使得丘吉尔未能提出议案，然后他就被调到了海军部。到1912年，立法的呼声再起，保守党的后座议员[2]格尔肖姆·斯图尔特（Gershom Stewart）最终以个人身份就此问题提出了议案，迫使政府将其提上议程。1912年，新任内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勉强提出了一项政府提案——《精神缺陷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智力障碍者的生育，并处罚那些与其结婚的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个法案被付诸实施，那么它稍加修改就可用于实施强制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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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人在当时对此议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就是激进的自由党议员，著名的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是与达尔文家族多次联姻的著名工业家族的后代。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祖父、岳父和姐夫（同时也是妻子的哥哥），都叫乔赛亚·韦奇伍德。最小的那位乔赛亚的职业是一位海军建筑师。1906年，他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自由党议会议员，但后来他加入了工党，并于1942年进入上议院。达尔文的儿子伦纳德（Leonard）当时是优生学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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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非常不喜欢优生学。他指责优生学会试图“像养牛那样来对待工人阶级”，并且他坚称遗传定律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把信仰寄托在任何这样的学说之上，更不能据此立法”。但他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这种法案可使国家强行把孩子从自己的家中带走，而警察依据条款规定有义务根据公众的举报对智力障碍者采取行动，对此他感到震惊。其他保守党的自由派，如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他们的共同主张关乎个人权利而非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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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韦奇伍德如鲠在喉的条款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应该剥夺（智力障碍者）生育孩子的机会”。用韦奇伍德的话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憎的提议”，而且完全没有实现“对自由的关切以及对个体的保护，而这是我们有权期待执政的自由党所能做到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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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的发难卓有成效，政府撤回了法案，第二年再次提出该法案时，气势大打折扣。关键是，这一次它省去了“任何可能被视为优生说的提法”（用麦克纳的话说），限制婚姻和限制生殖的冒犯性条款也被拿掉了。韦奇伍德仍然反对这项法案，整整两个晚上，他仅靠巧克力支撑，列出了200多项修正案，继续对草案发难。但是，当他的支持者减少到4个人时，他放弃了。最终，法案得以通过，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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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奇伍德也许以为自己失败了。从此，强行将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的政策在英国实施开来，这实际上令他们很难再有机会繁育后代。但事实上，韦奇伍德不仅阻止了采取优生措施，还向未来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优生立法可能会引发争议。此外，他还发现了整个优生项目的核心漏洞。这个漏洞不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它不具现实可行性，而是说它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压迫，且手法残暴，因为它需要国家动用全部力量来维护个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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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随着大萧条期间失业率的上升，优生学再次死灰复燃。在英国，优生学会的成员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们开始荒谬地将高失业率和贫困归咎于最初优生学者们预言过的种族退化。就是在那时，大多数国家通过了优生法案。例如，瑞典在1934年开始实施强制性绝育法，德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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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绝育法案的施压由来已久，主要来自一份有关精神缺陷的政府报告，也叫《伍德报告》（Wood report）。该报告的结论是，精神问题正在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精神缺陷患者的高生育率。但是，当一位工党议员以私人名义向下议院递交的优生法案被驳回时，优生学利益团体改变了策略，转而游说行政部门。卫生部被说服了，成立了一个由劳伦斯·布罗克爵士（Sir Laurence Brock）牵头的委员会，以着手研究对精神缺陷者进行绝育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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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委员会尽管背靠政府，但从一开始就有派系之争。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说，大多数成员“一点都不愿意冷静地考虑那些自相矛盾和非结论性的证据”。这个委员会认为精神缺陷具有遗传性，对相悖的证据视而不见，并“填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有利的证据。尽管证据不足，委员会依然认可精神不健全的人群生育过多的观点，它拒绝强制绝育的说法只是为了平息批评——它掩盖了获得精神缺陷者知情同意的问题。1931年出版的一本生物学科普读物中有这么一段话，曝出了其中的内情：“这些低能者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收了钱或是被劝诱，才自愿接受了绝育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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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克报告纯粹是为了宣传，但却套上华丽的外衣，伪装成客观冷静的专家评估材料。正如最近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一致认为，它引发了一场人造危机，得到所谓的“专家”的共识，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这种做法同20世纪后期国际环保人士呼吁民众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的手段很相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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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的本意是推动绝育法案的落地，但此企图落了空。这一次，与其说是因为有诸如韦奇伍德这样的坚定反对者，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发生了变化。许多科学家改变了主意，尤其是霍尔丹。部分原因是像玛格丽特·米德这样的人以及心理学领域的行为学派，他们用环境来解释人性，日益影响了大众的认知。工党在当时坚决地反对优生学，认为这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天主教会反对优生，也在某些地方产生了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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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38年，德国才收到有关强制绝育现实意义的报告。布罗克委员会对1934年1月生效的纳粹党绝育法大加赞扬，这样的行为十分不明智。显然，这项法案侵犯了个人自由，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为实施迫害提供了借口。在英国，理智最终占了上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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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生学的这段简史我们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确切的结论：优生学的问题不在于其科学理论，而在于强制性的做法。优生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罪行，而非一种科学问题。毫无疑问，就像应用于狗和奶牛身上那样，优生也同样适用于人类。通过优生，可以减少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但与此同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项工作无比残忍，充斥着不公和压迫。卡尔·皮尔逊曾这样对韦奇伍德说：“社会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这一糟糕透顶的表述应该成为优生学的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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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智商基因、生殖细胞基因疗法、产前诊断和筛查时，我们能深入骨髓地感受到优生学阴魂不散。正如我在6号染色体那章中所述，高尔顿那“人的本性大多都有遗传性”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这一次，尽管并未得到证实，但有了更好的事实依据。如今，基因筛查使得父母对孩子的基因进行选择成为可能。例如，哲学家菲利普·基彻（Philip Kitcher）把基因筛查称为“自由优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优生专家，可以利用现有的基因检测手段来做出自认为正确的生育决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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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标准，世界各地的医院每天都在进行着优生，并且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受害者是那些带有一条多余21号染色体的胚胎，他们出生时便患有唐氏综合征。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呱呱坠地，他们会度过短暂而快乐的一生——生来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呱呱坠地，他们会得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爱。但对于依赖母体的、无意识的胚胎来说，不把它生下来与杀死它并不能画上等号。我们又立马回到了关于堕胎的争论上面：母亲是否有权打掉孩子，或者说，政府是否有权阻止。此番争论由来已久，可遗传知识给了她更多堕胎的理由。要知道，选择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胚胎，而非带有缺陷的胚胎，或许触手可及。选择生下男孩，放弃女孩，这种滥用羊膜穿刺技术的风气在印度次大陆地区尤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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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拒绝政府所提出的优生学，难道是为了落入私人优生学的陷阱吗？在医生、健康保险公司和社会文化的驱使之下，迫于压力父母可能会主动选择优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女性因为携带遗传病基因而被医生哄骗着去做绝育，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如果政府以基因筛查或被滥用为由而禁止基因筛查，就有可能加重社会负担。取缔筛查与强制筛查同样不人道。这是个人的决定，不能被专业人员所左右。基彻当然这么想：“至于人们想具备什么特性，或是不想具备什么特性，都是他们自己的事。”詹姆斯·沃森也是这么认为：“那些自认为很专业的人，应该远离这种事……我希望看到的是有关基因的问题应交由自己来做决定，而非让政府说了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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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少数非主流科学家对人类的基因退化深表担忧。[13]基因筛查与鼎盛时期优生学家之所思所想，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具体体现在，基因筛查就是根据个人价值标准进行个人选择的。优生学是基于国家价值标准，让人们为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权利而进行生育。在步入新的基因领域之际，人们往往忽视了“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是独立的个体，还是代表着国家或种族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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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一下正在进行着的“优生学”案例。正如我在13号染色体那章所述，在美国，犹太遗传疾病预防委员会对小学生的血液进行了检测，如果发现两个人携带特定基因的同一份致病拷贝，就会建议他们以后不要结婚。这是一项完全自愿的政策。尽管被批评为优生，但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强制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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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都将优生学史视作描述科学（尤其是遗传学）失控时会有多危险的一个鲜活例子。实际上，它更为真切地反映出，如果政府失控，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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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通过产前筛查可以降低发生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疾病的风险。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NIFTY为代表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通过对孕妇静脉血中游离DNA的检测得出胎儿罹患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因其在胎儿21-三体、18-三体和13-三体检测中具备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优势而大规模应用于经医生充分告知、由孕妇自主选择的产前筛查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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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座议员，是指体英国议会下院中坐在后排议席的普通议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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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22号染色体 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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