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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生命之书23章 21号染色体 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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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手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觉悟来凭借健全的判断力行使他们的控制权，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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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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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染色体是人体中最小的染色体。因此，它本应被称作22号染色体。不过当初命名的时候并不知道21号染色体更小。可能是因为21号染色体是最小的，包含的基因数目也最少，因而21号染色体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人体内出现3条的（相较而言，其他染色体都只能有2条）。在其他任何的情况下，多一整条染色体会彻底打乱人体基因组的平衡，致使身体根本无法正常发育。偶尔会有多一条13号染色体或者18号染色体的婴儿出生下来，但他们最多只能存活几天。出生时多一条21号染色体的孩子是健康的，也明显是个乐天派，并且能活很多年。然而，用一个略带贬义的字眼来说，他们并不正常——他们患有唐氏综合征。他们有着尤为明显的外表特征：身材矮小、体态肥胖、眼距狭窄、堆满笑容。同时他们智力落后、性情温和、衰老迅速，常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寿命不超过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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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综合征患儿一般由高龄产妇所生[1]。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出生概率呈指数式增长，从20岁时1/2300的概率，升高至40岁时1/100的概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基因筛查多用于识别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胚胎，高龄母亲是主要的受检测人群。现在，大部分国家都给高龄产妇提供（甚至可能是强制性的）羊膜穿刺术，来判断腹中胎儿是否携带了一条多余的染色体。如果是，就会劝说孕妇去堕胎。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尽管这些孩子们看起来是乐呵呵的，可大部分人还是不希望成为患唐氏综合征孩子的父母。如果你也持这种观点，就会认为这是“科技向善”的表现，用无痛的方式奇迹般地阻止了无行为能力之人的出生。如果你持有另一种观点，就会认为它是打着优化人种的旗号，公然鼓励草菅人命，是对残疾人的不尊重。尽管50多年前纳粹的暴行让人们看到了人种优化论的荒诞，但时至今日，这种做法在实际生活中依旧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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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关于遗传学历史上的阴暗面，旨在讲述遗传学领域的害群之马——以基因净化名义所进行的谋杀、绝育和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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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很多方面都与他的表哥查尔斯·达尔文相悖。达尔文是井井有条、耐心十足、性格羞涩、思想传统的人，而高尔顿则是一个知识浅薄、性心理紊乱且爱炫耀的人。他同样非常聪明，曾在非洲南部探险，研究过双胞胎，收集过统计数据，并且幻想过乌托邦社会。如今他的名气可与表哥达尔文比肩，只不过更像是臭名昭著而非美名远扬。达尔文主义总有沦为政治信条的风险，而高尔顿的主张已然沦为了政治信条。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欣然接受了“适者生存”的观点，认为它支持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和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他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高尔顿的主张则更为缺乏诗意一些。如果按照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经由系统选择育种，物种得到改良（比如牛和赛鸽），那么人类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优化自己。某种意义上说，高尔顿所呼吁的是一个比达尔文主义更为古老的传统：18世纪牛的育种传统，以及更早的苹果和玉米的育种方式。他的口号是：让我们像优化其他物种那样优化我们人类自己吧。在1885年，他为这种生育方式发明了“优生”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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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才是前文中的那个“我们”呢？在斯宾塞的个人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优生学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寻找一个好的配偶——一个心智健全、身体健康的人。这与我们选择结婚对象时比较挑剔没什么不同——我们本来已经这么做了。然而，在高尔顿的世界中，“我们”变成了一个更为集体化的含义。高尔顿的第一个，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追随者是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一个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杰出的统计学家。被德国增长的经济实力吸引的同时又对其感到畏惧，皮尔逊于是将优生学转变成了沙文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都需要进行人种优化。只有在公民中实行有选择性的生育，才能使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竞争对手。政府必须要在谁应当生育，谁不应当生育的问题上掌控发言权。优生学在诞生之初就不是一门政治科学，而是一则打着科学幌子的政治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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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0年，优生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优基因”（eugene）这个用语突然流行起来，随着优生学相关的会议在英国各地都冒了出来，有所规划的生育想法让人们不禁陷入狂热之中。皮尔逊在1907年写给高尔顿的信中说：“如果一个孩子比较虚弱的话，我听到一些很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妇女说，‘看，那不是符合优生学理念的婚姻！’”布尔战争中新兵的状态糟糕，这激起了关于提高社会福祉的辩论，同时也引发了有关人种优化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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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也在德国发生了，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英雄哲学与恩斯特·海克尔的生物命运学说的融合，激发出了一种热情，希望演化过程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步调一致。相对于英国，在德国人们更容易被权威哲学所吸引，这意味着生物学在德国更容易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不过在那时，它主要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并没有付诸行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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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危害产生。然而，焦点很快就从鼓励最好的优生繁衍行为转变为阻止最差的非优生繁衍行为。很快，“最差的”就迅速变成了“低能”的代名词，所指代的包括酗酒者、癫痫患者、罪犯以及智力障碍人群，这一势头在美国显得尤为突出。1904年，高尔顿和皮尔逊的崇拜者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说服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资助他建立冷泉港实验室以用于优生学研究。达文波特是一个精力旺盛但古板的保守派，与如何促进优生行为相比，他更在乎的是如何防止非优生行为。至少可以说，他的科学观点太过简单化。比如他说，既然孟德尔遗传学说已经证明了颗粒遗传，那么美国关于“民族熔炉”的理念就应该被摒弃。他还认为海军的家庭会有一种热爱海洋的基因。但在政治上，达文波特精明老练并且很有影响力。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有一本著作，很好地讲述了一个神秘的、有智力缺陷的家族，名为“卡利克斯”（Kallikaks）。在这本书中，这个家族有力地证明了智力缺陷是会遗传的。凭借这本书，达文波特和他的盟友逐渐说服了美国政界，使他们认为人种有退化的危险。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说：“总有一天，我们将意识到，作为好公民，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在世界上留下血脉。”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其他那些公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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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优生学的热情大多源于对移民的抵制心理。那时，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正迅速地涌向美国，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偏激情绪，认为“更好”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正在被稀释。优生学为那些出于传统的种族主义考量，希望限制移民的人们提供了便利。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就是人种优化运动的直接结果。在接下来的20年里，该法案拒绝许多欧洲移民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致使绝望的他们在故国面临着更为悲惨的命运。这项法案实施了40年，一直未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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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移民并不是优生学者在法律上的唯一一次胜利。到1911年，已有6个州出台相关法律，对精神不健全的人进行强制绝育。6年之后，又有9个州加入其中。如果一个州能够剥夺罪犯的生命，那么它肯定可以剥夺其生育的权利（似乎将头脑简单等同于刑事犯罪）。“在此情况下谈论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真是愚蠢至极。这些人……是无权生育像他们那样的后代的。”一位名叫鲁宾孙（W. J. Robinson）的美国医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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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最初否定了许多绝育方面的法律，但在1927年，它改变了立场。在巴克控告贝尔案（Buck v. Bell）中，法院裁定弗吉尼亚州可以对17岁的女孩卡丽·巴克（Carrie Buck）进行绝育。她与母亲埃玛（Emma）和女儿维维安（Vivian）一起居住在林奇堡一个癫痫病人和智力障碍者的社区里。经过草率的检查，她七个月大的女儿维维安被诊断为智力存在缺陷，于是卡丽被要求去做绝育。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在判决中的那句名言：“三代人存在智力缺陷已经够了。”维维安幼年时就去世了，但卡丽一直活到较大的年纪，是智力中等、受人尊敬的女性，她会在空闲时做做填字游戏。她的妹妹多里斯（Doris）同样也被绝育了。她多年来尝试生孩子，最终才意识到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别人对她做了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弗吉尼亚州仍旧对智力缺陷者进行绝育。根据1910年至1935年间通过的30多部各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美国，作为个人自由的堡垒，对超过10万名智力缺陷者进行过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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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是优生学的先驱，其他国家却也紧随其后。瑞典绝育了近6万人。加拿大、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和冰岛都将绝育列入其法律并付诸实践。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曾给40万人做了绝育，然后又杀死了其中的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短短18个月里，7万名已经绝育的德国精神病患者被毒气杀害，为的是给受伤的士兵腾出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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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教工业化国家中，几乎只有英国从未批准过优生法。也就是说，它从未通过任何一项法律，以允许政府干涉个人的生育权。特别是，从来没有一项英国法律阻止精神缺陷者结婚，也从来没有哪怕一条英国法律允许国家以智力缺陷为由对人进行强制绝育。（这并不排除在极个别情况下，医生或医院私自诱骗病患进行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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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非独一无二的，在受罗马天主教会影响较大的国家，都没有优生法。荷兰不予通过此类法律。苏联也从未有这样的条文记录在案。不过，之所以单把英国拎出来，是因为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它是许多（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优生科学和宣传的源泉。与其质问为何这么多国家会实施如此残忍的行为，倒不如回过头来问：英国为什么能抵制这种诱惑？这应该归功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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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能归功于科学家。如今科学家自欺欺人地认为，真正的科学家一直都是对优生学这种“伪科学”嗤之以鼻的，尤其是在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它揭示了沉默突变携带者比显性突变体多了多少），但几乎没有书面记录能为此提供佐证。大多数科学家乐于被奉为新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专家，受人吹捧。他们一直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在德国，超过半数的生物学家加入了纳粹党，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的专业团体，并且无人批判优生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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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费希尔爵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现代统计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尽管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都是伟大的统计学家，但从没有人认为统计学和遗传学一样危险）。费希尔是一个真正的孟德尔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优生学会的副主席。他痴迷于将上等人和贫民的“生育比例进行重新分配”，因为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贫民比富人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即便是后来对优生学大肆抨击的人，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霍尔丹，在1920年之前也曾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所批判的是优生政策在美国实施时所表现出的简单粗暴和偏颇，而非优生学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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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被禁止也不能归功于左翼政治家。尽管英国工党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优生学政策，在那之前，左翼运动总体说来还是为优生学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要想在英国找到一个在20世纪头30年里对优生学政策表示出了哪怕一丝反对意见的社会学家，都是很难的。在那个时候，从工党里找到支持优生学言论者是极其容易的。韦尔斯（H. G. Wells）、凯恩斯（J. M. Keyne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都有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认为迫切需要阻止智力障碍者和残疾人的生育。萧伯纳在他的剧本《人与超人》中曾经说过：“作为懦弱者，我们用慈善的名义打败自然选择；作为懒汉，我们用体贴和道德的名义忽视人工生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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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斯的作品饱含道理：“就好比传播的病菌，以及在隔音不好的公寓里所发出的噪音那样，人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又如，“很明显，整个人类群体，对未来的要求不高……想要平等就得把人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纵容将会招致汹涌的人潮”。为了表示宽慰，他又补充道：“诸般杀戮都是在麻醉之下实施的。”（事实并非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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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对实施计划充满信心，愿意为国家利益而放弃个人权利，时刻准备着优生指令的下达。有所规划的生育同样已时机成熟。优生学首先从皮尔逊的那些费边社朋友之中传播开来，风靡一时。优生学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哲学，能够凝聚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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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保守党和自由党也同样热情高涨。1912年，前首相阿瑟·巴尔弗（Arthur Balfour）主持了在伦敦举行的首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发起会议的副主席包括首席大法官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11年，牛津大学辩论社以近乎2比1的比例通过了优生学原则。正如丘吉尔所说：“智力障碍者的成倍增长对于一个种族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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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几个人发出过反对的声音。零星几个知识分子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其中就包括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他们写道：“优生学家一方面铁石心肠，一方面又头脑活络。”但毫无疑问，大多数英国人都支持优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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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和1934年，英国曾几近通过优生法案。在1913年，勇于打破传统思潮的反对者力挽狂澜，挫败了这项法案。1904年，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在拉德纳伯爵（Earl of Radnor）的领导下，负责“照顾和控制智力障碍者”。在1908年做工作汇报时，该委员会坚持认为智力缺陷是可以遗传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收了钱的优生学者。正如格里·安德森（Gerry Anderson）最近在剑桥的一篇论文中所阐述的[5]，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利益团体持续游说，试图说服政府采取行动。内政部收到了各郡、各市议会以及教育委员会的数百项决议，敦促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不健全人群”的生育。新的优生学教育协会对议员们进行轮番轰炸，并与内政大臣进行磋商，以进一步推进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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