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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个难点。首先，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永远不是精确值，而仅仅是由平均值和标准差组成的估计值，比如7500±100BP。考古学家用BP表示“距今”（Before Present，“今”曾被约定为公元1950年）。在这个例子中，7500是包含真实年代的数据分布的平均值，100为标准差。它告诉我们，真实年代有68%的可能性（超过三分之二）落在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之内，即距今7400到7600年之间，有95%的可能性落在两个标准差之内，即距今7300到7700年之间。当然，标准差越小越好。但由于偏差不可能小于50年，过去事件的年代将总是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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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难点是，放射性碳测定的“年”在长度上不同于日历年，而且相互之间也长度不等。放射性碳测定为7500BP的手工制品并不意味着比7400BP的早100个日历年。这是因为大气中的14C浓度会随着时间下降，导致“年”显得更长。幸运的是，可以通过用年轮定年（dendrochronology）“校正”放射性碳定年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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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让我们可以逐一清点过去的日历年。通过把不同时代的木头联系起来，我们为过去的1.1万年确立了连续的树木序列。[12]来自其中任一年轮的木材可以用放射性碳法定年，从而推导出日历年与放射性碳年之间的偏差。因此，在对考古遗址做了放射性碳定年后，我们可以引入上述偏差，以此确定日历年份。当年份确定后，它们还常常被从BP（距1950年）改成BC（“基督诞生前”，即“0年前”；有时也写作BCE，即“公元前”）。于是，经过校正后，放射性碳定年测得的7500±100BP表示，真实的年代有68%的可能性落在公元前6434年和前6329年之间。年轮定年不适用于距今1.1万年更早的情况，但考古学家找到了别的校正方法。这种方法显示，“放射性碳年”和“日历年”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倒退逐渐扩大（尽管扩大过程并不规则）。到了1.3万年前，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和真实的日历年之间已经相差超过2000年。本书后文出现的所有年代都是公元前的日历年；我在注释中提供了放射性碳测定的结果，以及校正后位于一个标准差处的精确数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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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什卡里人缝制衣物和艺术家在佩什梅尔作画时，另一些人正在塔斯马尼亚的草原上蹑手蹑脚地捕捉沙袋鼠，在东非草原上伏击羚羊，在地中海和尼罗河捕鱼。本书所描绘的历史将造访他们和其他狩猎采集者，然后分析全球变暖如何改变了他们后人的生活。不过，我们将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出发，这片弧形的延绵丘陵、河谷和湖盆涵盖了今天的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这是最早的农民、城镇和文明将要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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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巴列湖（Lake Tiberias）——也称为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西岸，一处狩猎采集者营地正欣欣向荣。这处营地后来被考古学家发掘，称作奥哈洛（Ohalo），是末次冰盛期保存最好的定居点之一。[14]它远离冰盖和苔原，不远处是橡树林。那里的房屋用树枝建造，当地人穿着皮革和植物纤维制作的衣服。一座新的茅舍正在建造中：砍下小树苗插进地里，然后编结起来形成圆顶。人们还准备了一堆带叶子的树枝和兽皮，准备用来作为屋顶的材料。建这种房屋花费的力气远远小于在普什卡里建造房屋；事实上，奥哈洛的生活似乎在各个方面都更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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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岸边散落着许多人：有的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在玩游戏，老人们在午后的阳光下睡觉。有个女人提着一篮子刚捕到的鱼从水边走向茅舍，另一些人则把渔网挂在小圆舟上晾干。她招呼自己的孩子们跟她回家，在那里，鱼将被两两串好并挂起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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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从树林里走出，身上挂着刚打的狐狸和兔子。她们身后，几个男人用杆子抬着一只捆着的羚羊。更多的女人和孩子出现，用能想到的各种方式拿着袋子和篮子——顶在头上、在地上拖、搭在肩上或挂在腰间。猎物放在火炉边，袋子和篮子里的东西被倒在兽皮上。一堆堆果实、种子、叶片、根、树皮和茎秆倾泻而出。一场宴会将于今夜开场。一个年轻人置身于这片繁忙的村落景象中，完全没有被工作和玩耍的人注意到。他是约翰·卢伯克，公元前20000年的奥哈洛是他穿越人类历史之旅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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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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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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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17001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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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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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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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和森林草原，公元前20000—前12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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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无法入眠，他坐在湖边，一边看蝙蝠嬉戏，一边享受着夜晚的微风。湖对岸，月光映出了在树林边吃草的鹿。奥哈洛的茅舍位于他身后，距离岸边只有几米。屋中现在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围着缓慢燃烧的火堆睡在星空下。茅舍的地面没有打扫——有的散落着燧石屑，有的留有最近用餐的残渣。屋内房梁上挂着一串串鱼和一把把草药，柳条篮子和木碗堆放在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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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出叹息并转了个身，一个哭喊的孩子得到了安抚。一阵疾风从奥哈洛的茅舍间掠过，树木发出沙沙声；火堆噼啪作响，一团余烬被卷至空中。它盘旋上升，然后飘落，但没有落到火堆里，而是掉到了覆盖着茅舍树枝屋顶的干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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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烟味。卢伯克深吸了一口，以为它来自正在熄灭的火堆。但烟雾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浓，变成刺鼻而可见的烟云。卢伯克咳嗽起来，他转过身，看见茅舍着了火。人们已经惊醒，他们拆掉茅舍，踏灭火焰，又跑去取水。但微风轻易地打败了这些忙乱的努力——风卷起一堆燃烧的树干、叶子和树枝，把它们吹散到四处。现在，第二座茅舍被点燃，然后是第三座。人们退却了。他们掩住脸，紧紧拉着自己的孩子们，聚到湖边眼看着营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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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哈洛的大火也许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一片茅舍变成了一圈烧焦的废墟。确切的起火方式无从得知——也可能是人们故意焚烧长了跳蚤和虱子的茅舍。但奥哈洛人的悲剧成了20世纪考古学家的幸事。几年后，上升的湖面缓慢淹没了这片营地，使其免于腐烂。奥哈洛从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消失，直到1989年的旱灾导致水平面下降9米，露出了曾经是茅舍的焦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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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大学的达尼·纳德尔（Dani Nadel）开始仔细发掘这片极不寻常的遗址，他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对奥哈洛人在末次冰盛期使用的动植物种类之多样感到吃惊。[1]在第一个发掘季带来的巨大兴奋感过后，又过了十年，水位才下降到足以让纳德尔继续工作。非常幸运的是，1999年他开始工作时我也在那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富田园色彩的发掘之一——炽热的太阳、闪光的蓝色湖水、遮阳棚下的土沟里显示出远古生命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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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奥哈洛人在热灰和仍然冒烟的定居点废墟中搜寻。他们拣出了几件宝贵的物品——一把骨柄的燧石小刀，一条在火中幸存的织毯，一把被烧焦但还能修复的弓。他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向西进入橡树林，准备寻找另一片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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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是农民而非狩猎采集者，这场火摧毁的将不仅是树枝建造的茅屋，而极有可能是木屋、畜圈、围栏和堆放谷物的仓库；他们的畜群可能逃走，甚至死在火焰中。农民不会抛弃定居点，而是会留下来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在周围的土地上也投入了心血：清理林地、建造围栏和种植作物。但奥哈洛人可以直接消失在林地中，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平原。[2]卢伯克决定等等再进入林地，他起身绕过湖泊，走进了草地和东面平缓丘陵上的树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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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草、灌木和花在稀稀落落的树木下蓬勃生长的地貌——对人类的历史进程非常关键。它能向狩猎采集者提供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和亚麻等最早被驯化的庄稼的野生亲戚。类似的植物群落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太巴列湖以东丘陵今天的名字）更是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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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史前地貌的植被是理解过去的必要条件。人们通常靠分析花粉粒来做到这点：花粉是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或称配子），其作用是抵达花朵的雌性部分并完成受精。幸运的是，许多花粉没能做到这点，而是白白落到地上。一旦被科学家发现（也许此时花朵已经死了几千年），它们就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告诉我们冰河期世界变化的地貌中曾经有哪些植物欣欣向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