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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种类植物的花粉粒完全不同。它们在肉眼看来只是微粒，但在双筒显微镜下则各具特色。比如，松树的花粉粒有两个翼囊，而橡树的花粉粒看上去是颗粒状的，每条边有三个裂口。用电子显微镜放大时，它们会呈现出一系列奇异的超现实3D带刺球体和其他奇妙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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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从草、灌木和乔木的花朵上落下，常常陷入池塘或湖泊的淤泥中。随着更多同样带着花粉的淤泥开始堆积，它们被埋了起来。更多的淤泥，更多的花粉，也许来自开始在附近生长的某些完全不同的植物。这样的过程可能延续几千年，直到湖泊被淤泥完全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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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沉积物中可以提取“芯”，即泥土或泥炭的细圆柱，上面的每一英寸都会把我们带到更久远的过去。孢粉学家（花粉粒的专业研究者）像切萨拉米香肠那样切开这些芯。他们从每个切片中分离出花粉粒，从而找出当某层淤泥位于最上方时，附近生长着什么植物。通过比较来自连续切片中的花粉，他们重构出植被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通过对埋在芯中的茎、叶或种子进行放射性碳定年，他们可以勾画出植被变化的历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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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旅行到欧洲时，将有许多“花粉芯”供我们检验。它们显示了苔原如何变成林地，然后又变了回去。但西亚很少有这种芯，而且几乎没有很深或包含保存良好的花粉的芯。不过，其中一个芯极具价值，它采自加利利海以北20千米处的胡拉（Hula）谷地的沉积物。[5]这个芯长16.5米，包含了上至末次冰盛期奥拉洛人在湖边定居时的沉积物，它能告诉我们空气中曾经飘浮着何种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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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显示，当猎人们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向东迁徙时，林地消失了，只留下草和灌木之间的零星树木，即森林草原。一过约旦河谷，树木就变得不那么茂密了，不过在通往高原的斜坡上仍有留存；再往东前行，草和灌木本身也开始减少，直至进入沙漠——就像今天当地的情况。但在沙漠中也有绿洲，特别是在艾兹赖格（Azraq），那里的内陆湖不仅吸引了许多鸟兽，而且引来了猎人和采集者。在草原上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红罂粟中小憩后，卢伯克现在正前往艾兹赖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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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证据本身无法提供关于冰河期草原的准确画面。不同种类的禾本科植物——包括野生谷类——无法通过花粉粒轻易区分，而任何虫媒植物都比例偏低，因为它们产生的花粉数量有限。因此，考古学家考察了西亚现存的少数几处草原，特别是那些没有放牧大量绵羊和山羊的，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军事训练基地。它们为无法仅凭考古证据复原的古代植物群提供了参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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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考古植物学家”之一。他研究现代草原植物群已经超过30年，影响了一整代学生从事类似的工作。他展现了史前草原如何由齐膝高的多年生灌木和种类丰富的草组成，前者长着多肉的小叶片，植物学家称之为蒿和藜。有的草会长成硬而粗糙的草丛，而更高的“羽状”草形成了一片随风飘摆的银色羽毛的海洋（希尔曼语）。每到春天，草原将变得花团锦簇，蓟、矢车菊、野茴香和各式各样的其他植物色彩缤纷、香气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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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植物学家不仅研究现存的草原植物群，也研究传统社会的人们（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从这些植物获得食物。他们证明，对于懂得植物学知识、知道该吃什么的人而言，草原上到处是主食和美味。老鹳草、天竺葵和野生欧洲防风草等植物能提供粗大的块根，藜能提供大量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能提供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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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些植物的营养价值对重建史前草原生活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关于采集的具体是哪些植物，证据非常有限。不同于石质手工制品，植物残骸一被丢弃，几乎马上就会腐败，除非极端干燥、水淹或高度碳化阻止了腐败过程——就像在奥哈洛发生的情况。但即使在该遗址被烧焦的残骸中，也找不到多肉的蔬菜和叶片的踪迹，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在采集的食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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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野生谷类是森林草原上生长的最重要植物。野生和驯化品种的关键区别在于谷穗。野生谷类的穗十分脆弱，成熟时能自动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驯化品种则不是这样，它们的穗仍然完整，需要通过脱粒分离出种子。所以，驯化品种离开了人的管理就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无法靠自身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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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小扁豆、苦野豌豆和鹰嘴豆等其他早期驯化作物同样如此。就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野生和驯化谷类基因的专家丹尼尔·佐哈里（Daniel Zohary）曾经解释的，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等待着收割者”。[8]他揭示从野生到驯化的改变取决于某个基因的变异。这种变异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芽方式的变化：成片的野生植物中，不同个体的发芽和成熟时间会略有不同——这保证了至少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成熟，在降水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为下一年提供种子。而驯化品种则都同时发芽和成熟。它们不仅等待收割者，还让他（或她）的生活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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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起源与上述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以及被用来生产最早的亚麻布的亚麻植物的出现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可能发生在人类干预植物生命周期的情况下——人类修改食物基因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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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包括奥哈洛人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收获野谷，他们用棒子击打植物，好让谷粒落到下方的篮子里。这也是许多近代民族所用的方法，比如北美印第安人就这样收集野草的种子。为了保证效率，人们必须找准收集的时间——如果谷物没有成熟，只有很少谷粒会落到篮子里；相反，如果谷物熟过了头，许多种子已经掉到了地上。有的掉进缝隙，获得温暖、享受雨水的滋润，将在春天时发出新芽；另一些——可能是绝大多数——则被鸟儿和啮齿动物贪婪地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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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奥哈洛人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在林地和草原的动物。奥哈洛人在整个地区最喜欢的猎物是瞪羚，后者分成好几种，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栖息地：山瞪羚生活在地中海地区，小鹿瞪羚生活在崎岖的山地，波斯瞪羚（鹅喉羚）生活在东部草原。黇鹿在黎巴嫩山区觅食，野驴在草原上吃草，而野山羊则在山地的峭壁间穿梭。在林地可能会找到野牛、狷羚和野猪，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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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哈洛发掘的动物骨骼告诉我们，上述物种中有一部分是狩猎对象。鱼捕自加利利海，也可能来自地中海。海岸线能提供许多种类的鱼，还有蟹、海草和贝类。但这些东西是否也被奥哈洛人采集，我们只能猜测：早在考古学家能够开始工作前很久，这些海岸线就已经被淹没，北方大冰盖的融水导致海平面上升，冲走了所有沿海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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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攀上熔岩砾石形成的最后一道山脊时，艾兹赖格映入了他的眼帘，那里曾被劳伦斯（T. E. Lawrence）称为绿洲的女王。[9]从加利利海到这里，他走过了100千米，途中很大一部分是穿越夜晚寒冷刺骨的荒芜沙漠。现在，他把目光投向初升朝阳下波光粼粼的湖水彼岸。羚羊小心翼翼地穿过周围的沼泽；随着树木的形状显露，更远处的一抹紫色正在变成枝叶，呈现出一片鲜艳的绿色、黄色和棕色。鸟儿叫声甜美，湖周围许多营地的火堆冒出轻烟，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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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在冬季集中到艾兹赖格的猎人，他们分散在草原和沙漠各地度过了夏天。现在他们再次相聚，以便交换消息、重拾友谊，也许还要庆祝一场婚礼。他们还带来了贸易品：来自红海和地中海岸边的贝壳、雕有纹饰的木碗和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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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白天在沼泽探索，观察水鸟，在湖中游泳。休息时，他拿起自己那本已经翻烂了的皮面《史前时代》，被上面描绘手工制品和墓葬的优美插图所打动。完整的书名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主题：《古代遗物与现代野蛮人的举止和习俗所展现的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 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书中很多内容是关于野蛮人的，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等部落民族描绘成石器时代的活化石。卢伯克随机选择一章读了起来，发现虽然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认为史前人类头脑幼稚，但还是对他们制造工具的技术表示了钦佩，特别是加工燧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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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卢伯克来到一处小营地，那里刚好位于一块突出地面的玄武岩下方，旁边是小溪蓄积而成的一池清水。人们搭建了简陋的居所：羚羊皮用兽筋绑在一起，以脊檩和用石头固定在地上的木桩支撑。考古学家将不会找到这处居所的任何痕迹，而一男两女在屋外从事的工作则相反：他们正在制造石质工具，弄出一大堆燧石片。他们盘腿而坐，带着用管状贝壳（我们称之为角贝）做的项链。有个孩子坐在他们附近玩石块，不知不觉地学着制作工具的技艺。一个小得多的孩子睡在居所的阴影里，有个老妇人正在那里慢慢地用玄武岩臼碾磨种子。脊檩上挂着一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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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另一个成员正在从事对整个史前世界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工作：生火。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用脚趾踩着一块软木。她手里拿着一根用较硬木头做成的细棒，在软木的小缺口上飞速转动，并加上几粒沙子增加摩擦力。过了不久就积攒了一小堆木屑，然后冒出了火花。她放上一些干草，很快点燃了旁边的火炉。卢伯克将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技术被反复使用，他本人也将用得炉火纯青。他还会看到另一种取火方法：敲击脆弱的燧石制造火花。但现在，他更感兴趣的是观看制造石质工具的过程，看看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对于这其中所需技术水平的观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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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加工的石块（或者石芯）来自艾兹赖格附近的一处石灰石突岩，上面散布着燧石块。人们用玄武岩制作的锤石敲去石灰石的厚壳，露出石芯。做完上述准备后，石芯边缘长而薄的燧石条被小心地剥下来。这些燧石条或者刃片长度为5厘米到10厘米不等，许多和其他废物一起被丢弃，少数被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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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石头的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有时会因为纤薄的刃片意外折断而咒骂几句，有时则对石块碎成两半后露出的化石贝壳评头论足。卢伯克捡起一块石头和锤石，试图造出刃片，但结果只搞出些粗大的石屑，一根手指还弄伤流血了。他想起《史前时代》中关于燧石工具的一个段落：“尽管制造这些石片看上去很容易，但只要稍加实践，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相信其中需要某种窍门，挑选燧石时也必须仔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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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石工极富技巧地把他们挑选的刃片加工成型，用尖石凿去微小的石片，把刃片变成各种小工具——有的带尖端，有的背部弯曲或者端部类似凿子。[11]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用来组成工具的零件：这些“细石器”（microliths，考古学家的称呼）将被插进苇秆中制成箭杆，或者插到骨柄上制成小刀。折断的箭尖和用钝的刃片将被拆下扔进垃圾堆。任何不合适的细石器也会被扔掉——工匠们宁愿花点时间另做一个，也不愿冒险损坏贵重得多的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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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哈洛人也制作类似的细石器。事实上，此类制品的加工从末次冰盛期以来就遍及西亚各地，并将持续几千年。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细石器和制作它们时产生的垃圾是该时期西亚考古记录的主要内容，被用来定义“克巴拉文化”（Kebaran cultur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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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看到的那堆加工中的细石器和石片最终被伦敦大学的安迪·加勒德（Andy Garrard）发掘。20世纪80年代，作为约旦的英国安曼学院院长，加勒德在艾兹赖格盆地开展了一个重要的发掘项目，旨在记录狩猎采集者和史前农民存在的证明。在距离艾兹赖格湖10千米的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Wadi el-Uwayndi），他找到了两大堆燧石片和细石器，还有玄武岩磨石，几颗角贝珠，以及瞪羚、乌龟和兔子的骨化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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