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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能够留存是因为沉积物极其干燥——没有了水分，破坏性的细菌就无法完成它们的工作。[8]织物由芦苇、灯芯草和禾本科植物制成，使用了各种纺制、打结、缝制和手工编织的技术。篮子用植物纤维绞成的绳索制作，盘成容器的形状。为了防水，人们还给它们涂上在死海边找到的天然沥青。洞中找到的骨质刮刀很可能是制作篮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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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织物用来自亚麻类植物坚韧茎秆纤维的亚麻线制成。经过纺织后，这些纤维通过打结或手工编织连接起来，编织的方法被称为“纬线编结法”，可能是在木板上完成的。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编织法，直到近代还被世界各地的部落社会所使用。洞中找到的几个骨梭可能是用来将纬纱（水平纱线）编入经纱（垂直纱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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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从赫玛尔溪洞找到的织物残片太小，无法据此重建新石器时代的服饰——唯一的例外是一个锥形头饰。头饰包括一条裹在额头的织带，上面装饰着一块绿石；帽子形成钻石状的锥体，带有尖顶和帽穗。由于只发现了一件，我们无从知道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日常佩戴的，还是一种仪式性服饰，只有特别的人在特别场合才会戴。鉴于洞穴的偏僻位置和洞中的其他物品，后一种情况也许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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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麦和大麦类似，亚麻最初是生长在西亚森林草原上的野生植物，后来与谷物和豆类一起被种植。在耶利哥、艾斯沃德丘和阿布胡赖拉都发现过亚麻残片，但无法辨别它们是野生还是驯化品种。我猜测贝达也生长着亚麻，但没有找到，这个遗址的植物保存和复原状况特别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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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留在赫玛尔溪镇的衣物和篮子可能被用于仪式场合，它们仍然向我们透露了新石器时代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方面。收割芦苇和种植亚麻，纺、编、捻、缝、打结纤维，可能占据了许多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可能每天都要看到织物并与其打交道，感受粗糙的织物摩擦自己的皮肉。沥青、柳条制品和亚麻布的气味应该总是伴随着他们。但考古学家对他们衣物的全部了解几乎就只是在赫玛尔溪镇发现的几块残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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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仍然待在贝达的那座房子里，审视着地上的防水篮子和一堆编织品。炉子上滚烫的石头不时被扔进篮子，以加热里面的液体——薄荷茶。房间另一头的大堆毛皮和织物暗示那里是睡觉的区域。一个面色苍白、带有病容的孩子躺在上面。就像卢伯克在其他地方经常看到的，贝达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戴安娜·柯克布赖德发现了这点，因为她在地面下挖出了许多小小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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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发现，工作主要在地下室进行的。地下室为泥地，墙内分成6个小房间，一条短短走廊的两侧各有3间。[10]地上的石板提供了坚硬的工作台面——有的覆盖着石屑，有的则是丢弃的骨骼和兽角碎片。一些房间被用来把石头打磨成珠子，另一些则用于加工皮革。距离入口最近的两个房间里放着大磨石，用于碾磨小麦和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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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重大改变，不仅不同于纳图夫定居点，也不同于耶利哥和哈格杜德道最早的农业村落。许多活动被搬到室内，搬进单一建筑中现在各具特定功能的房间：有的用于吃饭、睡觉和娱乐，有的用于制品加工和存储。新秩序似乎不仅表现在建筑和城镇布局上，也包括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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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型PPNA定居点（如耶利哥、哈格杜德道和WF16号）的圆形居所到PPNB定居点（如贝达等地）的长方形建筑（常为两层），这种转变记录了重要的社会变迁。[11]来自密歇根大学的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宣称，这反映了从集体导向的社会（任何富余食物都被集中起来供所有人享用）到家庭成为关键社会单元的转变。这些家庭不再分散在若干圆形小屋中，而是通过生活在单一建筑的多个房间内巩固自己的存在。他们拥有并存储自己生产的某些（或者可能是全部）富余食物，常常将房屋的一部分建成特别的仓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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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贝达的小巷和院子间徘徊，这让他获得了另一些新的体验。在他造访过的狩猎采集者定居点中很少有意外——他几乎总是可以从村子一头看到另一头，大多数工作在露天展开，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行当。而在这里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城镇，几乎每个拐角都会看到意外的东西：意想不到的一群人、户外的火炉、拴着的山羊。人们完全不知道镇上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即使只相隔数米，因为许多事发生在厚厚的墙壁背后。居民数量太多，人们已经无法相互了解对方的行当和社会关系。卢伯克感到一种不信任和焦虑的气氛，来自城镇生活对习惯在较小社群生活的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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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和山羊是继狗之后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完成了人类从狩猎和采集向农业生活的转变。对于这种驯化是何时、何地以及为何发生的，考古学家仍然分歧很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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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图夫人和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骨堆中很少发现山羊的骨骼，而是以瞪羚骨为主，那是自末次冰盛期以来最受欢迎的猎物。因此，在贝达找到的大量山羊骨（占所有动物骨骼的80%）暗示那里的居民是放牧而非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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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达的山羊体型比已知的野山羊小。所有动物被驯化后体型都会减小——家猪比野猪小，奶牛比野牛小。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母体的营养不良，以及为获取肉类而选择杀死最大的成年雄性。这种屠宰模式在贝达十分明显，因为大部分骨骼来自约两岁的动物，暗示它们已被养到体格长成，但在消耗太多饲料前被杀死。贝达的骨堆中几乎没有小山羊骨，这无疑表明人们并不是为了羊奶而饲养山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新生的小羊将被杀死，好让母羊的奶供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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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和绵羊早早被驯化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它们的野生习性使其很容易被人类控制。两种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感，不愿离开羊群，并且生活在有鲜明等级的群体中。山羊和绵羊乐意追随最大的公羊或母羊，这让它们容易把某个人当成头领。山羊和绵羊天生喜欢把山洞作为庇护所，于是石头居所成了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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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具体在何时何地开始，目前还不清楚。就规模和数量而言，绵羊和山羊最早被驯化的地方可能位于新月沃地中部（比如叙利亚和土耳其东南部）或东部（如伊拉克和伊朗），时间是公元前8000年，也可能早得多。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畔阿布胡赖拉村的居民在公元前7500年就在放牧绵羊和山羊了。当时，一批新的泥砖房屋已经建成，掩埋了卢伯克曾经造访的狩猎采集者村落。新镇民最初延续了晚期纳图夫人每年猎杀迁徙中的瞪羚的做法。不过到了公元前7500年，他们已经转向屠宰绵羊和山羊，这些动物以有人管理的羊群形式被饲养。[15]但如果想见到最早驯化山羊的地方，我们必须继续向东，来到位于今天伊朗中部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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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称为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的村子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16]这是一个位于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山谷南端的小土丘，直径约40米，高8米。土丘大部分由倒塌的泥砖建筑形成，最早建于公元前10000—前8000年间的某个时候。[17]生活在甘兹·达列赫的人们杀死过大量山羊，提供了差不多5000具骨架供后人研究。阿拉巴马大学的布赖恩·赫西（Brian Hesse）和史密森尼博物馆的梅琳达·齐德（Melinda Zeder）承担了这项工作，根据有大量小公羊被屠戮的事实发现了驯化的蛛丝马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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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羊群本身还是放牧的想法，都可能向西然后向南扩散，就像耕种是向东传播的。就这样，牧羊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传到了约旦河谷。但山羊的驯化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完全独立完成的，甚至可能在贝达附近。目前考古学家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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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驯化山羊和绵羊的想法如何产生并被付诸实践，仍然存在争议。耶鲁大学的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认为，猎人意识到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于是有意对它们进行管理。这可能包括在冬季提供草料，建造畜栏控制兽群的活动，以及照顾失去父母的幼兽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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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历史记载的狩猎采集者（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会把驯化的动物当成宠物，我们必须假定纳图夫人和PPNA时代的人同样如此。当他们的后代开始在永久定居点生活时，一部分“宠物”可能已经性成熟，并在定居点内繁衍后代。与野外隔绝后，这些动物可能成了家养畜群的基础。有意的选择性培育令动物发展出了某些特征——脾气温顺、成长迅速、产奶量高和羊毛浓密。在狩猎采集者群体中，照顾动物常被认为由妇女和儿童负责。因此，在动物驯化过程中扮演了最关键角色的可能是他们，而非男性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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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绵羊和山羊之后，牛和猪也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被驯化。但驯化的马和驴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城镇繁荣了几千年后才出现。随着青铜时代开始出现金属加工，人们需要将矿石和燃料运到冶炼中心，这些动物很可能是作为役畜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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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该离开贝达了。虽然新的房屋仍在建造中，但城镇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抛弃。贝达的地理位置并不占优：约旦河谷南缘的降水很难支持农业，而最近的永久泉源在5千米外，还需要攀爬400米。在这种条件下，渡鸦谷的土壤过于贫瘠，无法维持密集和重复的耕种，而且因为没有树木而变得不稳定。每年，人们把山羊群带到距离村子越来越远的地方放牧，庄稼产量也逐年下降，并很快将会崩溃。[20]随着生活变得过于艰难，人口不断流失，最后的居民将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离开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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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前往贝达以南仅仅12千米处一个繁荣的新镇，今天被称为巴斯塔（Basta）。[21]直到1986年，考古学家才发现该镇。此后，那里发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建筑，石墙高2米，窗和门一应俱全。巴斯塔的面积扩大到12公顷，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城镇之一。它无疑找到了一个特别肥沃的位置，使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贝达。但即使这座城镇也无法维持到公元前60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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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的目的地并非巴斯塔，而是向北回到耶利哥，然后前往加扎尔泉镇（‘Ain Ghazal）。造访贝达期间，他只看到了新石器时代新的城镇定居者的一个方面——主要是他们的家庭生活——所以他现在必须前往这些定居点，去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神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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