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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男人走在队伍前面，他们穿的长袍、戴的面具和头饰与在赫玛尔溪镇发现的很像。男人们抬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一组塑像。塑像用芦苇扎成，有躯干和手脚，外面涂着石膏。[17]可能共有12尊塑像，有的高约1米，有的则小得多。它们身体扁平，长着长脖子和大圆脸，眼睛睁得很大，中心处为深黑色。鼻子只是短茬，嘴唇几乎不存在。石膏为纯白色，有的塑像上披着很薄的织物。一尊塑像的双手放在乳房下，把它们托向围观者，并用冷冰冰的目光吸引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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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喧闹着争睹这些塑像，知道那将是最后的机会，因为它们即将被埋葬。但人们也知道，几年后，一组新的塑像将从那些木门中抬出，并不断延续下去：死亡之后总会有新生命，就像收获之后总会有春天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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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跟着队伍来到一座废弃的房屋前，挤进去观看埋葬仪式，听人们祈祷和歌唱。每尊塑像都被高高举起，然后小心地放进地上挖好的坑里。又经过一番祈祷，坑被填满。“祭司们”回到最初的那座房子，砰地关上门。人群散去，有人似乎处于震惊中，有的感到悲伤，还有的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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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尔泉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发现，新道路建设的过程中挖出了墙壁和人骨。1983年，在当时任教于圣迭戈大学的加里·罗尔夫森（Gary Rollefson）领导的第三个发掘季，人们找到了石膏塑像。他和同事还找到几个涂了石膏的头骨，许多人类墓葬，还有贸易品的证据，比如来自土耳其的黑曜石和来自红海的珊瑚。此外还有许多小型的黏土“标记物”，可能是计数工具，代表了分配给各个家庭的田地。大量动物骨骼也被发掘出来，大部分来自显然被人们大批放牧的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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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森记录了这座农业小镇的繁荣与最终没落。因此，即使没有石膏塑像，加扎尔泉镇仍然可以提供关于早期新石器时代农民经济、社会与宗教生活的更多信息。不过，正是这些雕像让加扎尔泉镇不同于其他任何新石器时代城镇。虽然在赫玛尔溪镇和耶利哥也找到过带有芦苇印记的石膏碎片，但只有在加扎尔泉镇才发现了完整的石膏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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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共发现两处埋藏坑。第一处有12尊塑像和13尊半身像，它们都放在同一个坑中，较大的那些沿东西轴线排列。两年后，人们又找到了第二处较小的埋藏坑，在加扎尔泉村的历史上比前者晚约200年。塑像的设计非常相似，尽管体积稍大而且更加标准化。第二个坑中还找到了3尊令人惊叹的双头半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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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得克萨斯大学的丹尼斯·施曼特——贝瑟拉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在晚近得多的巴比伦文明的宗教行为中搜寻线索，试图找到这些塑像的意义。她认为，巴比伦人的信仰源于西亚最早的农业社群。[18]一种可能是，这些石膏塑像描绘了鬼魂。早期巴比伦文字记载了人们有时如何通过将塑像埋在远离住屋的地方来驱赶鬼魂。施曼特——贝瑟拉特确信，加扎尔泉镇的居民害怕这些塑像，奇特的外表——眼睛瞪得大大的，头部比例失调，还有一尊塑像有六个脚趾——可能暗示它们代表了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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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扎尔泉镇可能曾是个充斥着鬼魂的城镇，人们不得不反复从房子和院子中，从羊圈和田地里驱赶它们，方法是把它们埋到地下。但施曼特——贝瑟拉特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即这些塑像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众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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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文字作品中，大神马杜克（Marduk）有两个头，很像上面提到的某些石膏塑像，以及西亚较晚近的史前和史上群落艺术中的双头形象。露出双乳的石膏像让人想起一位姿势类似的巴比伦女神。因此，巴比伦宗教可能发源于公元前6500年左右约旦河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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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塑像为什么被埋葬了呢？在镇上被发掘的那一小片区域就找到两个埋藏坑，这个事实暗示那里曾经制作过许多塑像。也许原因不过是磨损——石膏制品会很快开裂和破碎，因此埋葬可以让人们有机会制作新的。或者就像在后来的宗教中那样，诸神每年必须“死去”再重生，从而确保春天的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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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塑像表明，比起新石器时代的更早阶段，宗教活动的形式更加公开，也许还更加集中化。很可能被用作“神庙”的建筑的出现也暗示了这一点。此类建筑曾与耶利哥和贝达联系在一起，但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加扎尔泉镇。在这个定居点的最后岁月里出现了3种新型建筑，打破了曾经以清一色长方形住宅为特点的建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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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罗尔夫森描绘了一种拱顶建筑，它们零星分布在也建有圆形小屋的住宅“社区”内。这些建筑的地面被反复重新铺设，罗尔夫森因此认为它们是与多个家庭或某个家族有关的圣所。加扎尔泉镇晚期还出现了两种“特殊”建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在俯瞰整个定居点的斜坡高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石灰地面，以及所留存家具和器物的性质：房间中央设有涂成红色的方形火炉，周围是7块平整的石灰石板；房间里还立着几块石灰石，以及一根人形石柱。罗尔夫森暗示，这座建筑可能被用作整个社群的神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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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扎尔泉镇取得了巨大发展，占地达30公顷，超出扎尔卡山谷东缘，居民达2000多人。不过，到了公元前6300年，那里已经处于衰亡的最后阶段。许多房子都废弃了，它们之间的小巷堆满了新石器时代的垃圾。城镇昔日的繁荣几乎只在少数几座有人居住的房子里和还在院子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身上留下了依稀的回响。比起原先镇上的建筑，所有新近建造的房屋都又小又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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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尔卡山谷中的河流仍在流淌，但山谷两边光秃秃的——不仅是村子周围，也包括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土壤流失和肥力耗尽摧毁了加扎尔泉镇的农业经济。在村子的步行距离之内看不到一棵树。人们每年需要前往越来越远的地方种植庄稼和为羊群寻找草料。收成减少，燃料变得稀缺，河水被人类的垃圾污染。一直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达到了灾难性的比例，导致人口水平崩溃。雪上加霜的是，不断有人离开，回归在各个小村落中的生活。[21]这是约旦河谷中所有PPNB城镇的命运——彻底的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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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伯克站在扎尔卡山谷之上，望着农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的惊人景象。[22]他和现代考古学家都在疑惑，农耕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冰芯证据显示，公元前6400—前6000年出现了一段特别低温且降水不稳定的时期，甚至可能是干旱。不过，一边是人类的农业，一边是气候的变化，想要区分两者对现在加扎尔泉镇周围荒芜地貌的影响，似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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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一群山羊正被赶进山中。卢伯克看着它们登上山崖、从视野中消失。羊群将回到加扎尔泉镇，但不会待上许多个月，因为一种新的经济已经出现。城镇生活无法继续在约旦河谷维持下去，游牧生活已经取而代之，并将延续至今。几年后，加扎尔泉镇将只是牧羊人的季节性集中地，它们将在城镇的废墟中搭起简陋的窝棚，而羊群则将取食生长在废弃建筑和神明埋葬所之上的野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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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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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土丘的天堂和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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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在土耳其的繁荣，公元前9000—前7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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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的西亚新石器时代革命之旅正在走向尽头，这场革命把奥哈洛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加扎尔泉镇的农民、工匠、商人和祭司。在牧人和商人的陪伴下，他离开那个城镇，向西北走了500千米，经由一片片绿洲穿越叙利亚沙漠。现在他来到幼发拉底河畔，在与哈布尔河（River Khabur）的交汇处，找到了建在俯瞰洪泛平原的岬角之上的布克拉斯（Bouqras）镇。[1]他在那里的建筑中找到了壁画——大型水鸟、鹳或鹤——此后，他将在西亚之旅的最后阶段看到越来越多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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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于加扎尔泉镇，布克拉斯镇已经过了繁荣时期，许多泥砖屋子年久失修。洪泛平原曾经为狩猎、放牧和种植提供了充足的土地。现在，艰难时代已经来临，人口从上千减少到最多不过几百。一些专业匠人仍在工作，用大理石和雪花石膏雕刻精美的石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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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离开城镇向东北而行，他沿着幼发拉底河穿过托罗斯山脉东侧，进入安纳托利亚（Anatolian）高原的延绵丘陵。河流开始转向，向西划了个弧线，从分布着零星林地平原的光秃秃石灰石山间流过。在距离幼发拉底河以南不超过3千米的地方，他找到了坐落在一条小支流两岸的内瓦里乔利（Nevalı Çori）村。[2]那里有大约25座废弃的建筑——均为单层，长方形，用石灰石和泥浆建造——但没有人。除了乱窜的老鼠，村子了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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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上排列着几座房子，房子之间有狭窄的过道。有几座特别大，长几乎有20米，被分割成多个相连的房间。房间大多铺着厚厚的石灰地面；地面朽坏后，石头的下水道和人类墓葬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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