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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造访过法国南部的几处洞穴，并在《史前时代》中描绘了它们。与他同行的是两位朋友和同事，伟大的法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拉尔泰（Edouard Lartet）和资助了拉尔泰工作的英国银行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5]1865年，许多人仍然质疑人类拥有久远的历史，拒绝相信欧洲人曾像“野蛮人”那样生活。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意识到，拉尔泰发现的驯鹿骨骼提供了关键证据。它们不仅和石质器物混在一起，而且许多带有燧石刀的切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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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优美风光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着迷，特别是发现了几处洞穴的韦泽尔山谷（Vézère Valley）。冰河时代的苔原居民们也一定觉得冬季的艰苦得到了慷慨的补偿，因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有成群的野牛、马和鹿，有游走的猛犸和披毛犀，有熊和狮子的踪迹，还有成队的大雁和天鹅。弗朗索瓦·博尔德（François Bordes）——另一位法国考古学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了拉尔泰的开创性工作——非常正确地将那片苔原描绘成冰河时期的塞伦盖蒂（Serengeti）。冬天的严苛过后，是每年一度的春日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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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高迪埃骨棒，法国，约公元前17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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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热切地关注每年的冰雪消融，并在他们的艺术中加以赞颂。公元前15000年左右的一天，有个无名者在一块骨头的表面刻下了一组图案：一条怀卵的鲑鱼、一对海豹、从冬眠中醒来的鳗鱼和花蕾：这是对春天的祈祷，后来被丢弃或丢失在法国的蒙高迪埃（Montgaudier）遗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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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冰河时代的洞穴岩画直到1865年才被发现，但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已经可以描绘一些冰河时代的雕刻。冰河时代的艺术挑战了史前人类是头脑幼稚的野蛮人的观点。卢伯克比大多数人更大度，他写道，“找到这些艺术品自然让人有些惊讶”，而且不情愿地表示，“我们必须充分承认他们对艺术的爱，就像事实上那样”。[7]但他随即又说，穴居人无疑对农业、畜牧和冶金一无所知。野蛮人与精湛艺术技巧的矛盾让他左右为难，这种状况在几年后达到顶点：1879年，一个小女孩跑着向父亲高呼自己看到了公牛——她发现了阿尔塔米拉洞（Altamira Cave）的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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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河时代艺术家们的世界在公元前18000年之后不久开始改变。全球气温开始上升，北方的冰盖开始融化。到了公元前14000年，冰川已经从德国北部消失，并沿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消退。南方的艺术家和猎人们亲身感受、目睹了全球变暖的影响，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改变——草儿更加茂盛、鸟儿结巢更早和降雪减少——预示着一个气候乃至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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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回顾那些冰河时代的人类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未来（1万年的气候剧变）。虽然趋势是变暖的，但气温表现为过山车般的大幅上升和下降。然而记录在格陵兰岛和南极冰芯中的气温变化波动和峰谷很少告诉我们地貌的变化状况，更别提人类体验的性质了。对于这些，我们需要求诸来自欧洲本土的证据，特别是当地洞穴和古老湖泊中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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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溯西亚的地貌变化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花粉粒的价值，就像来自胡拉盆地的泥芯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在欧洲，小小的花粉粒记录了植物迁徙的历史，以及林地在曾经靠近冰川的荒芜苔原上的发展。这是一段由植物种子和孢子创造的历史，它们被风和鸟兽的羽毛、毛皮、脚和粪便带往北方。其中一些植物（最适应仍然干冷的条件的）发现自己可以存活下来甚至蓬勃生长，而不久之前它们在那里还只能僵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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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植物先驱站稳脚跟，它们鼓励了更多鸟兽来北方冒险。它们还促进了新土壤的形成，这些土壤马上被新一批植物利用，后者因为温度和降水的增加而大批生长。这些新来者为阳光和养料展开激烈竞争，逐渐驱赶原来的生物继续向北，前往刚刚从冰河期严寒中解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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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15000年，草本和灌木已经占领了中欧的延绵丘陵，特别是蒿属植物（一种带刺的齐膝灌木）、矮柳和艾蒿。它们加速向北扩张，标志着全球变暖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温暖期——波令峰的开始。这是冰芯记录中出现在公元前12500年的那个显眼高峰，标志着早期纳图夫狩猎采集者在变得更加暖湿的西亚地区开始过定居生活。在欧洲，波令峰让北方苔原上出现了零星的桦树，松树和桦树林在更南的地区和不受严寒影响的山谷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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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显示，林地的扩张在随后出现暂停，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倒退。不过，到了公元前11500年，成片的桦树、杨树和松树林已经进入了德国北部、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在一些地区，这种现象与被称为阿勒罗德期的第二个特别温暖的时期重合，后者是公元前10800年新仙女木时期开始前气温变化的最后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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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记录，气候在1000年间重回极地状况，草本、灌木和最顽强的树木重新占据统治——北方地区再次变成空旷的苔原，杂生的桦树和松树在艰难求生。草原上可能点缀着仙女木的小白花，植物学家称之为Dryas octopetala——新仙女木时期即由此得名。树木花粉在公元前9600年突然再次出现，并且很快变得丰富，因为随着全球大幅变暖为冰河期画上句号，欧洲北部被覆盖上了茂密的林地。花粉粒证据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地理风貌如何变化，冒险前往北方的人看到过哪些植物和树木并用它们生火。但想要真正体会到这些冰河时代的猎人和采集者感受到的寒冷，考古学家必须求诸另一类先驱：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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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基本上在超过100万年前就停止了进化。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根据腿部、翅膀和触角特点确定的古代沉积物中的品种与生活在今天的完全一致。这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品种对气温非常敏感，只生活在非常特殊的气候条件下。以隐翅虫（Boreaphilus henningianus）为例。今天，人们仅能在挪威北部和芬兰找到它们，因为它们只在极端严寒中才能存活。但在整个不列颠的冰河期沉积物中都能找到它们的遗骸，表明当时的气温像今天的极地一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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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列颠的甲虫遗骸是全世界被研究得最深入的。[8]已知的品种有350多个，据此可以精确估计过去的温度。比如，甲虫告诉我们，末次冰盛期不列颠南部冬天的温度通常可达零下16℃，夏天升至10℃。当公元前12500年温暖的波令峰到来时，不列颠的甲虫与今天的大同小异，表明那时冬天和夏天的气温同现在相似，分别为0℃～1℃和17℃。但随后喜寒品种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显示冬天气温从公元前12000年的零下5℃骤降至公元前10500年的零下17℃，后者完全符合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芯对新仙女木时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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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虽然珍贵，但它们很少能帮助我们想象出冰河时代欧洲的史前风貌。兽骨在这点上有用得多——因为当猛犸、驯鹿和野猪加入后，这片土地顿时有了生气。兽骨主要来自洞穴沉积物，比如塞浦路斯阿伊托克莱诺斯洞的河马骨骼。一些骨骼属于在洞中生活和死亡的动物，比如鬣狗和熊。另一些是肉食动物的猎物（用来哺育幼兽或者为了在安全处进食），而许多小型哺乳动物的骨骼则来自栖息于此的猫头鹰的排泄物。人类到来后把洞穴用作庇护所，把他们杀死的动物或者从冰冻尸体上捡拾来的骨骼丢弃在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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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来源如何，兽骨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欧洲环境变化的情况。和甲虫一样，我们知道哺乳动物也偏爱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驯鹿喜欢寒冷的苔原，马鹿偏爱更暖和的林地。因此，通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各批骨骼，我们就可以重建动物社群的变化，从而重建欧洲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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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少有洞穴具备很长的沉积物序列。因此，如果想要重建几千年来的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把来自不同洞穴的骨骼放在一起。列日大学（University of Liège）的让——玛丽·科迪（Jean-Marie Cordy）进行了一次这样的研究。[9]他检验了100多年前从比利时默兹（Meuse）盆地石灰岩地区的一些山洞中发掘出的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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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将公元前15000—前9000年的沉积物排成序列，发现前14500年之前的沉积物中以驯鹿和麝牛的骨骼为主，两者都是苔原动物。从公元前14500年开始，兽骨中增加了草原和林地物种的遗骸，比如马、马鹿和野猪。这些动物在前12500年后的兽骨中占据主导，该时期正好与波令峰重合——当时驯鹿被迫向北迁徙，以寻找它们最喜欢的覆盖着地衣和苔藓的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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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自比利时山洞的下一批骸骨中，驯鹿再次丰富起来，反映了气温下降和苔原重现。随着全球气候经历了阿勒罗德期、新仙女木时期和最终在9600年前为冰河期画上句号的全球变暖，偏爱温暖与偏爱寒冷的动物之间的这种交替也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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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来描绘欧洲环境的变化有时存在问题。它们的数量常常很小，有的种类（例如马鹿）适应性很强——在空旷草原和茂密林地中都生活无忧。此外，一些此类骨骼在被丢进洞穴前可能经历了长途旅行：食肉动物和人类都可能拥有广大的狩猎领地，会把完全不同于巢穴或营地旁的动物物种带回家。因此，洞穴沉积物中的小型哺乳动物骨骼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更好指征，因为它们的数量通常更多，对环境条件更敏感，很少会在它们短暂的生命中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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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用的此类物种之一是北极旅鼠，它们骸骨数量的波谷几乎就像温度计本身一样准确。以比利时默兹谷地的沙洛（Chaleux）洞为例。[10]公元前13000年之前，沉积物中的小型哺乳动物骸骨差不多都属于北极旅鼠，显示那时当地为非常寒冷的苔原地貌。后来，它们被其他种类的啮齿动物取代，例如北方桦鼠、堤岸田鼠乃至普通仓鼠，这些物种需要温暖和潮湿得多的条件，通常栖息在林地。它们在沙洛洞的沉积物中数量丰富，标志着波令峰的开始。在随后的1000年里，旅鼠和喜暖啮齿动物不断交替成为最丰富的物种，这直接反映了新仙女木时期环境急转直下前的气候波动，其标志为全部林地啮齿类动物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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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粒、甲虫腿和兽骨——正是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才得以重建北方土地的环境。完成这类研究的是在无菌实验室中工作并针对具体方面撰写技术报告的科学家们。不过，我们在写作历史时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将这些证据材料整合起来，以便可以想象出真正的植物、兽类和昆虫群落，还要了解最先进入并成为生态群落一部分的那些物种的经历。动植物的名单无法替代松针的香气和星光下炙烤鹿肉的味道，昆虫遗骸的报告无法唤起对牛虻的嗡嗡声和叮咬的想象，对冬天温度的估算无法让人体会到走过雪地和涉过冰河后包着毛皮的脚被冻僵时的麻木痛楚。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好的史前历史学家不应仅仅阅读来自考古科学的技术报告，而是要亲身踏上和沉浸于自然世界、与狩猎采集者的经历贴得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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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约翰·卢伯克在离开高夫洞后所做的。他向北而行，穿过150千米的延绵丘陵和平原。随着他走近冰盖，树木变得稀疏，风刮个不停。穿越苔原时，他看到的人寥寥无几——远处一队驯鹿猎人消失在雾气中，几个家庭向南而行，可能前往高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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