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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狩猎习惯的上述改变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毫不奇怪。厚重的矛头和箭头被细石器取代：砸碎的小石片（通常是燧石）很快成了全欧洲石质工具技术的最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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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欧洲人做出同样的决定的时间比西亚的克巴拉人早了至少1万年——加工小石片并将其凿制成一系列独特的形状，是对石头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这种武器在力度和穿透性上打了折扣，但在多样性和灵活性上得到了充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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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不仅可用于箭头和倒钩，也被用作刺穿皮革、树皮和木头的钻头和锥子。此外，它们还是有用的刀刃，可以被用在鱼叉上，或者嵌入木板成为蔬菜碾磨器。这种石器时代的插拔技术拥有看似无尽的部件和用途，相当于今天最新的DIY或食物加工器械。没有什么更能满足中石器时代人们的需要了：在任何一季、任何一天，甚至一次狩猎中，都会产生如此之多用到它们的机会——看到意料之外的猎物，偶然遇到早熟的坚果，准备过夜的营地，捕鱼的机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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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通常被发现散落在定居点的家庭垃圾中，很少有仍然由松脂固定，装在箭杆上的，留在被杀死动物身上的情况同样罕见。在丹麦的维（Vig）和普莱伊勒鲁普（Prejlerup）遗址中——两者差不多与斯塔卡同时代——发现了几乎完整的野牛骨架。[17]它们曾遭到攻击，但没有被抓住。维的样本有两只石质箭头扎在野牛肋骨上，骨头上还有另外两处旧伤。其中之一已经愈合——伤口周围的骨头已经开始生长，表明这头公牛不是第一次中箭逃跑。第二处伤口没有愈合，显然是造成它死亡的致命一击。普莱伊勒鲁普的公牛与此类似，尽管只在臀部发现了箭头，但我们必须假设它的软组织也中了箭，且因流血过多而死。上述两处发现为我们营造了这样的画面：猎人们在灌木丛中匍匐前进，向公牛射出了箭，然后跟踪这些受伤的动物——但两次都没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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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石器可能被用于某些令人难忘的行动，但它们本身只是最平常、最简单的史前工具。为了领略中石器时代的前沿科技，我们必须把目光从石质工具转向木头和植物纤维工具。欧洲历史上，它们第一次在考古记录中变得颇为丰富，似乎证明了一场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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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工具的存在，也许仅仅反映了在中石器时代的茂密森林中，工匠和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或者甚至只是因为这些人常常在湖边驻营，把垃圾留在了泥泞的浅水中。随着入侵的植物将这些湖泊变成泥炭沼泽，那些垃圾留在了原地，因为完全被淹没而没有腐烂。不过，虽然机会和保存无疑都很重要，但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创作活力被重新导入到切削、捆绑、搓捻、雕凿和编结的艺术中，就像曾经被导入到绘画与雕塑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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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工具带给我们的欣喜在于，它们似乎来自自然本身，诉说了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同自然世界的亲密关系，是热爱自身技艺之人的作品。比如，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捕捉鳗鱼的笼子的残迹。有的用樱桃树和桤木的枝条制作，用松根编起来——这是一件艺术品，自然科学和实践需求交织为一体。[18]柳树皮被编结成渔网，与松树皮浮标和石头沉子一起使用。[19]这种网从掏空酸橙木树干制造的独木舟上撒下，心形叶片的船桨则从梣木上剜下。[20]榛木棒被制成将鱼群赶入陷阱的木栅，而桦树皮则折叠缝制成装燧石刃片的袋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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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工具制造都成功了。整个中石器时代有许多会造弓的技艺高超工匠，但这种技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在一个案例中，榆树被砍倒，树干大致做成了弓的形状。木头晾干后，塑形就完成了。但也许是经验不足，也许是由于木头上的节，弓在使用过程中裂开折为两半，有可能是弓手沮丧地用膝盖把它撅断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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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到目前为止，读者会以为中石器时代的食谱全都是牛排、鹿肉、鳗鱼和烤鱼。事实并非如此。不要忘了我们讨论的是住在生机勃勃的林地中的人，周围的树木和植物不仅可以在追踪猎物时提供遮挡，或是在制造工具时提供切削、雕凿、搓捻和编结的材料，还提供了任由取用的盛宴：坚果、种子、水果、叶片、块茎和嫩芽。人们的确取用了，有时还拿了很多[23]——就像在欧洲距离斯塔卡最遥远的弗兰克提洞（Franchthi Cave）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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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西北角的人们追踪鹿和焚烧芦苇时，在4000千米之外的希腊南部，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正在收集野豌豆、燕麦和大麦，摘梨，采集开心果、杏子和核桃。1967—1979年间，印第安纳大学的托马斯·雅各布森（Thomas W. Jacobsen）对弗兰克提洞展开发掘。[24]洞中找到了大量属于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种子，特别是生活在公元前9500—前9000年的。事实上，他找到了来自27种不同植物的28000余颗种子。弗兰克提洞的中石器时代人类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品种，与几千年前生活在西亚马拉哈泉村和哈约尼姆洞的人们类似。也许希腊沿海地区同样支持由狩猎采集者培育的野生园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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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欧，那里最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是榛子和马蹄，经常被大规模开采。1994年，我在小小的科伦赛（Colonsay）岛上的斯陶斯奈格湾（Staosnaig）定居点发现了中石器时代最大的垃圾堆之一，那里距离苏格兰西海岸40千米，由岛上10万个被采集和烤食的榛子的残渣组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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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斯塔卡时，我再次想到格雷厄姆·克拉克开掘的沟壑，彼得·罗利——康维和托尼·莱格在实验室里测量牙齿，以及彼得拉·达克在显微镜观察上花费的无数小时。当我穿过草场时，一只鹬发出了尖叫，就像在中石器时代那样。走近农场时，我注意到潮湿的沟壑中生长着柳树、白杨和桦树，其间夹杂着芦苇。我在它们中间踱了会儿步，低低地俯下身。一股浓烈的泥炭味包围了我，地上渗出水来。我碰了碰芦苇，那些戴着鹿角面具的猎人再次在我的想象中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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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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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岩洞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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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公元前9600—前8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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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元前9500年。在南欧的某个地方，最后的冰河时代岩洞画家正在工作。他或她调匀颜料，在洞壁上画了一匹马或一头野牛，或许是一条虚线，或许仅仅是修缮很久以前的画。这就是事实：拥有2万多年历史的岩洞壁画——也许是人类已知最伟大的艺术传统——将要画上句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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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在公元前11000年离开根讷斯多夫，沿着莱茵河南行，然后穿过法国东部的山丘，来到多尔多涅的石灰石山谷。1000年间，他看着这里在新仙女木时期到来后被冰封——林地消退，驯鹿回到了中欧和南欧的山谷中。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当卢伯克穿过中央高原时，全球变暖气势汹汹地回来了。于是，他没有加入身着皮毛、等待伏击的猎人们，而是安静地与追踪野猪的人们同行，帮助他们采集一篮篮的橡子和浆果，站在岩石上击叉逆流而上产卵的鲑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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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什梅尔（在末次冰盛期绘有斑点马的山洞）不再被用于艺术，事实上它完全废弃了。当卢伯克坐在洞口时，他看到几个孩子穿过荆棘丛，从巨石间挤过，用沾了污泥和鲜血的膝盖跪在地上。他们来时准备了枯树枝做的火把。树枝被燧石打出的火星点燃后，洞壁上的野牛、马和猛犸一时间仿佛活了起来。孩子们惊恐地逃走，丢在地上的火把渐渐熄灭——直到1万年后，佩什梅尔的斑点马才会被再次照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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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继续向南而行，进入了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丘陵。他将在这里看到冰河期重要的集会地之一：巨大的隧道穿越了今天被我们称为马斯达济勒（Mas d’Azil）的石灰岩山崖。[4]一条河流通过隧道，人们在河的左岸驻营。右岸是装饰有壁画和雕刻的洞穴的入口。冰河时代盛期，人们大多在右岸驻营，他们把一些冰河期最好的雕刻抛弃或丢在那里：嘶鸣的马、活泼的羱羊和带着雏鸟的水禽形象。冬天，人群在马斯达济勒集会，他们通常来自远方，带来海贝、海鱼和精美的石头作为礼物和交易品。他们用颜料、吊坠和项链装饰自己的身体，甚至可能有文身。[5]入教典礼、婚礼和各种仪式都在马斯达济勒举行。考古学家形容其为冰河时代的“超级遗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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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卢伯克在公元前9000年抵达时，马斯达济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寥寥几个家庭群体坐在河岸边，靠近上游巨大的隧道入口，对附近的壁画完全不感兴趣。卢伯克从他们背后望去，希望看到有人在雕刻精美的动物，但他们只是在给鱼开膛破肚，捕鱼工具是非常朴素的小而平的鹿角鱼叉。[7]只有一个男子的工作与艺术有点关系，但也不过是涂抹卵石。有的上面用颜料涂了一点，有的涂了两三点，偶尔还有更多。有的点是红色的，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条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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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兹河（River Arize）仍然流经马斯达济勒的隧道，如今还多了从帕米耶（Pamiers）到圣日龙（Saint-Girons）的D119公路，公路的修建破坏了右岸的一些考古遗迹。和斯塔卡一样，马斯达济勒是任何想要成为考古学家的人都必须前往朝圣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非凡的冰河时期艺术作品，也因为它在考古学历史上的关键角色。20多年前，刚刚开始本科学业的我造访了那里，比起洞内的所见，我对自己躺在隧道外的法国灿烂阳光下，带着一瓶葡萄酒和女友在一起的记忆要深刻得多。而且，当时我尚未意识到马斯达济勒的历史意义：1887年，伟大的法国考古学家爱德华·皮耶特（Edouard Piette）在这里发现了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联系起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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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工作和后来的发掘找到了数量可观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品和生活遗迹：石质工具，鱼叉，来自驯鹿、马、野牛和马鹿的骨头。这些物品大部分属于冰河时代最后的1000年。但在这些材料上方的土层中发现了涂有颜料的卵石、短而平的鱼叉和被皮耶特称为“阿济勒文化”（Azilian culture）的新型石质器物，在南欧的大部分地方被公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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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涂色卵石的真实性受到学术机构的质疑。当时唯一已知的早期史前艺术是1879年在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的岩画。大部分法国考古学家仍然强烈反对这些岩画可能出自冰河时代狩猎采集者，或者说蛮族之手的观点。不过，皮耶特从未怀疑过。到了19世纪末，他被证明是对的：更多的发现让人们不可避免地接受了阿尔塔米拉的岩画和马斯达济勒的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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