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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身份现在受到质疑。马雷克·兹韦莱比尔认为，通过观察和向新移民学习，以及从后者那里交换获得家畜和谷物，生活在匈牙利平原边缘的当地中石器时代人类自己也接受了农耕方式。[3]双方可能出现了一些人口混合，或许是通过婚姻，或许是通过亚诺玛米式的劫掠妇女。但中石器时代的人类所做的远远不只是模仿移民。他们改变了农耕生活方式，使之适应中欧的土壤、气候和林地——他们自己创造了LBK。当他们自己的农业人口扩大后，他们开始向东面和西面迁徙，并很好地与新文化的所有方面保持了一贯性——从房屋建造、村落布局到社会组织和经济。因此，在兹韦莱比尔看来，LBK的欧洲新石器时代农民是中石器时代的本地狩猎采集者的直系后代，而非来自希腊的移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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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的祖先是谁，新农民们以惊人的速度向西而行，每代人前进25千米。和南欧最早的农业移民一样，他们在肥沃新土地的每片区域建满了农庄和村落，然后蛙跳式地在不那么好的土地上建立新的边界，这种速度不仅反映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成功，而且显示出了某种殖民理念和对“边界生活”的兴趣。就像有些人所说，这类似于南非的游牧布尔人（Trekboers）和美国西部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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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意识也许可以解释LBK农民的文化统一性。来自巴黎盆地屈里莱绍达德村（Cuiry-les-Chaudardes）的房屋与捷克共和国米斯科维切（Miskovice）的看上去几乎一样，尽管两者相距差不多1000千米，而且后者早了几百年。秉持定居点“理想”的边界居民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即使“家乡”已经开始改变——就像塞浦路斯的农业殖民者保留了自己的圆形居所样式，而西亚已经普遍采用矩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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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的新农民清理了小片林地并建起长屋，长屋通常长12米，有时则是这个数字的3到4倍。小块田地里种着小麦和大麦，有时则是豌豆和小扁豆。他们的牛群在茂盛的林地中吃草，而猪则在树下的落叶中挖掘。与新尼科美狄亚一样，家庭是关键的社会单位。家庭自己做出决定，并力图维持独立，但在陷入困境时最终还是会依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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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屋非常坚固，用3排柱子构成的内部木框架建成，两边是一排排支撑着夹条墙的柱子。涂抹的灰泥往往就地从墙外挖取，形成了用来丢弃家庭垃圾的便捷壕沟。长屋内部常常分成3部分，可能分别用于储存、烹饪和用餐，以及睡觉。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后来所有时代的农民（包括现代的）都被吸引到了LBK农民偏爱的同一片肥沃土地。长屋地面被现代人的犁破坏，只留给考古学家一圈圈发黑的土壤，那是木头柱子曾经支撑屋顶和墙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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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林地中，有些地方则是二三十座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每座屋子的门朝向东面。在这些村子中，房屋的维护状况有所不同。当家中最后一个成员死去后，即使结构仍然完好，他们的长屋也将被废弃，任由它在村中坍塌，最终化作低矮的土丘，成为与“死去”家庭匹配的“死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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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被埋在靠近村子的墓地中。骸骨的保存状况大多很糟，坟墓中往往只留下坚硬牙釉质的模糊痕迹。发现的骨头表明，社群的所有成员被埋在一起，无论男女老少。斧头、锛子、箭头和贝壳饰品常常和男人放在一起，磨石和锥子则和女人放在一起。没有迹象表明存在非常有钱或有权势的个体，也没有宗教信仰和仪式习俗的证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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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慢慢解体的中石器时代丹麦世界的过程中，约翰·卢伯克还没有亲眼见到这些农民中的任何一人，但他的旅程将很快让他直面新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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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斯卡特霍尔姆湾出发，渡海前往丹麦沿岸，然后向北而行。现在，他来到了一个狭窄的小湾，位于哥本哈根以北约20千米处的韦兹拜克镇（Vedbaek）背后，那里最终将变成一片泽地。公元前4800年，这个小湾很像斯卡特霍尔姆的潟湖，是宝贵的狩猎、捕鱼和捕鸟场所，人们愿意为之争斗和战死，甚至想要在死后很久仍然留在那里。岸边散布着许多小定居点，卢伯克造访了其中一个，发现人们刚刚离开那里——火炉仍在缓慢燃烧，一条拴住的狗刚被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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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人们聚在茅屋群背后一座低矮土丘上的墓地里。卢伯克挤过人群，看见一个小小的婴儿被放进坟墓，摆在他年轻母亲的身边。[6]母亲看上去不超过18岁，那很可能是她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女人仰卧着，看上去衣着华丽——她的衣服上挂着蜗牛壳制成的小珠串和许多漂亮的吊坠。一条带有类似装饰的长袍被折叠起来作为枕头，她的金发披散在上面。她的双颊有点发红，撒了一点赭石粉；她的骨盆也被涂成红色——也许是为了提醒人们那里曾流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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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青的小小尸体被摆在她身旁，但并非直接放在地上，而是置于柔软至极的天鹅翅膀中。尸体上放了一把大号的燧石刀，就像那个男婴如果长大成人后再死去那样。卢伯克看着木碗中的红色颜料粉末被吹落到孩子的尸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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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被发掘时，这座墓穴只被称为博格巴肯（Bøgebakken）墓地“8号墓”，人们在修建停车场时发现了它。另外还发掘出了16座墓，几乎所有尸体都姿势一致——他们仰卧着，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墓穴整齐地平行排列，完全不像斯卡特霍尔姆那样随意散布，尸体的姿势也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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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墓中的天鹅翅膀可能远不只是为这个还未入世的孩子提供舒适的安息之所。在19世纪的北欧萨米人看来，天鹅和野禽是神明的信使。[7]毕竟，这些鸟可以在陆上行走，在水中游泳和在空中飞翔——能够熟练地在不同世界间穿梭。也许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对天鹅怀有类似的敬意，让它带着那个可怜的孩子前往冥府，获得在尘世被拒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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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从韦兹拜克出发，紧靠海岸向南而行，沿途穿过了茂密的芦苇丛，上方是位于林地边缘，因正值夏日而枝繁叶茂的桤木。浅水中散发着腐烂残骸的浓烈气味，但周围都是活跃的生命气息——鱼儿在蹦跃，青蛙扑通跳入水中，还有蜻蜓、鸭子，岸边是看似没有尽头的一溜村子和捕鱼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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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遇见的人尊崇林地的马鹿和野猪，这些动物只是偶尔被狩猎，在食谱中的比例微不足道，远比不上源源不断的海洋和淡水食物，如鱼、贝类、鸟、鳗和蟹，偶尔还有海豹或海豚。对考古学家而言，幸运的是，这些中石器时代的食物在人们的骨骼中留下了痕迹。[8]若非如此，或若是没能发展出分析骨骼化学成分的技术，考古学家们很容易认为中石器时代的人更依赖狩猎而非捕鱼，因为那些人偏爱用鹿的牙齿和猪的獠牙制成的装饰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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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海产品食物可能解释了为何卢伯克遇见的人看上去不太好：他们肚子突出，面色苍白，时常腹泻和恶心。大量食用鱼类可能导致感染寄生虫，对肾和肠功能造成损害。只有当这种感染变得严重时才会留下考古学痕迹——颅骨可能变厚，就像从丹麦的某些中石器时代样本中看到的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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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兰岛（Zealand）西岸的曲布林湾（Tybrind Vig），卢伯克挤进一条独木舟的后部，前往一个泥底浅水湾进行夜间捕鱼。[11]夜幕降临后，人们在独木舟里的一堆沙子上点起了火。很快，一群鳗鱼被光线吸引，开始绕着独木舟快速游动。渔民站起身，用三股鱼叉捕捉鳗鱼。卢伯克不动声色，看着火焰周围的蛾子，欣赏着这条用一根酸橙树原木制造的精美独木舟——特别是心形的船桨。[12]每根船桨都是从梣木上凿下的，然后再在表面刻出复杂的几何图案，并涂上深棕色的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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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桨，约公元前4400年，来自丹麦曲布林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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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岸边行走时，卢伯克曾见过有人使用类似的船桨。根据船桨的图案，他的中石器时代同伴们马上就能知道独木舟来自何方，可能前往何处。卢伯克很快意识到，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对彼此下落的留意不亚于对鱼群和野兽下落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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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离开小岛，前往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当地沙质土壤上的大片林地。日德兰北端有很深的峡湾，他看到人们垒起了大堆的贝壳、鱼骨和其他家庭垃圾。他已经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此类遗址的情况。[13]19世纪60年代，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曾两次前往这些贝丘（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称之为科肯莫丁格）。在其中一次到访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自己发掘了一小块贝丘，并收集了燧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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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卢伯克来到了今天被我们称作埃尔特波尔（Ertebølle）贝丘的地方：这是一个宽约20米，厚达几米，沿岸边延绵超过100米的贝壳堆。[14]贝丘的一端是泽地，靠近最早把人们吸引到这里的一眼泉水。离岸边不远的大堆牡蛎、贻贝、鸟蛤和荔枝螺也很诱人——它们是养料丰富的封闭海域的产物。他坐在一堆被丢弃的贝壳和骨骼上，身边有一群人在工作。垃圾堆的味道几乎让人晕眩，但似乎只有卢伯克注意到这一点。有的人在加工石头，另一些人围在火边或者清理鱼的内脏。不过，卢伯克的注意力被一项活动吸引了，他从未见到狩猎采集者这样做过：有个女人正把一块黏土捏成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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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元前4400年在贝丘上工作的人都为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isty）的瑟伦·安诺生（Søren Andersen）留下了痕迹，后者于1983年发掘了埃尔特波尔：一堆堆燧石片，被焦炭填满的土坑周围堆放的兽骨，还有大堆鱼骨。安诺生不是第一个发掘该遗址的人。差不多100年前，丹麦国家博物馆已经勘察过这个大贝丘，并用其为丹麦最后的中石器时代民族命名：埃尔特波尔文化。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博物馆的工作。由生物学家斯滕斯特鲁普教授、地质学家福希哈默尔教授（Professor Forchhammer）和考古学家沃索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勘察了这个科肯莫丁格——人们一直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对于历史调查是必要的。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所写的：“人们对这样的三巨头自然抱以厚望，而最乐观的希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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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伦·安诺生和他的跨学科团队一起，在贝丘内部和周围发掘，寻找房屋和墓葬。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认为，贝壳被堆放在“帐篷和小屋”周围，贝丘是“古代村落的遗址”，但安诺生没有找到这样的房屋。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本可以告诉他为什么。贝丘周围只建有简陋的棚屋，而且随着贝丘的扩大，棚屋存在的少量痕迹（支柱留下的洞）被新的贝壳层覆盖。但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没有看到墓地的迹象，他和瑟伦·安诺生一样，对死者被如何处置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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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埃尔特波尔人知道何地、何时和如何利用不同季节的不同动植物。冬天，他们前往日德兰半岛北端捕猎飞来丹麦沿岸的大天鹅，留下一堆被捕杀天鹅的骸骨和器物，今天那里被称作阿格松（Aggersund）遗址。[15]有人前往东海岸，来到一个位于浅湾沿岸附近，名叫瓦恩戈索（Vaengo Sø）的小岛。那里是捕获搁浅鲸鱼的完美地点。在秋季，也经常有人造访迪霍尔姆（Dyrholm）小岛。他们在那里捕捉浅水中丰富的鳗鱼，并用骨刀剥皮。[16]